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西迪:我想用藝術家的身分,對宗教狂熱主義做出某些回應

作者:費歐娜・馬德克斯(Fiona Maddocks)▎翻譯:葉炫伽
二〇一五年夏季,《兩年八個月又二十八夜》出版前,魯西迪於紐約接受《衛報》採訪,時逢「查理週刊事件」近半年後,魯西迪藉機談各地宗教極端主義之活躍、談言論創作自由,也自剖新書,以及作家生活之真實樣貌。文章原載於《衛報》,文中小標為台灣編輯所加。

紐約中央公園附近一座大樓的第二十一層樓中,藏有一間人稱文學聖堂的「懷利經紀」(Wylie Agency)。懷利經紀因商業戰略的運用,在業界素有「胡狼」之稱。安德魯・懷利(Andrew Wylie)手上還在世的客戶名單星光熠熠,包括馬汀・艾米斯、戴夫・艾格斯,以及米蘭・昆德拉;已逝客戶名單也毫不遜色──諾曼・梅勒、約翰・厄普戴克,以及索爾・貝婁。

大門電子鎖開啟後,辦公室裡氣氛靜肅,我輕聲告知來意:我跟薩爾曼・魯西迪──也就是貴公司手上最耀眼的明星客戶──有約。前檯一臉狐疑問道:「薩爾曼?你是說薩爾曼・魯西迪嗎?」無人做出特殊反應。這不過是又一次關於某本新書出版的尋常訪問。在這個文學與商業持續碰撞的實驗室中,所有工作如常進行,不受干擾。

不久之後,魯西迪準時現身,破除魔咒。他態度和藹親切,顯然是個熱情的人。這一切發生在仲夏的曼哈頓,魯西迪簡單身著一件條紋亞麻襯衫、一條棉褲、一雙白襪,以及一雙運動鞋,彷彿想避免看起來太過時尚,雖然他那一身皺還是十足教人玩味。早在他還隱居倫敦、躲避何梅尼的追殺令時(肇因於魯西迪一九八八年出版的《魔鬼詩篇》),我們就見過面了。當時魯西迪日夜受警衛保護,出入均由防彈車接送,十五年前他才移居紐約。此時,魯西迪的第十二部小說《兩年八個月又二十八夜》即將出版。

薩爾曼・魯西迪(Photo by Michał Kobyliński, via Wikipedia)

《兩年八個月又二十八夜》仍見大師招牌手筆

兩年八個月又二十八夜》背景設定於紐約的近未來,故事與一位雙腳離地飄浮、名叫傑若尼莫的園丁和精靈公主杜妮雅有關。根據這部小說,這些前伊斯蘭時代傳說中的生靈們「……並不以家庭生活著稱(但他們確實有性生活,一直都有)。」他們個個皆具有無道德、卑鄙、淫穢、渴望權力,以及無神信仰等特質。魯西迪笑著說:「除了無盡的性愛之外,這些特質我們人類幾乎都擁有,但性交不輟持續兩千年後,終究還是會感到乏味。」

這部新作網羅大量來自印度跟阿拉伯的古老傳說,如《一千零一夜》(The Arabian Nights)、《五卷書》(Panchatantra)等,魯西迪將這些材料全融入故事巴洛克式的繁雜敘事中。「這部作品的原始素材來自成千上萬陪伴我長大、讓我愛上閱讀的各種故事。同時也是我終其一生所馱負的文學包袱,現在,我終於有機會把這包袱放下,瞧瞧我讓裡面的故事竄進這個時空時,這世界將如何應對。」

魯西迪花了三年時間完成《兩年八個月又二十八夜》,這同時也是作者出版過的小說中篇幅相對較短的作品。《》故事縱跨了十二世紀哲學家伊本・魯希德(Ibn Rushd)的時代、現代紐約,和「仙境」(Fairyland),同時談及牛頓、亨利・福特、德蕾莎修女,以及──哈利・波特。「是的,我把這些元素全都塞進小說裡了!」魯西迪彷彿想刻意解釋,繼續說道:「這可能是我所有小說中最有趣的一部!就連安德魯・懷利本人試讀時都忍不住放聲大笑,要知道讓他大笑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由文學、宗教、奇幻文學、偽學術,以及邪淫文字所交織而成的《》,在《午夜之子》的讀者(與未竟的讀者)眼底看起來將顯得十分熟悉,這正是魯西迪的招牌手筆。隨意擷取新書中幾段堪為代表的段落,即可見一斑:

