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之後，「鴉片」何去何從？

作者：郭力中（政大歷史系學生）

藍詩玲（Julia Lovell）於 1997 年赴南開大學學習中文與歷史，現職英國倫敦大學教授中國文學與中國近代史，授業之餘其亦為翻譯、作家。曾將張愛玲、魯迅等人的作品翻譯為英文。專長為中國近代史與中國近代民族主義。

她在作品《鴉片戰爭：毒品、夢想與中國建構》（The Opium War Drug 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China ）一書中，談論鴉片戰爭如何影響到近代中國的形塑。作者呈現出鴉片戰爭時期中英雙方認知的差距、中國官方與民間展現對英不同態度、「鴉片」形象在近代如何轉變。從中英、官方與民間、滿人與漢人等等多元視角切入，以鴉片為主軸回答中國民族主義建構的問題。

一、延續、過程和影響

談到鴉片戰爭，多將此一戰役視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自此之後，中國被迫走向西方為首的國際體系，但當中的曲折複雜更不應被中國近代史的大框架給化約：這場戰爭充滿詮釋性的爭議，迄於今日仍耐人尋味，拿「鴉片」去命名這場戰爭，本身便暗喻著英人的道德低下與師出無名；相對歐亞世界的另一角，則藉「通商戰爭」之詞，控訴英國商販受到專制帝國的顢頇管控和不合理的苛捐雜稅。鴉片戰爭也好，通商戰爭也罷，而最不該被忽視的，是那個造成戰爭導火線的「鴉片」。戰爭之後，「鴉片」何去何從？

本書鉅細靡遺的從英國角度看待鴉片戰爭，最具特色之處在於：作者完整鋪陳「鴉片」如何將「被侵略者」塑造成「侵略者」，何以眾人口誅筆伐的鴉片，最後卻成為中國近代各政權亟欲控制的商品？藍詩玲告訴我們：鴉片戰爭之後，鴉片並未從歷史舞台式微，利用鴉片建構中國形象才正揭開序幕。

本書可略分兩部分討論鴉片與中國近代史：關於鴉片戰爭如何開啟中國近代史，以及中國近代史如何用鴉片、黃禍的概念型塑具體對抗的「他者」？作者從兩方角度紀錄這場戰爭，她用大量史料還原當時中英衝突，揭露這場戰爭的本質：致使鴉片戰爭一敗塗地的原因是官方根本無法組織有效的抵抗。

清帝國在十九世紀中葉已深陷無法有效支配官僚機器的窘迫：官僚集體訛詐、官僚機器與平民階層的脫鉤、軍事與資訊傳遞的落後和遲迨都讓中國武裝在英軍攻勢土崩瓦解。另一方面英軍則在中方官員的誑騙中抱持對清帝國修正商貿環境的期待，然而卻因時斷時續的交涉中越加認知「天朝」對於商貿、外禍認知上的巨幅落差。英方始終不放棄對華以修正貿易條件換取休戰的提案，卻一次次採取更強大的侵略與破壞行為。

二、鴉片戰爭的認識

藍詩玲的《鴉片戰爭》著力點在「鴉片的形象」：本書的主體與章節安排無一不圍繞在鴉片的主題出發。大英帝國是很另類之視角：英國在鴉片戰爭前夕、爆發、交涉、結果，在作者筆下透過商販、總督、軍人、政府官員勾勒出鴉片戰爭之於英國的矛盾情緒。若將鴉片戰爭的視角以「中國」和「英國」劃分，以茅海建所著《天朝的崩潰》[1]和本書互相參照方能略窺鴉片戰爭的梗概。《天朝的崩潰》用極大的篇幅鋪陳清帝國內部危機造成對外的潰敗，從軍事、經濟等各方向思索。而本書則以英國出發，從外交交涉、國內外輿論、商業需求回答鑄下鴉片戰爭的因子。

在本書中，我們可以看見眾民和官憲的利益不同，是如何影響兩者對鴉片的態度，一味以「毒品」的形象去描繪鴉片，就會忽略其在清帝國財賦收入的經濟地位，也會誤解放任鴉片走私的地方政府的立場。

以英國角度觀察中國，將會發現表面統一的帝國，內含民族的衝突、沿海地區財源爭奪、上下級官員的認知差距，也就更能明白清帝國是如何輸掉這場戰爭；當然，在本書佔極大篇幅的「英國」也有多元的解構：殖民地行政官員和殖民地商人採取不同的應對方式，帝國核心和邊陲的官員則有政治上的不同側重，執政政府與反對黨派從帝國名譽和道德自省的主張與激辯，和清帝國一樣，英國的對華政策亦是不同群體的角力所妥協的策略。不理解英國內部複雜的面貌，更不能更清晰的看待鴉片戰爭，從本書可以發現：以帝國主義侵略的單一視角看帶鴉片戰爭，會犯下過度化約歷史的弊病。本書恰能點醒這一盲點。

