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江：石黑一雄筆下四個孤兒的故事——When We Were Orphans

「英籍日裔」、「移民作家」諸如此類的標籤往往被貼在小說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身上。這位新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也許只有名字和外貌像日本人吧。他常常戴著一副窄框金屬框眼鏡，眼神好像有種典型英國男人對身邊事物的敏感。石黑一雄出生於一九五四年，五歲隨父親移民英國，二十多歲開始用英文寫作，直到今年獲頒諾貝爾文學獎已經發表了七部長篇小說。

許多移民都會回到闊別多年的母國一看，石黑一雄也不例外。他一直到三十歲才重返日本，那時他的寫作生涯才剛剛起步。移民回鄉的舉動往往會被浪漫化，被解釋成一種本質化的尋根之旅。他卻倖免於此難，一九八〇年代，他最初兩部小說《群山淡景》（ A Pale View of Hills）和《浮世畫家》（ 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都寫到了日本，但是他在訪問中承認那都是虛構的產物。

石黑一雄在八十年代末發表第三部小說《長日將盡》（The Remains of the Day）贏得布克獎，數年後還改編成同名電影，而這部更加成功的小說並沒有日本的痕跡，完全是一部英國小說。小說把英國貴族和平民生活的細節描寫得如此具體和細膩，讓人想起英國現實主義小說家狄更斯的筆法。在整個九十年代，他只發表了一部長篇小說，The Unconsoled，五百多頁的小說只寫主人公的三天生活，讀者只得跟着主人公的記憶一直夢囈、浮沉和失控到小說結尾。這本小說的後現代主義色彩已經不能再明顯了，用詞語氣等語言方面的特色是英式無疑，但在結構風格方面則更接近美國的後現代小說。

從石黑一雄前四部小說的基本特徵來看，他在探索屬於自己的小說聲音，這種聲音必然有別於英國作家，自然也有別於日本作家。

二〇〇〇年，他發表了第五部小說 When We Were Orphans。這本小說的中譯本有兩個，都在二〇〇二年出版，一是內地譯林出版社的《上海孤兒》（陳小慰譯），二是台灣大塊文化的《我輩孤雛》（林為正譯）。中譯書名往往會影響讀者進入小說的角度。可是，印象中小說講到幾位孤兒並非都在上海，此外，「孤雛」這種隱喻也太煽情了，而主人公總體上是比較理性的男人。於是，我就決定把這本小說的英文版再看一次。

有書評家認為它是石黑一雄寫得最差的小說，正如他們也曾批評 The Unconsoled 創造了壞小說的新境界，這種批評的聲音某種程度上蒙蔽了讀者。When We Were Orphans 其缺點固然明顯，但仍不失為一部優秀的小說。

When We Were Orphans 講述四位孤兒的故事。主人公英國人克里斯托弗・班克斯出生於上海租界。他的父親在鴉片煙貿易公司任職，母親則組織反鴉片煙運動。年幼時父母相繼失蹤，他回到英國跟隨阿姨生活。長大後他成為倫敦著名的偵探，終生最大的案件就是回到上海尋找失蹤了十八年的父母。在這種執念的驅使下，他在二戰爆發時毅然前往上海。

莎拉・賀明絲在英國出生，混跡倫敦上流社會各種交際活動，心機算盡要嫁一個「偉大的男人」，同時又和克里斯托弗維持着曖昧的關係。後來她嫁給了一位年邁的瑟素爵士，並伴隨爵士前往上海。莎拉在租界重遇克里斯托弗，便想逃離這段以笑掩淚的婚姻，謀劃和克里斯托弗私奔去澳門。克里斯托弗本已答應，但在最後一秒只留給莎拉一個親吻，然後折返留在上海繼續尋找父母。

第三位孤兒是詹妮弗。克里斯托弗還在倫敦時就收養了她，二人在倫敦生活漸漸產生了父女般的情感。後來因為克里斯托弗要去上海，便送詹妮弗去讀寄宿學校。可以說，克里斯托弗、莎拉、詹妮弗都是少時失去父母，都是普遍意義上的孤兒，但是說阿亮是孤兒只能是隱喻層面的。阿亮是日本人，他和克里斯托弗都出生在上海租界，是鄰居髮小。他曾滿懷期待地去日本讀書，但是完全找不到歸屬感，只得回上海租界生活。

小說有數處難以置信的地方。克里斯托弗離開莎拉，執意相信父母十八年來一直被綁架在同一間屋子裏，於是穿越廢墟般的閘北戰場去尋找這間屋子。他在途中遇到低級中國軍官，他們的英文竟然出奇地流利，前方戰事吃緊，還不忙幫助國際友人尋親，帶克里斯托弗深入戰場。