這意謂著,正如同伊本・魯希德的所有後代,無論是穆斯林、基督徒或無神論者後代,你身上也有精靈血緣。精靈的能量遠高於人類,而你們身上的精靈血緣又是如此強大,因此才能挺過那裡的異類超能量,因為你們也是異類。

「哇喔,」他一陣暈眩,失聲叫了出來。「一個深色皮膚的南亞小子生活在美國還不夠慘嗎?你還說我是他媽的小妖精咧。」

雖然體裁獨特,小說本質意外充滿良善。「是的,這部小說幾乎是由一系列的愛情故事所組合而成。」魯西迪同意道,悉心調整過的聲調裡流露一絲暖意。「在今天這種政治氛圍之下,想寫出充滿威脅、情節刺激的奇幻小說,不是一件難事。然而這也是為什麼寫這樣的小說並不有趣。所以我該怎麼做呢?我突然有個想法:人類的未來將比我們想像的還更要光明美好。」

當我們談到「魔幻寫實」,人們只見「魔幻」二字

》的楔子擷自哥雅版畫《狂想錄》(Los Caprichos)上的文字:理性沉睡,召來群魔El sueño de la razón produce monstruos)。「我認為這部小說的宗旨在於探討理性以及非理性。你不能很簡化地說,理性是好的、欠缺理性是不好的。想像和夢不正是非理性的產物嗎?理性與奇想撞擊,足以產生奇蹟,但如果兩者被強硬分割開來,就會招致群魔。我認為,現今的人類紛紛開始感受到,過去他們所熟悉的規矩已經不再通用。」

魯西迪指的是道德、美德的衰敗?或是安全、戰爭、科技議題?「我指的是我們思考事情的方式和角度。對於這世界的組成和運作方式,我們各有各的理解。突然之間,我們經歷了大大小小的事情發生──如美國女作家、政治運動家葛瑞絲・沛里(Grace Paley)筆下的『最後一分鐘的鉅變』(Enormous Changes at the Last Minute)──科技的驟變、政治的動盪、冷戰終結、宗教極端主義興起、電子通訊為世界帶來的改變。我認為,許多人因此會突然感到些許失落。」

「我認為」(I think)是魯西迪的慣用語。他談話時深受敘事功力和歷史素養的影響,所有句子如同文字書寫般流暢,不時出現補充訊息的括號和子句。「我當時思考,我應該如何創造出一個舊規矩不再通用的世界?我先從一些基礎定律開始著手,比方說,地心引力。人類突然飛天這個想法實在不大有趣,有意思的是,如果他們飄浮僅止離地數公分。園丁傑若尼莫先生是我第一個創造出來的角色,這個無比熱愛土地的男人,卻突然間飄離地表,這正是這部小說有趣辛辣之處。事實上,我一開始甚至還無法決定他最終會不會再度回到地面。」

魔幻寫實經典《百年孤寂》的作者馬奎斯是影響魯西迪最鉅的小說家。「『魔幻寫實』這個詞最大的問題是,人們眼底只看到『魔幻』二字,」魯西迪警示道。「魔幻寫實真正的重點其實在於如何將奇幻跟現實交融於單一敘事。」魔幻寫實這技法有點惱人、機巧,比方說:主角為了逃脫災難,可以突然化身一隻麻雀,飛入空中。「創造虛構世界的要點在於維持內部邏輯的和諧,」魯西迪說:「你不能胡亂捏造出一個沒有邏輯的世界。如果任何事情都能發生,就沒有什麼是重要的了。」

在寫實之後重新找到虛構的動力

魯西迪上一部作品《約瑟夫・安東》(Joseph Anton)是一部篇幅長達六百頁的自傳──書名中的「約瑟夫・安東」正是魯西迪在躲避追殺令時所用的化名。這部自傳詳實描述一個一九四七年誕生的小男孩如何跟三個姊妹在某印度大都會的中產家庭度過童年,以及一九六一年移居英國拉格比(Rugby)就讀寄宿學校時所遭遇到的衝擊(學校牆上塗著「中東人滾回去!」的字樣)。

在書中也處處可見魯西迪對兩個兒子札法(Zafar,一九七九年生)和米蘭(Milan,一九九七年生)的愛,以及他分別與兩個孩子的母親,克拉瑞莎・盧亞德(Clarissa Luard)和伊莉莎白・威斯特(Elizabeth West)離婚後所感受到的傷痛與悔恨。魯西迪跟第二任妻子──作家玫麗安・威金斯(Marianne Wiggins),以及第四任妻子──模特兒兼電視主持人帕德瑪・拉克西米(Padma Lakshmi)的關係在書中只輕描淡寫帶過。在這部自傳當中,他使盡全力描述愛與親密在他過往的每段關係中如何逐漸衰敗。