詮釋鴉片戰爭的觀點，幾乎和戰爭本身一般耐人尋味。鴉片戰爭的論述，自清末以降，經過國民政府、中共政權的不斷重塑，其形象也呈現出與原貌不同的轉變，現今通論說法將鴉片戰爭包裝成「中國近代史上百年恥辱的開端」不免狹隘，且充滿爭形象「再造」的痕跡。本書討論「帝國主義侵略」史觀的成形相當精闢：

二、三十年前，今日中國人所周知的「鴉片戰爭」事件，還只是中國漫長困苦十九世紀的一樁史實，更常納入「十九世紀的內憂外患」或「西人東漸」標題之下，夾在回亂及太平天國爆亂之間。……只是，一九二零年代出版的歷史著作裡出現一種新鮮的憤怒感。一九二零年代結束之際，中英衝突、琦英及伊里布草率簽定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變成現代歷史的轉折點，裡面充斥著帝國主義侵略……[2]

在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鴉片戰爭在二十世紀二零年代被重塑為「現代歷史的轉折點」。也不妨思考：今日主流的論點究竟是根據著鴉片戰爭的原貌評價，抑或是把鴉片戰爭放置在中國近代衰亡的脈絡去評價？這樣的評價方式又有怎樣的限制？

《中國近代史》[3]對於鴉片戰爭的評價來觀察：該書認為鴉片戰爭觸發了「具有深遠影響的爆炸性事態」[4]，損失國家主權、外國軍艦在內陸的自由航行權、關稅自主權喪失、買辦階級的興起等定論性基調。反觀而言：本書雖然以敘述英國為重，但在表達主體上則可見到作者將「鴉片」做為主線，鋪陳包含中英兩國相互影響的一段歷史。這種做法當然有其限制，例如本書中有過度解釋「鴉片」對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力，也把「英國」的角色過度誇大。中國對於外國形象的認知與建構，除了鴉片之外還有許多層面。然而這些層面並非僅以「鴉片」就能闡明箇中意涵，當論述「鴉片」、「黃禍」時，則可以發現實際上有更深層的因果問題亟待解答。

三、鴉片、黃禍與病夫

拿「鴉片形象」去延伸「黃禍」，是我認為本書敘事的轉捩點，藍詩玲利用當時英國的文學、通俗出版物來說明黃禍的形象建構。[5]透過鴉片形象的渲染，英國人如何幻想出東方的集體威脅性？則應當是本書論證的一大哉問。

鴉片就在黃禍建構的大脈絡中由「英國輸出毒品的道德撻伐」，一變而為「中國精神侵略英國的代表象徵」。這樣的觀點令筆者尤為耳目一新，特別是侵略者透過鴉片的形象轉變成為受侵略者。作者用鴉片凸顯黃禍，則令觀點更具說服力，作者據此延伸出現代西方世界對於中國的「畏懼」，筆者亦頗為認同。作者提出鴉片首先在英國轉為負面形象，爾後跟中國反撲的黃禍畏懼相結合，也是論述黃禍頗值深思之處。然而，用「黃禍」包裝「鴉片」，或拿「鴉片」闡述「黃禍」縱然令筆者耳目一新，但拿英國脈絡去處理中國對於鴉片的思維，卻讓筆者觀察到本書值得加以深思的「錯置」形象：

視角	具體內容	起源	性質
英國（西方人）如何看待「黃禍」？	藉販賣鴉片戕害英國人的華人商人形象、「傅滿州」等「邪惡華人」意識的建構表明中國人欲「征服」歐洲	販售鴉片至中國的愧疚感（英國輿情將鴉片視作「毒品」） 大量華工在澳洲、美國西部佔據白人的工作機會 晚清現代化的動機（認為中國終將透過現代化的結果報復英國）	黃禍是負面的侵略
中國如何看待「黃禍」？	提升了民族自信心、黃種人終將戰勝白種人	英國（西方）對黃禍的恐懼和想像 社會達爾文主義、種戰、優勝劣敗的概念 強化中國現代化前景的概念	黃禍是正面的團結 黃禍證明中國本質的優秀和對未來的樂觀。

