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全球為名的史家技藝──2016 年十本重要的歷史研究著作

在本文正式開始前,必須先說明此次選書的構想。近年來書市警訊不斷,出版業頗有告急之感。然而 2016 年實是好書迭出的景況,編輯部咸認為即使大環境不佳,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重磅佳作真是目不暇給。 我們自 2014 年以降,年年精選十大好書。篩檢出一份書目並不容易,尤其是在出版業繳出精彩成績單的2016 年。我們很容易透過書店、新媒體,尋覓出數份「好書」清單,當然因著每位編輯關心的議題,以及平台的立場不同,納入哪些著作,各有考量。

分門別類,依次排序說明是一種方式,優點是一目了然,快速簡便。 相形之下,本次說書選出的十大好書,更接近一篇故事,闡述十本書的故事,也探詢書中的世界。我們儘量照合兩條主線:全球史與日本史,嘗試從全球交錯的視野出發,討論政治軍事、科學技術、地緣政治、後殖民主義。筆者深信,沒有一份完整且完美的書單,這份目錄毋寧是一份閱讀的招待。現在,讓我們一起讀一篇故事,回想 2016 年的十本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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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覓世界上的各種「關聯」,並賦予意義,是歷史學家的職志。衡量的尺度從國家、鄉鎮、家庭,直抵人與物,史家試圖釐清各種聯繫,闡明地球上的一切如何彼此相關,緊密連結。這份執念不是人文學者的專利,早在現代史學獨立分科前,一位名叫亞歷山大.馮.洪保德(Friedrich Wilhelm Heinrich 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的德國人,著迷於世間一切奧秘,日夜苦思所見所聞,他想要「丈量宇宙」,解開謎團。

博物學家的自然創世紀:亞歷山大・馮・洪堡德用旅行與科學丈量世界,重新定義自然》可以說是一本紀實文學,也得以視為科學普及類的著作。作者安德列雅・沃爾芙(Andrea Wulf)細心考究洪堡德的著作,其謹慎小心可從「作者說明」的用心體察。作者何以耗費如此精力於這位博學之士身上?最重要的原因是,洪堡德的故事已然漸漸遠離今人的視界;我們可能熟知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卻不知道他受洪堡德影響,才毅然走上小獵犬號(HMS Beagle)。

洪堡德被譽為第二個哥倫布,他費時五年,不顧險阻,親歷中南美洲;最終帶回六萬件植物標本,當時已知物種僅有二千種;可以說他以一己之力,推進科學發展。他對世界的熱情令人動容,一般人會記得他發明等溫線、結合科學與文學,有推廣科普之功,但我們不應忘卻他追逐知識的狂熱。洪堡德為了測試動物的神經是否含有電流,用解剖刀劃開自己的手臂和軀幹,然後用化學藥劑、電器儀器通電。他自豪地說,雖然很痛,但一切進展「好極了」。

洪堡德身處的十八世紀,世界正在改變,人類利用新科技與新醫學,嘗試馴服知識。避雷針、蒸汽機,以及首次國際性的科學合作,就像是全球化的前生。事實上,就連那把解剖刀也是有故事的。在洪堡德的時代,外科正努力擺脫內科的掌握,獨立自主。外科本不受主流的內科醫師尊重,這從外科手術者與理髮師的同盟關係,即可略窺社會地位不如內科之一豹。

理查.巴奈特(Richard Barnett)意欲描繪的景象,即是外科如何打造純屬外科醫學的知識體系。在《手術劇場:470幀重現19世紀外科革命及器械的醫療繪畫》中,讀者首先會注意到數幅怵目驚心的醫療繪畫,我更建議閱讀作者撰寫的〈導讀〉後,搭配圖幅思索:人類在十九世紀對身體的認知如此精詳真實,與當時的科學發展有何關係?洪堡德解剖自己,發掘內在宇宙的勇氣,以及外科逐漸建立知識大廈的過程,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身體牽涉的不僅是病痛、生老病死,省思人類對身體的感知,以及那份對敢於使用刀刃解剖肉身奧秘的勇氣,不啻世界觀的一大變革。到底主掌思考的是心,還是腦?生命運行的主宰是水,或是火?經歷「現代」的我們,已然擺脫某種思維,利用嶄新的量尺繪畫身體的樣子。這個過程並不容易,洪堡德登上火山時,為求最科學的方式,背負重達數斤的儀器,為的是精準掌握高度、濕度、位置。人類掌握世界奧秘的旅程並不平順,但成果往往震撼人心。