魯西迪坦承,歷經數年摸索「盡可能清晰且正確的」陳述事實方式以後,他已感到疲累。「我覺得我在完成自傳當下,忽然變得厭倦訴說事實。是開始杜撰故事的時候了。情緒上,我開始往光譜的另個端點,也就是高度魔幻寫實接近。我很喜歡自己為了兒子們所寫的《哈倫與故事之海》(Haroun and the Sea of Stories)以及《盧卡與生命之火》(Luka and the Fire of Life)這兩本書,我想用同樣的材料再寫些什麼,但不是為了孩童,而是成人。」

以作家之筆回應宗教激情:宗教終將使人厭倦神

魯西迪不受全球追殺令的影響,無論本人或其筆下作品,都仍深受宗教與信念這雙重危險吸引。他曾經明言,宗教終究將使人厭倦神。而他自己真的如此相信嗎?「我是如此懷抱希望的,即便這話聽起來有點太過樂觀。以宗教為名的犯行正日漸積累中,終有一日人們會發現癥結點就在於宗教問題。我個人沒有宗教信仰這件事是公開的,但在小說中,宗教是衝突所在,因為它是一個觀點。另一個觀點是,這世界將有愈來愈多人投身宗教信仰。」

這股對宗教的熱情至今仍使魯西迪感到疑惑。「對一個成長於六〇年代的人而言,宗教再次掌權是難以想像的。這真令人挫敗。令我無法想像的倒不是人們對各種神祇的信仰,而是宗教再度主宰大眾的可能性,對我而言微乎其微。要是有人在一九六八年告訴我宗教於今世橫行的盛況,我一定會失聲而笑。」

魯西迪長久活在死亡威脅底下的經驗,隱約令大眾對他產生了某種期許:他似乎知曉所有答案。誠如作家馬汀・艾米斯所言:「魯西迪隱身成為大寫字母,遁入每份報紙的頭條版面。」

「我情願回到和書相關的版面就好,」魯西迪說:「這會是有點棘手的負擔,因為我還是有意圖探討的主題。另一方面,宗教狂熱主義的問題日趨重要,我們都必須深思之。至少,我可以用藝術家的身分以及自身的經驗,對宗教狂熱主義做出某些回應。」魯西迪將伊斯蘭教的復興視為「一種足以與狂妄西方力量對抗的權力敘事,而且讓沒有權力的個體感到似乎可以從中獲致某種程度的力氣。它果然有所助益,如果你剛好是個神經病,而且喜歡殺人的話。」

為什麼我們如此縱容宗教信仰?談「查理週刊」事件

魯西迪非常厭惡「伊斯蘭恐懼症」(Islamophobia)這個詞。宗教極端主義所衍生的問題不只存在於單一宗教或特定地區,事實上,這個議題所觸擊的面向比它表面顯現的更廣、更深。「就我認知而言,如果我不認同你的想法,我可以直言批評無妨;你有權利相信世界是平的,我也有權利說你是個笨蛋。然而,當你信仰上帝,我主張無神,我若批評你的信仰不值一提,這應當是合法的。我們到底為什麼非得如此縱容宗教信仰?想法或意見本當相互交流,而不是在彼此之間築起高牆,相互區隔。種族偏見又是另一個議題了,當然種族偏見本就不應存在,然而兩者不同的是:膚色是一種『事實』,而宗教信仰則是『個人意見』。對我來說,對任何意見表達反面意見應當是合法的,不該遭受任何污名。」

魯西迪更談到,過去二十五年間最教人震懾的事情,無疑是個人生命價值的貶值,「個人生命價值,正是人道主義傳統最珍視的東西。對許多人而言,個人生命變得廉價可拋。人們要不選擇信仰生命,要不視此生為『真實生命』輕如鴻毛的序曲,因而認為愈早抵達下一階段愈好。很不幸,這全是胡扯,很多人為了這種胡說八道而赴湯蹈火。歐洲許多國家的穆斯林社群現正飽受極右翼種族主義者的攻擊,這樣的困局實在應該儘早解決。

「但保護人們的性命並不代表你不能批評他們的想法,我們常常被這兩件事情混淆。許多人──包括那些批評《查理週刊》(Charlie Hebdo)的傢伙──認為質疑他人想法是不適切的,再加上穆斯林社群本就面臨的經濟窘境,批評他們,更讓你看起來像是在攻擊無助的人。這便是爭議所在,然而我不認為這種說法成立。」(編按:二〇一五年一月,法國巴黎媒體《查理週刊》總部遭受恐怖攻擊。)

