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西與法蘭西學術院──四百年的共和之路(下)

作者:吳宗遠(巴黎第八大學博士生候選人,《塞納河畔第二十九號座席:法蘭西學術院與法國四百年史》譯者)
上篇由此去:法蘭西與法蘭西學術院──四百年的共和之路(上)

從帝國主義到博愛

法國在歐陸爭霸中落敗,使得甫成立的法蘭西第三共和,被迫要經營殖民地與外交,來獲得鬥爭的資本。此舉讓法國與千百年以來的老親戚,也是老敵人的大英帝國,正式在境外衝突起來。帝國主義理應與共和主義水火不容,在此時卻珠胎暗結。殖民的行徑,反倒被某些共和主義者視為向外尋找出路,作為共和的續命符。以法語為代表的文化也隨著軍隊商隊的腳步,加速傳播至法屬的非洲、亞洲與美洲殖民地。

然而體質孱弱的法國,卻因殖民政策收到了反效果,不但鮮少在海外殖民地中獲利,也為未來國家內複雜的多民族衝突埋下了遠因。自認優越的共和主義,反倒成了文化霸權,危害著殖民地的固有文化,抹煞當地的特殊性。在本書中第十五世〈榮獲「全法最受侮辱」的人──外交家加布里列・安諾托〉,從安諾托(Gabriel Hanotaux, 1853-1944)的描述中,我們可以從不同觀點了解,以往我們未深究的法國殖民霸權的不得不然,以及其失敗的原因。

文化霸權亦源自法國傳統的教權。法國作為老牌的天主教國家,教會的勢力早已盤根錯節地埋藏在各個層面,甚至居於領導地位。如學術院的創辦人黎胥留主教(cardinal de Richelieu, 1585-1642),輔佐路易十四的馬薩林主教(cardinal Mazarin, 1602-1661)。政教不分的傳統,不僅顯得過時,更有形、無形地壓迫著信仰自由。博愛,雖然是天主教的信條之一,卻總是被狹窄地解釋、有條件地實踐。法蘭西學術院,自然不可能在這樣交雜文化、宗教與歷史的事件中缺席。

向教權開第一槍的,是學術院的歷史學家厄尼斯・赫農。前述的生理學家克勞德・伯納,也從醫療科學的角度,重新檢視靈魂與肉體的關係。宗教不再是獨斷而不容質疑的,其影響力逐漸在政治上淡出。這是世俗主義的勝利,也帶給宗教一次自我革新的機會,從唯我獨尊,逐漸發展成兼容並蓄。法蘭西民族,帶著驕傲走進了二十世紀,歷經兩次大戰洗禮,褪去錦衣華服,開始向異教徒、非白種人敞開大門。

安德烈・齊格菲,第二十九號座席第十六世主人。(Source:Wikipedia

名滿天下的演說家,同時也是第二十九號座席第十六世主人的安德烈・齊格菲(André Siegfried, 1875-1959)認為,法國自始至終,就不是一個民族國家。法國原先是高盧人與羅馬人的後代所居之地,接下來法蘭克人入侵,爾後又有維京人,早已不符合單一民族的定義。居民因地區認同,自然而然演變成今日的「法國人」,而非透過語言或者血統。(請見本書第十六世〈讓全世界都前來聆聽的人──社會學家安德烈・齊格菲〉)然而齊格菲院士沒有預料到,一戰前後開始移居法蘭西的華人,以及從殖民地回流的穆斯林與非裔移民,也來到這塊土地落腳。既然歐洲的各式民族,可以因為認同成為法國人,那麼為何穆斯林、黃種人與黑種人不行呢?

「何謂法蘭西?」,從來就不是一個血統與種族的問題,這個問題的答案,也從最早的文化語言認同,過渡到政治理念,甚或思想精神的認同,也因為世俗主義的興起,使得象徵法蘭西的藍、白、紅的三色旗幟,真正保證了自由、平等,彰顯跨族群的價值。

然而,這就是所謂的博愛了嗎?對帝國主義做出深切而徹底的反省的,正是大名鼎鼎的人類學家,同時是第二十九號座席的前任主人,克勞德・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在本書的第十八世〈珍惜脆弱文化的人──人類學家克勞德・李維史陀〉,詳細記載他如何犀利地批判,相對於美國,法蘭西仍不能藉著殖民主義的退潮,全然敞開胸懷,接受從殖民地回流的伊斯蘭文明的全面衝擊。來自舊時代的宗教隔閡,依然陰魂不散地,抗拒著這在宗教與文化,甚至政治上最大的「他者」。

李維史陀精準預言了法國現今日漸加劇的民族衝突,以及層出不窮、不斷變化繁衍的恐怖主義。法蘭西學術院,或許已經從皇家學術機構,演變為一個毫無政治色彩的純文化組織,卻仍在歷史的浪潮中,同時扮演著學者、先知、批判者的角色。或許從現今四十個席位的院士組成可見一斑──華人(知名漢學家程抱一先生,現居第三十四號座席)、非裔、中東族裔、與歐洲其他移民的優秀院士,並肩同坐,儼然就是法國現狀的縮影。這即是對「博愛」一詞的最佳詮釋:院士們既是弟兄,更是繼承法蘭西文明系譜中的一分子。這個系譜織就的巨大「家族」,不靠血脈繁衍,亦不靠民族情感,而是藉由一份純粹的,對於共和精神的遵奉。(李維史陀曾在其接任致辭中,親口談及這張「半虛擬的系譜」,請見本書第十八世〈珍惜脆弱文化的人──人類學家克勞德・李維史陀〉)

李維史陀。(Source:https://goo.gl/FXqfaK)

結語:馬克宏的共和

總統大選終於結束,馬克宏所代表的中道路線,擊敗了強調單一文化調性,與民族強大的極右陣營,也代表多數法國人心中的共和精神。不是「法蘭西獨我的共和精神」,而是更加普世、溫和的共榮共生之路。緊接著又在一個月後,馬克宏新成立的「共和國前進黨」(La République en marche),在國民議會選舉中獲得絕對多數,法國人民給予了新總統絕對的信任。

這場選舉中,法蘭西學術院依然站在風口浪尖。院士們公開表達批判所有候選人,認為法語,這個法國人表達所思所想的首要工具,卻在彼此攻訐的辯論會中淪喪,失去其文化內涵與邏輯,並訝異著為何候選人們都對此都麻木不仁。同樣的,學術院也批判巴黎申請二〇二四奧運舉辦權的標語「Made for Sharing」。認為法語身為奧運的創始官方語言,宗主國卻寧棄之,而選用一句類似披薩店的英語廣告詞替代。

學術院似乎回到了最為保守的語言本行,實則正在替法國主體性把關。面對全球化危機、難民湧入與恐怖主義,法國人需要的,或許不是更加排外孤立的政策,而是堅守法語所代表的,這個歷經四百年的千錘百鍊的共和精神。畢竟法蘭西共和國的發展,從未順風順水,所有珍貴的精神與制度,都是在內憂外患中逐漸打磨成型。

迎向挑戰,法蘭西共和國與法蘭西學術院依然堅毅而樂觀,並以自己的語言和文化為傲。

作者介紹:新竹市人,巴黎第八大學意義實踐與理論博士班博士候選人,國立中山大學哲學碩士,專長法國當代哲學。曾獲西灣文學獎現代詩首獎,與全國學生文學獎等文學獎項。合譯有《塞納河畔第二十九號座席:法蘭西學術院與法國四百年史》(商周出版,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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