江戶時代的醫生杉田玄白(1733-1817)就是被震懾到的人。他是一位蘭學家,即學習荷蘭、西方學問的知識人。日本知識圈受中國、朝鮮影響甚鉅,日本的醫學基本上全盤接受中國醫家的說法。1770 年,杉田玄白在長崎親眼目睹一位九十歲的屠夫,解剖年約五十歲的犯人遺體。老屠夫清楚身體的每一個部位,但不知名稱。身體裡有宇宙,杉田玄白驚訝於眼前的一切,與中國傳來的說法不同。

著名的日本史學者馬厄利爾.詹遜(Marius B. Jansen)指出,這一幕就是天翻地覆的開始,這是世界觀的革命。詹遜在《日本的世界觀:兩百年的變遷》中,以三個時代的人物為主角,揭示日本如何走出中國的知識領域,廣求寰宇知識,建立一套屬於自己的世界觀。解剖人體令杉田玄白時代的日本人發現,中國人是錯的,且絕不能盲目接受傳統學問。

在杉田玄白後一百年,日本的一流人才成群結隊地遠渡重洋,考察國外的政治、軍事。日本透過向海外廣求知識,快速地確立自己的位置,他們要富國強兵,避免淪落為殖民地。眼前西方諸國在世界各處的殖民活動,燃燒著他們的焦慮,促使日本官方苦心竭慮,渴求更多的軍事資源與生存空間,這是世界為日本打開的窗,而日本將作出自己的選擇。

日本對西方的評價越高,對東方就越失望。來自西洋的實情,使日本知識人對中國文明的尊敬喪失殆盡。詹遜認為日本對近代中國的評論往往忽視其問題與成就,僅僅集中於虛弱與缺點。他總結日本戰敗的原因,是「日本不能精細地構想出一種一貫性的世界觀」,也就是日本內部對世界的看法不一致,尤其陸軍、海軍、財經界的歧異性甚鉅。日本學者加藤陽子亦指出,1930 年代的日本社會,對於世界以及國民自身的想法,逐漸變化;過去發生戰爭時,輿論界普遍大加非難指責,但此時卻悄然無聲。

加藤陽子為了釐清近代日本的戰爭史,以「それでも、日本人は戦争を選んだ」為題,意思是「儘管如此,日本人還是選擇了戰爭」,正面檢視這段歷史。本書在臺更名為《日本人為何選擇了戰爭》上市,儘管內容源自作者與高中生的講課,是面向一般讀者的作品,卻不是閱讀門檻低的著作。加藤陽子展現日本學界解讀文獻的精細功夫,搭配細膩的國際政治分析,嘗試在一個變動交錯的過程中,尋找日本一系列宣戰的動機。加藤陽子強調國際政治,以及地緣政治的聯繫。展開地圖,日本設想維持利益線、主權線,他們需要政治與戰爭的緩衝地帶。此概念貫穿甲午戰爭以降的歷史,日本越陷越深,最終無人能置身事外。

日本人為何選擇了戰爭》展示日本學界對歷史的深刻反省,作者直言「所有事情都是起因於日本挑起戰爭並企圖藉由武力改變中國的對日政策」、「想要追究包含天皇在內地當時內閣及軍方領導者之責任」,皆是擲地有聲的言說。除此之外,與洪堡德、詹遜相同的是,加藤陽子企圖呈現當時世界交互相連的動態畫面,不孤立地看待日本的「內部決策」,換句話說,作者希冀在一個更大的網絡上,重新檢討「過去」的位置。

轉換視野能夠發現不同的風景,加藤陽子的獨到之處是,不單以日本或中國為中心,而係考量兩國如何面對西方列強,變法圖強。中日有競爭,也有合作。人類的思考像是「慣性」運動,確立後容易忽略反作用力,只能順著所思所想前行。日本學者岡田英弘正是一位想打破思想慣性的人,他精通多國語言,具備考證史料的細心,在《從蒙古到大清:遊牧帝國的崛起與承續》大量引用並解釋蒙古史料。本書的題旨明確,中國史上的「元朝」只是蒙古帝國的一部分,明朝建立不代表帝國滅亡,遊牧民族的故事理應繼續說下去。