在戰場中他在中國平民手上救下一位受傷的日本士兵，並且相信這位士兵就是他的髮小阿亮，而小說則從未確定這個人就是阿亮。如果他真是阿亮，那麼二人的對話就意味深長了。克里斯托弗在倫敦生活了那麼多年，但從未把它當成自己的家，他覺得真正的家是上海租界。

阿亮告訴他，租界已經危在旦夕了，他們只得懷鄉：「當我們懷鄉，我們就記得，記得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它比我們長大後發現的世界更美好。我們記得，也希望美好的世界再次出現。」這一句話就是這部小說對「孤兒」的定義，這一句話就是克里斯托弗一生的寫照，為了讓「美好的世界再次出現」，為了找到歸屬感，為了找到新的家，他必須記得過去，挖掘埋藏在過去的真相。

石黑一雄似乎故意沒有選擇任何平淡的手法來處理克里斯托弗的執念，而是通過特別誇張（hyperbole）的手法來表達。莎拉給克里斯托弗的一封信精確地解釋了孤兒對家的執念：「我們的命運就是作為孤兒去面對世界，連年追尋消失的父母的影子。除了盡力完成我們的使命，我們別無選擇。在完成使命之前，我們的內心都得不到平靜。」於是，克里斯托弗在戰場上一路堅持，超乎常理地排除萬難，才終於找到了那間屋子，當然已經人去樓空了。

小說的高潮是克里斯托弗得知父母失蹤的真相。當年他的叔叔菲利普出賣了共產黨，成為國民黨間諜，代號「黃蛇」。菲利普向克里斯托弗說出當年他父母失蹤的真相：父親當年有了婚外情，跟另一個女人走了，不久後去世。母親則被軍閥王酷搶走了，被迫當了王酷的小妾，受盡各種凌辱，只為王酷可以繼續資助克里斯托弗在倫敦接受教育並繼續在當地上流社會中生活。

讀到這裏，已經不難看出這本小說很受狄更斯《遠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的影響。兩位小說家都是通過孤兒的回憶左右穿插地敍述情節，兩本小說有四分之三的篇幅是漫長的鋪墊，到了最後才發現供養者的真實身份。如果前四分之三的敍述速度像踏單車，那麼後四分之一的敍述速度就像乘火箭了，把小說前面所有的千頭萬緒都連接了起來。支持著光鮮上流社會生活的，都是身在其中卻渾然不覺的罪惡。

When We Were Orphans 在這方面比 Great Expectations 更加複雜一些，前者還有主人公渾然不覺的母愛。也許就是因為這份母愛，克里斯托弗才不至於和 Great Expectations 裏的皮普那樣，知道真相後連世界觀都改變了，最後更悲劇收場。

相較之下，克里斯托弗的結局是美滿的。When We Were Orphans 到了結尾，二次大戰已經結束了，克里斯托弗在詹妮弗的陪同下，來到了香港的老人院找到了自己的母親，而此時母親的精神已然恍惚，認不出他來了，只記得他的小名 Puffin。找到自己失蹤多年的母親，克里斯托弗終於解除了執念，內心也得到了平靜。詹妮弗提出照顧他終老的時候，無論在鄉野還是在倫敦，他終於都找到了家的感覺。

讀 When We Were Orphans 的英文版，讓人敬佩的是石黑一雄對英文這門語言的把握能力。可以用片語動詞的地方，他通常會故意使用單個的多音節動詞，因此讀起來感覺敍述者彬彬有禮，謹慎小心。同時，這也是中譯難以解決的難題。許多朋友讀石黑一雄的小說中譯，覺得他和一般英國小說家寫的語言差不多，只是因為中譯無法具體表現英文片語動詞本身的靈活，以及英文多音節動詞應有的謹慎。

有很多英國書評家又認為這是石黑一雄的弱點，他們認為他是移民作家，因此對英文這門語言的把握並不到位。但是他們忽略了兩點：其一，敍述者就是小說的主人公，他的身世是孤兒，職業是偵探，謹慎小心既是生存需要，也是職業要求；其二，這種語言正是移民不可磨滅的文化身份。

石黑一雄和薩爾曼・拉什迪一樣，移民作家都是「被翻譯的人」，他們的語言有種無法被處境文化完全同化的特質，而這種特質保證移民文化作為一種糅雜文化的存活，也導致他們的語言必然有別於純粹來自處境文化的語言。正是因為這種糅雜的特質，石黑一雄才能將克里斯托弗較為理性的敍述轉化成強大的情感力量。

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石黑一雄的小說早已成為文化翻譯的經典，現在他的小說更是文化翻譯的最強音了。

本文轉載自《明報》「明藝（2017 年 11 月 13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