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福爾摩沙:1921年,英屬殖民地官員眼中的日治臺灣

作者:蔡耀緯(《1921穿越福爾摩沙》譯者)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記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

──徐志摩,《偶然》(1926)

將近一世紀之後,重探一位西方旅人在日本殖民地臺灣的行蹤與見聞,心中浮現的竟是這首情詩。脈絡看似不太相干,情境卻是十分切合:途經臺灣的旅人與這個東亞島嶼的連結正如偶然投影、短暫交會之後即已各走各路,就連相逢的地點也一樣是在海上,縱然時間不一定是黑夜。

儘管如此,旅人與島嶼交會時互放的光亮,卻不容易輕易兩兩相忘。旅人對於島嶼的美麗富饒、原住民的淳樸熱情、外來殖民者的治理有方讚譽有加且印象深刻;但歷史學與人類學的訓練,以及身為日不落帝國的殖民地官員,在風土近似的地區累積的行政經驗,卻也讓他的凝視得以穿透官方行程的美輪美奐,洞察近代東亞民族西化的矛盾糾結、新興強權在既定世界秩序中的格格不入,以及日本殖民治理的弱點與不可告人之處,並援引自身經驗提出改進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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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華・歐文・魯特(Edward Owen Rutter, 1889-1944)的人生歷程不算漫長,其名聲或許也未足以在《大英百科全書》留下傳記,但他在二十世紀初卻同時具備了幾種身分,並且在這些身分上都獲得了一定的成就,可謂多采多姿。

他是一位皇家海軍預備役工程師的兒子,倫敦聖保祿公學(St. Paul School)畢業後,於  1910 年來到亞洲,加入英屬北婆羅洲特許公司,從見習生做起,逐步成為地方行政官、理民官;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他在 1915 年從軍,隨著威爾特郡團(Wiltshire Regiment)前往法國,而後在希臘薩羅尼加(Salonika)前線與保加利亞人作戰,1918 年再回到法國,參與西線戰場最後幾場戰役。

正是在薩羅尼加前線,官拜上尉的他開始運用史詩形式,以詼諧逗趣又帶著感傷的溫暖筆調,將自己和同袍在戰場上的生活體驗、見聞與思考,經由志願入伍,在法國和希臘作戰,最後負傷返國休假的上流社會青年蒂亞達塔(Tiadatha)這位主人翁所受到的歷練敘述出來,連載於部隊官兵發行的報紙《巴爾幹新聞》上而大受歡迎。

這些詩歌在戰後結集成書,1920 年在倫敦由湯瑪斯・費雪・昂溫(T. Fisher Unwin)出版《蒂亞達塔之歌》(The Song of Tiadatha),隨即成為暢銷書,它與續集《蒂亞達塔的旅程》(The Travel of Tiadatha)都在 1935 年再版。即使在相隔將近一世紀的今天,仍有文學研究者留意到這部暢銷一時,卻被戰爭文學的正典所忽視的作品,並呼籲重新正視、肯定其價值。

愛德華・歐文・魯特(Edward Owen Rutter, 1889-1944)。(Source:Wikipedia

一戰結束後,魯特以少校官階復員,在北婆羅洲踏查一年半後返國,同時在行遍世界各地的豐富旅遊經驗中,逐漸展現自己在歷史學、人類學方面的才華。他先後成為皇家地理學會、皇家人類學會會員,對英屬北婆羅洲的歷史、民間傳說、自然資源與原住民族都留下極具參考價值的著述。

除了走訪臺灣(福爾摩沙)的遊記,他也留下了波羅的海三國與西印度群島的旅行記,並為曾任砂勞越邦主私人秘書,一度改宗伊斯蘭教的政治冒險家麥布萊恩(Gerard MacBryan, 1902-1953)寫下朝覲麥加的旅行記。此外他還為大戰期間的英國軍需總監考文斯爵士(Sir John Cowans, 1862-1921)、當時的匈牙利攝政霍爾蒂元帥(Miklós Horthy, 1868-1957),以及專為英國王公貴族畫肖像的匈牙利裔畫家德・拉茲洛(Philip de László, 1869-1937)等當代名流寫作傳記,甚至也寫過科幻小說和童書,可謂著作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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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魯特在《1921 穿越福爾摩沙》造訪阿緱製糖所的章節中,即已清楚告知讀者,他們是在 1921 年 4 月造訪臺灣的。從魯特的紀錄之中還有至少兩處敘述,搭配《臺灣日日新報》的相關報導作為旁證,可以明確推定他行經臺灣的時間,是 1921 年 4 月 3 日到 11 日之間。不僅如此,魯特在訪臺行程尾聲登上角板山,與原住民見面並探訪部落一事,《臺灣日日新報》也有以下的報導:

英領北ボルネオ政廳附民官ルフター陸軍少佐は豫て來臺中の所,九日夫人同伴にて大溪管內角板山に入山,一泊の上,十日下山歸北の豫定なりと。

前文提及在一戰結束後,魯特一度返回北婆羅洲旅行踏查及經營種植園,為時一年半;1921 年這次途經臺灣、日本、美國,橫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返國行程,按照時間推算,應當正是在這一年半的事務告一段落之後,他的重要研究著作《英屬北婆羅洲》也在隔年出版。

魯特也明確表示,他之所以能得到機會,受邀在返國途中參訪風聞進步發達、卻不太向外國人開放的日本殖民地福爾摩沙,是由於北婆羅洲公司的同仁艾文(G.C. Irving)對於日本人移民北婆羅洲拓殖出力相助,日本當局因此在艾文返國時邀請他前往福爾摩沙參觀,隨後魯特表示有意參訪,艾文則幫忙向臺灣總督府寫介紹信,為他取得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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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討論魯特這部福爾摩沙遊記的研究者,都留意到了應總督府邀約「路過」臺灣的魯特夫婦,他們的行程是由日本殖民當局決定的,自高雄到基隆幾乎皆由外事課通譯越村長次全程隨從(只有前往淡水拜訪英國領事算自由活動),所見盡是日本殖民統治繁榮先進、教化成功的「前台」風光;但在感激日本官員殷勤招待之餘,英國人魯特也很清楚,自己最不喜歡的就是按部就班的觀光行程,他想要的是每天留下一兩個小時讓自己到處遊歷。

即使這樣的機會難得,他仍從自身的文化脈絡出發,對東道主精心準備的櫥窗做出自身的評價,並試圖深入「後台」,窺探臺灣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主人未提供觀賞的事物。因此他在赤崁樓和嘉義兩度不顧嚮導越村「照片會奪取靈魂害人早死」的制止,堅持拍攝臺灣人燈籠繪師和賣米小販的照片;從高雄到臺北都找不到值得購買的商品,甚至買不到巧克力,嚮導也只說「等到了東京再說」;隨後在參觀專賣局樟腦工場時要求參觀鴉片工場,遭到隨行的專賣局官員斷然拒絕,前往角板山時也被越村警告擅入蕃地可能會被砍下腦袋。

又由於魯特是來自先進殖民強權──大英帝國的前殖民地官員,曾在與臺灣環境近似的北婆羅洲服務,他對日本殖民臺灣成效的評價,也就不只是來自繁榮先進的表面印象,同時也從殖民地行政的實務面出發,與北婆羅洲乃至其他英國殖民地的經驗一再對照。

魯特在安平觀看製鹽,以及在臺北要求參觀鴉片工場卻不得其門而入時,對於專賣制度及鴉片管制政策都有一番討論,在他看來,儘管專賣制度違背市場自由原則,但在福爾摩沙卻行之有效,為殖民政府帶來建設所需的大筆資金(不過私人經營投資能否促進效率並減少政府損失,仍然值得討論),鴉片專賣制度更能在漸禁和管制吸食的同時為當局賺取盈利,臺灣的鴉片漸禁政策值得有多數華人居民的殖民地和保護國取法。

他也看出了日本竭盡全力經營臺灣的根本原因:這是日本第一個殖民地,能否成功經營動見觀瞻,當然要不惜成本予以開發,他以房東整修公寓比喻,認為只要資本充裕,一次性全面翻修當然比逐一修繕效益更大。他對臺北鐵道飯店親切周到的服務和經營方法,以及臺灣鐵道便利的行李託運機制也十分讚賞,以為值得英國效法。

日治時期總督府實行鴉片專賣制、管制吸食,須申請許可證才能吸食鴉片。(Source:https://goo.gl/DsnPCN)