從蒙古到大清》雖然是一本論文集,但經過作者修訂,且篇章前大都附有解說,讀者得以按圖索驥,不至走失於文字荒野。日本學界重視文獻解讀的能力,以及精準考證版本的耐心,因此書中大部分的內容,皆是偏重考釋的專題論文。然而,作者並非為考據而考據,而是寓義理於考據。關於蒙古與清朝史,日本學界有主張漢語史料、蒙文史料兩派,我們必須謹記,作者在古文獻上的成果,是為了回應漢語史料派的正面直拳。立基於此,作者申論高麗王朝、遼東半島的政治聯繫,以及強調清朝的蒙古源流,顯得客觀信實。轉換視野像是念頭一轉的理念,卻離不開根於史料文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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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 2017 年,研究者仍期盼發現更多「關聯」。回顧前述五本著作,世界、交錯、比較、聯繫成為重要的關鍵詞,這揭示一個逐漸形成共識的視野:全球史。我們對全球一詞並不陌生,全球化的標籤充斥臺灣上下,人盡皆知。然而,甚麼是全球史,卻是一個亟待研究者解答的好問題。

近幾年,全球史在各門領域攻城掠地,聲勢浩大,但對於如何定義,並詮釋其內涵,始終莫衷一是。多大的空間尺度可以被視為全球史研究?加藤陽子、岡田英弘,甚或洪堡德的探險、解剖技術的世界流傳,均可納入全球史的範疇嗎?八旗文化出版的《全球史的再思考》是相關議題的極佳入門手。本書原名What is Global History,即「什麼是全球史」,目的是深入析論全球史的歷史與未來。

作者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任教於德國柏林自由大學(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專攻近代史。閱讀《全球史的再思考》,值得注意作者如何解釋「全球史的興起」,他深入地比較「比較研究」、「跨國史」、「世界體系理論」、「後殖民研究」與「多元現代性」的不同。作者思慮清晰,舉證明確有力,如他批評比較研究導致「視比較中的兩個個案為各自獨立、本質上沒有關聯」,並不諱言全球史的諸多侷限。他認為當代史家過分強調交流、聯繫,致使「誇大不實與扭曲」,我們變得只關注遠渡重洋的洪堡德,忘了推動歷史的多數,是留在歐亞大陸上,未曾遠離家園的農夫、領主與人類的慾望。

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強調全球史的獨到之處,是「聚焦於全球整合」,他主張要審視大規模的結構整合,提升到全球的層次思考。全球史不應該被理解為整個地球的歷史,而是從「全球規模的因果關係」檢視歷史事件。

另一本關於全球史的皇皇鉅作是《老科技的全球史》,作者大衛・艾傑頓(David Edgerton)是英國國王學院的講座教授。作者的野心與其博學相等,令筆者深深折服,他認為當代書寫科技歷史的方式,值得重新檢討。科技的歷史不應該以「發明」為核心,以此纂修科技的編年史。他的解答是「使用中的科技」(technology-in-use),這個新視角能夠改變我們對於「甚麼是最重要的科技」的想法;以此為基礎的探論,才可以是真正的全球史,涵蓋了所有使用科技的地方,而不是少數創新與發明集中出現的地點。

老科技的全球史》注意「舊的科技」,注意大多數(可能是窮人)使用的科技。作者提醒我們,在科技如此發達的當代,我們其實時常混合使用舊、新的科技。《老科技的全球史》關心保養技術,這是「創新」之眼忽略的關鍵。以使用為中心,我們才能注意汽車的產能至今仍不斷增加,核彈儘管威力十足,卻沒能淘汰手槍;集中營可能被視為殺戮利器,但供應人類口腹之慾的屠宰場才是殺戮之王。作者的視野從下而上,關注大多數人使用的科技,並警醒我們:「現在並不是一個激進創新的時代。事實上,以今天的標準來看,過去顯得特別具有發明力」。