二十六名作家聯名寫信抗議美國筆會(PEN)將言論自由勇氣獎(freedom of expression award)頒給《查理週刊》,後續又有六名作家退出筆會四月在紐約舉辦的年度晚宴,上述這兩件事情,在魯西迪心上留下深刻的傷口。「我並不是唯一一個置身『圍牆另一邊』的那個人,我認為有很多人和我一樣難過。我和伊恩・麥克尤恩(Ian McEwan)談過這件事情,他非常震驚。我同樣覺得震驚,沒想到有這麼多了不起的作家會挺身抗議美國筆會──朱諾特・狄亞斯(Junot Diaz)、彼得・凱里(Peter Carey)、喬伊斯・卡洛・奧茲(Joyce Carol Oates)、麥可・翁達傑(Michael Ondaadtje)等等。我花上一百萬年也想不透他們怎麼會站在爭議的彼端。我們都是三十年以上的好朋友了,無疑地,這事件讓我覺得很不舒服。」

理解力或好奇心的欠缺最令魯西迪感到苦惱。據他所知,有一名連署作家甚至從未閱讀過任何一期《查理週刊》。「我們總是被請求簽這個、簽那個。但就我看來,除非你真的確信你將挺身捍衛你所簽署的任何東西,否則還是不要輕易簽下你的大名。我只是認為,不公正地詆毀逝者是很糟糕的事,當你打算攻訐已經無法回擊的逝者之時,至少要把你手上的事實搞清楚。畢竟,他們只不過因為畫了些畫便慘遭殺戮。」

意料之外地,魯西迪對現任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頗有好感。「我承認我頗受現任教宗激勵,他有許多滿激進的想法,也不全然啦,比方說,教廷畢竟還是被愛爾蘭的同志權利和婚姻平權公投嚇壞了(編按:二〇一五年五月愛爾蘭公投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但和前一位教宗相較之下,現任教宗真是進步多了⋯⋯」

對於印度現正受到極右政黨濕婆神軍黨(Shiv Sena)支持而日漸茁壯的印度教意識(doctrinaire Hinduism),魯西迪難掩擔憂。「我不認為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party)像濕婆神軍黨那麼極端,但在許多訴求上,他們也開始變得更尖銳、更偏激。」

美國的基督教右翼同樣也令魯西迪搖頭直嘆。「這些人的問題在於,他們根本找不到夠極端的人選可以讓他們投下選票。小布希不夠極端,他們投票給他,又覺得他讓人失望透頂。小布希的確讓我們許多人都失望了,在不同層面上(笑)。」魯西迪苦笑著補充道:「我覺得很有趣的是,克里斯多福・希鈞斯(Christopher Hitchens)自從開始表達反對神的立場後,變得更受到歡迎。我一直認為,正是神把克里斯多福從右派黨眾中給拯救出來的──這些人怎麼可能會喜歡克里斯多福呢?他可是個無神論者。我真心認為神要為世上許多問題負責,這事實已經昭然若揭。」

工作、交際、生活──魯西迪的美國人生

除此之外,美國對魯西迪而言還意味著救贖與重逢。他許多老友,包括馬汀・艾米斯跟詩人記者詹姆士・芬頓(James Fenton)現在都住在紐約。「伊恩・麥克尤恩是唯一一個還沒搬來美國的傢伙,他離不開英國。馬汀來了,但奇怪的是,我卻不常跟他碰面。真是令人唏噓啊,我在紐約大部分的朋友反而都不是移民。」在紐約,沒人膽敢公然叫囂:「中東人給我滾回去!」因為大家都「來自其他地方」。如魯西迪在自傳中所言:「移民把自我的傳統根系都截斷了。」

魯西迪對於紐約有如下觀察:「這城市多采多姿的移民質地,是我覺得它特別迷人的地方。也正是因為這種質地,才有辦法孕育出這一波美國文學新浪潮。我們都知道,傳統美國文學深受歐洲文化、義大利文化、東歐猶太人移民文化等影響。忽然間,我們又多了許許多多來自孟加拉、越南、中國、阿富汗、多明尼加共和國等地的移民。」魯西迪提到的作家包括來自印度的鍾芭拉希莉(Jhumpa Lahiri)、來自越南的黎南(Nam Le)、來自中國的李翊雲(Yiyun Li),以及來自阿富汗的卡勒德・胡賽尼(Khaled Husseini)。

