一九四五年， 現代世界誕生的時刻：在終戰後的廢墟中，如何重新想像未來？

作者：陳思宇（台灣大學歷史學博士，「內容力」營運企劃長）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規模與戰爭型態，不但改變了傳統軍事衝突的各項原理原則，同時改變了人們對歷史未來發展的想像，甚至形塑了世界的新面貌：

二戰是各國根據「總體戰（Total War）」理論，集中一切力量進行的戰爭，目標是在摧毀敵方任何的抵抗，達成全面勝利。一戰期間，各國雖已具備總體戰爭的觀念，但在實際作戰上，仍有前線作戰與後方的區別，戰爭造成的人身傷害，仍以參戰的軍人為主。二戰時期，各國的作戰能力與武裝技術早已突破地理障礙，尤其針對城市居民進行大規模的空中轟炸，更使得前線與後方的區別失去意義，真正進入全面戰爭的狀態。參戰各國在「總體戰」的驅策下，投入一切人力、物力，以及各種學科知識與專業技術，進行戰爭動員，因此，一方面，國家以各種強制手段介入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導致民眾在精神與物質上遭受的控制與動員壓力，達到前所未見的高峰；另一方面，大規模的資源投入，在戰爭經濟與各種創新科技方面都激發出驚人的成長能量，造成前所未見的毀滅性破壞。

當美國在廣島、長崎投下以舉國之力打造的原子彈時，這個結合高度知識與技術的科技結晶，便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具體象徵，領導研發原子彈的羅伯特・歐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親眼見到原爆的威力時，不禁發出如下宗教式的感慨：

如果有一千個太陽

綻放出漫天的奇光異彩

這正有如那獨一無二的偉大神靈的光彩……

現在，我成了死神，我是所有世界的毀滅者。

此種前所未見的新形態武器，除終結了戰爭，也證明人類社會具備的強大力量，已經能夠改變甚至毀滅這個世界，而當人類擁有這樣的能力時，歷史斷不可能再回轉到過去，但未來將走向何方呢？

正是上述二戰的特殊形態，導致戰爭結束時，出現了伊恩・布魯瑪（ Ian Buruma）在本書中描寫的「零年（Year Zero）」狀態。我們或許可以透過以下的思路，理解作者在本書中提的「零年」概念﹔首先，「零年」是用來形容十九世紀以來由歐洲擴及全球的現代化發展，在遭受戰爭破壞後，呈現出的焦土景象。終戰並未瞬間帶來和平與光明，而是一片混沌與不安，人們必須在廢墟中尋找未來，這是如同創世初始的荒蕪圖像。其次，「零年」也代表當時人們對於歷史未來發展的思考與想像，雖然人類在歷經災難後的慣有態度，都是傾向一切能恢復舊觀，藉由重建過去以面對未來。然而，二戰帶來的衝突與破壞，使多數人們在客觀上都已認知到，試圖重建戰前秩序已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一切必須歸零開始，從廢墟中建立新生活。

而許多經歷戰禍折磨的人們，更是在主觀上抱持「絕不讓歷史重演」的情緒，進而採取各種行動：一方面，由於納粹與法西斯主義都已失敗，多數舊政權的合法性也面臨破產，殖民地則獲得了獨立的機會，終戰帶來的種種變化都鼓勵眾人應該推倒一切徹底重來，並且深信人類必能依據他們手上握有的真理，在戰火餘燼中建立一個嶄新美好的世界，「零年」就是新歷史的起點；另方面，在人類擁有相互報復甚至毀滅這個世界的能力之際，原有的秩序架構勢必無法規範潛在衝突，許多人雖然對未來懷抱理想，卻也充滿恐懼與不安，因而希望著手建立一個全新的世界秩序，確保集體安全，避免重演過去的歷史。然而，如何跨出第一步、攜手疊起第一塊磚瓦，卻是晦暗不明。