談到科技的歷史,容易聯想到武器。《老科技的全球史》反省對原子彈、戰略轟炸、V2火箭的過分關注,指出步槍、小型火炮,仍舊在過去主宰戰爭。十六、七世紀,西方人正是憑恃著步槍與火炮,闖進世界。臺灣的阿美族首次與荷蘭人接觸時,認為火繩槍充其量是一根棍棒。直到交戰後,原住民才體驗到棍棒的「威力」。臺灣學者康培德認為荷蘭東印度公司,正是靠著「運用火繩槍、軍馬、軍鼓等物,對原住民造成巨大的心理震撼」。

荷蘭人為了貿易,挾著火器與宗教進入臺灣島,開啟荷蘭統治時期。康培德的大作《殖民想像與地方流變:荷蘭東印度公司與臺灣原住民》是學界少數針對荷治時期的深入研究。康培德精通荷蘭語,且頻繁地在臺灣各處田野調查,是學識與行動力兼具的研究者。《殖民想像與地方流變》辨析荷蘭人如何認識、分類原住民,他們的人口管理政策是甚麼?值得注意的是,康培德以雞籠 Kimaurji 社人 Theodore 為例,展示當時一位臺灣原住民,如何掌握自己的命運。

根據文獻,已無法還原 Theodore 的本名(這是一個教名),這位來自底層的原住民,倚靠自身的才智,遊走於東印度公司與不同族群之間。我們容易將土著視為弱者,「忽略其遊走於結構中的可能性」,Theodore 一面假借公司的名義,大肆索賄;一面對公司虛以委蛇,處處鑽漏洞,正凸顯這種可能性。將討論的尺度、空間縮小,才能發現大歷史中的小人物,並透過他領略時代的意義。當然,若缺少大航海時代的歷史背景,Theodore 與東印度公司的趣事,永遠不會發生。

推動歷史前進的,不只是槍砲與鋼鐵,還有那永遠無法滿足的野心;是他敲響戰鼓,而最可憐的始終是地緣政治下的犧牲品。對筆者而言,哈佛大學教授宋怡明(Michael Szonyi)筆下的金門是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故事。如果說《老科技的全球史》的企圖是「把新而更為適切的科技史放入全球史中,會讓這兩種歷史都變得更好」,那麼《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則是透過社會史的方法,以及田野調查的視野,思考全球史與社會史的關係。

冷戰時期的金門是對抗共產主義的前線,宋怡明認為「金門的軍事化程度,與其面臨的軍事威脅狀況完全不成比例」,更引人注意的是,金門的現代化進程,實與島嶼軍事化難脫干係。《前線島嶼》可被視為全球微觀史的作品,宋怡明結合地緣政治、冷戰格局,以及從下而上的社會史考察,目的是回應過分寬泛、無明確指涉的「全球史」。宋怡明在接受說書編輯部訪問時,表示「我要呈現全球與在地之間有意外而深刻的互動關係」(宋怡明訪談請見:https://goo.gl/wJ7SnB),可說與《全球史的再思考》揭櫫的理念不謀而合,值得批判地交互閱讀。

前線島嶼》關心冷戰時期金門島上活生生的人,宋怡明不僅分析戰爭的影響,也探討軍妓、村長、駐防兵士,他關心宗教信仰,以及戰時體制下的人如何生活。這些不被大寫歷史眷顧的居民,不由自主地捲入戰爭;在地緣政治的壓力逐漸消散後,仍是這群人面對臺灣社會。在帝國的夾縫中,近代臺灣的歷史可謂多舛。臺灣將何去何從?《受困的思想:臺灣重返世界》或許就是對此的一種申訴吧!?作者吳叡人是中研院臺史所的研究員,專攻亞洲民族主義,以及日本、臺灣的近代史,讀者可能聽過《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 》,吳叡人即是譯者。

受困的思想》集結十七篇文章,以及三篇講話,皆是作者針對臺灣時政的探論,以及關於近代臺灣、周邊地域的專題論文。作者從各種面向剖析,哪些力量與歷史陳因,將臺灣引領至今的「現狀」。全書讀來,頗能感受到作者豐沛的情緒,以及學識淵博的視野。關於全球史,作者認為當今「全球比較歷史的方法」對於臺灣研究而言,隱含了重要但互相衝突的涵義。利用這名為全球的尺度,臺灣民族主義這個似乎很獨特的問題,很快解除其神秘性,得以與各種民族主義現象一併討論。