他認為日本統治福爾摩沙唯一失敗之處,是無法有效統治原住民,從而無法運用「蕃地」的豐富資源,癥結在於日本人缺乏同理心,只將原住民視為障礙,試圖以武力壓制或強制教化(當越村在角板山部落以鏡頭讓人早死的迷信,暗示魯特多給合照的原住民金錢補償,魯特認為這種敲竹槓手法是在糟蹋原住民,讓他們淪為乞丐);他反對竹越與三郎提議的由政府授權特許公司開發蕃地,而是以自身作為殖民地官員與原住民互動的經驗,主張培訓幹練的地方行政官員,汲取英美各國殖民地的成功之道,以公正仁慈和權利保障贏得原住民信任,並且讓原住民保存語言和文化傳統、自行管理內部事務,認為如此統治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他強烈感受到英屬北婆羅洲經營四十年的規模,仍遠遠不及臺灣不到三十年的成效,因此發言歡迎日本人前往北婆羅洲墾殖,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看似躋身一等強國,其發展空間卻受限於既定的世界秩序格局、連移民都不受歐美各國歡迎的日本人看來,是很令人感動的(即使在日本與殖民亞洲的歐美強國地緣利益衝突逐漸表面化、從戰時的盟友關係逐漸分化之際,他也得將英日一旦開戰的前景納入歡迎日本移民前來的考慮);但在原住民治理的經驗上,他則主張日本向英屬北婆羅洲或馬來亞、美屬菲律賓取經。

北婆羅洲為1882年至1946年,由北婆羅洲特許公司控制的一個英屬保護領,於二次世界大戰之後(1946-1963)改稱「英屬北婆羅洲」,成為大英帝國殖民地。(Source:Wikipedia

魯特認為每個人「在內心深處都是文化保守主義者」,他對屬於日本傳統文化的事物──和服、房屋和旅館,或是(福爾摩沙人的)紙燈籠──都有著充滿異國情調的讚美與喜愛,即使他吃不慣日本食物;但對日本人穿西服、吃洋食、建造西洋式公共建築等師法西方的舉動,卻批判得毫不留情,認為俗惡至極、完全缺乏美感。

他從迎接的官員和旅館主人、經理、侍者感受到日本人的殷勤有禮,同時又帶著圓滑與複雜,福爾摩沙原住民則近似於他在北婆羅洲曾朝夕相處的原住民,即使語言不盡相通,也能用心交流、相處愉快,在他看來他們有如孩童。至於漢人,除了拍下照片的燈籠繪師和賣米小販,他在臺灣並未與他們直接接觸,其印象主要是來自歷史上的固守傳統又講究實用,以及從北婆羅洲和其他地方所知的清喉嚨和打飽嗝聲音;他最推崇的漢人是把荷蘭人逐出臺灣的國姓爺,清朝統治則充滿失序和落後。

對於當時殖民地人民正如火如荼進行的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魯特一方面同情福爾摩沙人與日本人地位不平等,在任官及政治權利上備受限制,甚至缺乏媒體發聲管道的處境,另一方面仍不免思及英國在一戰後面臨愛爾蘭以武裝鬥爭獨立成功、印度人民也開始以非暴力抗爭尋求獨立的挫折,儘管不同意日本對請願設置議會的福爾摩沙人在政治、經濟上施加報復,但又認為這勝過英國對待「愛爾蘭暴徒和印度煽動者」的缺乏作為。

以上這些歐洲旅人眼中對於殖民地印象、開發與統治政策,以及不同族群性格的見聞歸納,在今日去殖民的時空之下,當然有不少值得分析和批判之處。不論是從旅遊型態、觀看文化與形象塑造的角度,或是從歐美人士的東方主義如何凝視與理解異國,如何為「他者」設定階序以展現自身文明的角度,目前都已累積了一些研究成果。

自今而後,對於統治方針逐漸走向內地延長主義、地方行政改制為五州二廳,被殖民者的民族自決也漸露頭角的 1920 年代殖民地臺灣眾生相,乃至於日本統治下的臺灣與周邊其他殖民地、與世界局勢的互動關係,這部遊記想必仍有不少可供參考之處。

本書摘自遠足文化《1921穿越福爾摩沙》,原標題:交會時互放的光亮──歐文.魯特和他的《1921年穿越福爾摩沙》: 西方老牌殖民帝國管理者與考察者的目光, 來到了東方新興強權苦心經營的模範殖民地, 雙方在美麗之島交會,究竟擦出了怎樣的火花? 又是怎樣的洞察,得以穿透展示櫥窗, 為1920年代的東亞島嶼留下繁麗而生動有趣的畫像? 在近一個世紀後重讀這本遊記, 縱使物換星移,仍宛如親臨現場般令人回味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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