本書作者伊恩・布魯瑪，是位專攻東亞歷史與文化的荷蘭籍史學家與著名作者，由於他能夠掌握多種語言，而且擅長比較研究，因此許多作品都能採取比較方法，並且具有寬廣的全球視野。作者並未企圖以一個情節完整的宏觀歷史敘事，論證「現代世界為何誕生於一九四五年」，反而是透過類似紀實報導的手法，引用許多普通人在當時的生活紀錄（其中也包括作者本人的父母親），勾勒出當時的種種歷史現象或歷史過程，經由作者細心的裁剪，每個概念章節都可以獨立閱讀，但串聯起來，卻能給予讀者相當鮮明的「零年」歷史圖像，並有親臨現場的感受。因此，有別於一般概念化、簡單化的歷史著作，作者企圖藉由細緻展示人們在「零年」這一年中各式各樣的生活樣態，以及他們必須克服的歷史困境，讓我們得以透過一般人的生命經驗與眼光，看到現代世界是如何誕生於一個滿目瘡痍的廢墟，而當時又是何種滿懷希望的年代。

當然，作者的寫作目標並不僅止於紀錄一九四五年的各種歷史現象，如同本書的副標題：現代世界的夢想與夢碎之路，他也更進一步說明在現代世界誕生的關鍵時刻，歷史出現的何種變化？並且朝向何種方向發展？

作者認為，二戰終結雖代表以美蘇為主的同盟國陣營獲得勝利，但勝負雙方除在瞬間由戰時的高壓控制與動員中解放，同時也陷入耗盡一切力量的虛脫狀態，因此完全崩解的社會秩序、勝者對敗者（甚至是敗者對敗者）間所採取的報復行動、難以容忍的飢餓狀態、大規模遷徙的難民，以及各地紛起的動亂與鬥爭，不但成為人們生活的客觀條件，也是各國政府必須克服的困局；另方面，人們雖然滿懷「絕不讓歷史重演」的決心，希望能克服混亂的局勢，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然而，在具體行動上卻總受限於大國政治的現實考量、對於未來充滿恐懼的安全需求，以及意識形態的思維框架等因素，因此並難以綜覽全局，擘劃完整的藍圖。

簡言之，人們在「零年」當時採取的各種行動，實際上受制於「強烈期待」與「恐懼不安」的雙重結構，因此雖然克服了眼前的混亂局面，但卻一步步走向另一場意識形態鬥爭的「冷戰（Cold War）」，最終形塑了歷史發展的走向，以及現代世界的面貌。

因此，在伊恩・布魯瑪筆下，誕生於「零年」的現代世界，便是以「冷戰」對立結構為基礎的世界秩序，這是一個基於強烈意識形態而形成的對抗局面，美國與蘇聯為首的兩大陣營都自信本身擁有戰勝對手、改變世界的真理與實力，但卻又陷入雙方一旦擦槍走火便可能相互毀滅的深刻恐懼當中，但「冷戰」並非歷史發展的必然軌跡，而是人們在「零年狀態」下，透過一次次行動，創造出「冷戰」與現代世界。

最終，作者拋給我們一個更為弔詭的歷史命題︰歷史上最大最殘酷的「戰爭」真的結束於一九四五年？或是人類雖然滿懷「決不讓歷史重演」的決心，但卻難以克服意識形態、國家利益與安全恐懼的限制，最後創造出另一種規模更大、歷時更久，並且更深刻影響社會各個層面的新型「戰爭」？無論答案為何，「零年」──一九四五年，確實是一個新時代的起點，並且創造了我們生活的當代世界。

本文摘自紅桌文化《零年：1945年，現代世界的夢想與夢碎之路》

本書從人性出發，
探討戰後的解放情節、性慾、食慾與復仇慾；
接著轉到範圍更大的國際關係，
討論歐洲福利國家、聯合國、美式民主、
日本和平主義、歐盟等制度與組織如何興起。

而在世界的另一頭，
俄羅斯與東歐共產獨裁、中國共產黨崛起、
中國國民黨為什麼節節落敗、美蘇冷戰等，
又是如何在各種衝突與妥協下，
牽動著各國人民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