同樣出身印度的克諾夫出版社(Knopf)主編桑尼・梅塔(Sonny Mehta),在一九八七年從倫敦移居到紐約時,曾經對魯西迪這麼說過一番令他難忘的話:「對你我這種人來說,離開大英帝國是個再好不過的決定。」如今,魯西迪回憶這番話時說:「我們當初以為這只是個玩笑,甚至直到今天我仍然覺得這是個玩笑。但是,美國不也是脫離英國後才獨立建國的嗎?事實上我和英國生活也沒那麼疏遠,我最親密的家人都還住在英國,只不過我在這裡找到了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也許就是對的人找到了對的地方吧!」

魯西迪從紐約這座不眠之城盡情汲取他所需的能量。「要是你早上八點半忽然想打電話給《紐約客》,所有員工一定都已經進到辦公室了。如果晚上八點你再打一次電話,他們也都還在。」這無非是件好事,是吧?「是啊,我喜歡大家都努力工作的環境,這會讓我自己的工作變得簡單。如果你停止工作的話,你就會開始覺得自己是個傻瓜。」魯西迪和一般人一樣,在週間工作,中午則鮮少休息用餐。「我不是個能夠在早上五點起床的人,我想,馬汀比我早起許多──又或者他會利用早上寫作,中午過後再去打個網球。我不知道他是否還打網球。對他跟我來說,能夠正常運動的日子正逐漸減少了⋯⋯」魯西迪笑著說。魯西迪本人乒乓球打得不錯,在逃亡的那段時間,他常與朋友祕密約到安全的地方打球。

如果你只讀英國小報專欄的話,你大概會認為,魯西迪現在唯一從事的運動就是跟一個(或多個)漂亮的女孩跑趴。「你別聽他們亂寫,到底哪來這些派對?證據呢?我是個喜歡社交的人沒錯。但一個作家的生活就是你想像得到的作家生活,大部分時候你得花上好些時間在房內跟自己獨處,因為如果你不這麼做,就沒有書可以出版。而我寫了不少書,換言之,我花了相當多的時間在自己房裡寫作。過去不是這樣子的,現在之會有這些報導,大概全歸功於我剛來紐約時就跟一個美豔絕倫的女人交往。這我無能為力,它真的發生了。那時的我無比幸運。」

魯西迪跟帕德瑪・拉克希米於二〇〇七年離婚。魯西迪在回憶錄中提及,他曾經見過拉克希米特意為狗仔「擺 pose 並踮腳旋轉」,這樣的媒體窺探是他憤怒來源之一。「我生活過得並不放蕩,我外出的次數跟一般人差不多。但跟一般人不一樣的是,我只要一出門,就有人偷拍並爆料給《每日郵報》。這真的非常可悲。作家趁晚出門,到底有什麼了不起?每個人都有權去做任何他們想做的事。」

推特上的魯西迪

身為一個認真經營的推特用戶,魯西迪在推特上擁有一百零六萬個追蹤者(魯西迪推特自介:「這是大力水手卜派的不朽名言:我就是我,全然的我。」為什麼呢?因為魯西迪喜歡卜派。)關於推特的價值,魯西迪倒是沒有懷抱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推特最讓人無法安心的,是無所不在的匿名者們,也就是所謂的『網路小白』。匿名制度讓網路上這群人可以近乎瘋狂地粗魯待人。但你也知道,當你有新書出版的時候,能夠跟一百多萬個追蹤者說說話,其實不是件太糟糕的事。更何況這一百多萬個人是自願追蹤你帳號的。我覺得這是一種更直接與讀者對話的方式,比起透過⋯⋯」

比起透過記者嗎?

「比起透過記者,是的。推特給了你一枝麥克風,而我想說的可不只是『我剛出版了新書,大家都快去買吧。』」

是嗎?

「當然了!你在推特上可以直接表達所有想法。我已經準備好封鎖其他用戶了,他們頂多只能放肆一次,不可能縱容他們胡鬧第二次。」

他的推文有的非常有趣。有一次,一個尼泊爾的學生說:「先生,我無意冒犯您,但我的大學老師告訴我們你有一位比你年輕很多的非洲女友?」六十八歲的魯西迪回覆:「胡說,我的女友是南極人,而且比我老很多。希望這則回覆幫上你的忙。」

是新對象嗎?

「沒有什麼新對象。」

我可以這樣寫嗎?

「你當然可以寫。但這不代表以後就永遠不會有新對象。不過,說真的,這真的是他們在課堂上討論的內容嗎?」

這一次他沒有藉著括弧或停頓繼續補充訊息,就直接前往走廊去找「胡狼」懷利,長長的笑聲隨著他的步伐逐漸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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