然而,作者提醒道,這種方析方法固然凸顯臺灣民族主義的結構性起源,以及比較後的特色,卻也點出「不會改變臺灣永遠困在帝國之間,因而無路可出的地緣政治事實。」簡言之,諸帝國邊緣下的地緣政治,既是具有特色的陳因,也是導致臺灣無法逃離的後果。這是受困的思想,夾雜著重返世界的雄心壯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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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堡德解剖自己,憑藉刀刃的銳利;荷蘭人突入臺灣,倚靠槍砲的威力;史家尋覓全球關聯,仰賴一套方法:以全球為尺度的時間、空間。我們追逐、著迷於更大的故事,探索人群、物質、思想流動的歷史,揭露過去的「流動性」,這實是出版市場、學院研究的共同熱點。儘管如此,立足於扎實史料文獻的試煉,才能書寫宏大的敘事。筆者深信這是恆定不變的真理,也是貫穿十本作品的基調。

耀眼的人物是歷史上的少數,思想精英的言說到底能走多遠,永遠值得省思再三。《全球史的再思考》最具意義的,莫過於詳細討論全球史的侷限,作者稱「不是每個人都會踏上旅途」,「(全球史)忽視權力議題」、「宗教的傳布則被描繪成翻譯與對話的結果,而非宗教裁判或武裝朝聖的成果」。一個越來越大的量尺,會不會反而排除了歷史上的「人」及其「責任」?

如果將歷史議題的因果關係提升到全球層次,我們還應該追究歷史責任嗎?因為地緣政治的步步進逼,日本需要堅守利益線、生命線,於是侵略朝鮮、南滿。因為大航海時代對貴重金屬、香料的需求日益高漲,基於維護國家利益,殖民世界。從全球結構出發的敘事,可能低估底層的影響力,忽視人之為人的意義與價值。康拉德呼籲「全球結構受人類活動影響的程度,就如同其影響人類活動的程度」,且「結構不會宰制人類的主動性」。

再多困境都無法合理化戰爭,顛倒人間惡行的因果關係。加藤陽子提醒讀者,「觀察日本國內政治的決策過程,應該就可以知道這始終是日本方面選擇的結果」,即是此意。歷史是關於人的學問,史家夢想如實地重現過去,將遙遠的過去與遙遠的未來,連接於此。全球史也能夠充滿血肉與抉擇,《前線島嶼》揭示一種可能性。最終,不可或忘的是,人類對全球結構的影響,與全球結構對人類的影響,是同等份量的。

1. 安德列雅・沃爾芙(Andrea Wulf)著,陳義仁譯,《博物學家的自然創世紀:亞歷山大・馮・洪堡德用旅行與科學丈量世界,重新定義自然》。臺北:果力文化,2016.09.05。 2. 馬厄利爾・詹遜(Marius B. Jansen)著,柳立言譯,《日本的世界觀:兩百年的變遷》。香港:商務印書館,2016.06.24。 3. 吳叡人,《受困的思想:臺灣重返世界》。臺北:衛城出版,2016.07.14。 4. 岡田英弘著,陳心慧、羅盛吉譯,《從蒙古到大清:遊牧帝國的崛起與承續》。臺北:臺灣商務,2016.08.01。 5. 宋怡明(Michael Szonyi)著,黃煜文、陳湘陽譯,《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08.15。 6. 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著,馮奕達譯,《全球史的再思考》。臺北:八旗文化,2016.08.31。 7. 康培德,《殖民想像與地方流變:荷蘭東印度公司與臺灣原住民》。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6.09.30。 8. 理查・巴奈特(Richard Barnett)著,黎湛平譯,《手術劇場:470幀重現19世紀外科革命及器械的醫療繪畫》。臺北:麥田,2016.10.01。 9. 加藤陽子著,黃美蓉譯,《日本人為何選擇了戰爭》。臺北:廣場出版,2016.11.23。 10. 大衛・艾傑頓(David Edgerton)著,李尚仁譯,《老科技的全球史》。臺北:左岸文化,2016.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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