在[6]一書中提到三種建構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形象表現，分別為東亞病夫、黃禍和睡獅的形象。該書提及：「病夫」在西方的脈絡起初是指因為改革失利無力對抗西方帝國主義的國家泛稱，且指涉對象最初為土耳其。「東亞病夫」成為外國論述上不曾出現的詞彙，是清末知識份子有感於國家危亡，特意「發明」出來的概念，且「病夫」所代表的群體，在西方的視角是指改革失敗的政府，但因為知識分子將國民的身體狀況視作國力強盛與否的指標，「東亞病夫」所指涉的對象，便由政府向下延伸到國民。病氣懨懨的清政府與中國人的形象結合，知識分子也因此把中國人描述成身體嬴弱的民族性，「鴉片」在這當中成為找尋病因的癥結點。換言之，在中國現代史上「鴉片」的形象確實如同第十七章〈舉國有疾〉所述產生變化，且朝著負面的觀感發展，與之相對的則是漸成大勢的「禁煙運動」以及民國以降強身健體的呼籲。

然而我認為實際上「鴉片」、「黃禍」、「戕害身心」背後有更為複雜的影響關連，仍有待掌握箇中變化。鴉片在英國確實和黃禍的形象有關，但在中國它卻是與「病夫」的概念結合，從鴉片戕害人心的觀感，在英國明顯是對中國報復的恐懼，但其同樣也是中國知識分子解答國民孱弱的答案，用病夫來包裝中國的鴉片或許較為適切，但作者卻沒有考察到在中國「病夫」的負面論述，恰與鴉片契合。有負面形象的鴉片確實不適合用黃禍概括而論。

至於黃禍在東西方的認知則有各自演繹之趨勢：英國的「黃禍」不同於中國的「黃禍」。中國的「黃禍」受到梁啟超的影響，晚清知識分子將黃禍視為民族自豪感的保證，甚至許多人都談及白人把黑人、紅人消滅，但卻畏懼黃人，層層遞進提升民族優越感。中國的知識分子並沒有徹底理解西方對中國的畏懼何在，而是根據種族科學、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看法，重新詮釋了黃禍，因而「黃禍」在中國某種程度上反而是正面的意味。

顯然作者在論述這方面時並沒有考察到楊瑞松老師所指出的這些面向。筆者認為：作者拿西方的「黃禍」投射到中國的「黃禍」，但若拿鴉片的形象建構卻是較吻合中國「病夫」的脈絡裡。因而，〈舉國有疾〉一章節中，作者談到「鴉片」、「禁煙」時是處在病夫的邏輯，而談到嚴復、種族科學卻又回到「黃禍」的概念上，但他對於黃禍的理解仍停留在西方式的想像，而忽略了中國本地的詮釋。這是以「鴉片」為主軸造成的形象錯置，也是東西方理解方式造成的差異。

中西方對「鴉片」的觀念比較

視角	性質	概念	論述脈絡
英國（西方）	可供牟利的商品藥品（變成）戕害人心的毒品	將中國人與鴉片形象連結，認為鴉片是中國人想毒害西方的象徵物，是東方反撲西方的「黃禍」	西方式「黃禍」
中國	西方侵略的毒品（變成）支持政權財源的經濟商品（表面禁止但實際上依賴）	認為鴉片是造成國民體質孱弱的主因，導致中國屢受挫敗，淪為東亞世界的「病夫」	中國式「病夫」

四、結論

大體而言，本書對於材料運用都頗為翔實，且旁徵博引，堪為緻密。且理解鴉片戰爭的視角新穎，又是側重英方，且有平衡觀點的價值，幫助讀者跳脫出傳統思維的套路很有幫助。本書體裁新穎之處在於：以鴉片為主體，來回答國族建構的問題，這是頗負新意的做法。但是作者在回答中國史的問題時，卻跳脫在近代改革中最重要的一段，是殊為可惜之處。鴉片從扉頁至封底都是全書重心，它是西方帝國主義最真實存在的象徵物，成為民族對外需要克服的它者，同時也是侵蝕民族生命力的反面代表。鴉片在中國同時扮演了對內與對外的障礙，在思想潮流推進下，「鴉片」被視為戕害國民身心的毒瘤，孱弱的病體也和衰敗的國運相互交錯、纏結。鴉片戰爭的歷史更成為往後國民黨、共產黨論述近代中國套路的起點，這種歷史遺緒也影響到往後中國愛國教育的歷史視角。

本書從鴉片的形象檢討中國史觀上常出現的刻版論述，它也試圖以形象詮釋的手法來重構、回答近代民族主義在中國的萌發問題，不過卻也忽略了形象詮釋會在不同時間、空間中衍變，雖然作者試圖探討，但仍有受到誤導之處。不過，無論是史料來源、章節結構、筆法和體裁都有它一定的價值。

徵引書目

1. 藍詩玲，《鴉片戰爭：毒品、夢想與中國建構》，新北：八旗文化，2016。
2.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3。
3. 楊瑞松，《病夫、黃禍與睡獅》，臺北：政大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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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北京：三聯書局，2014。

[2] 藍詩玲，《鴉片戰爭：毒品、夢想與中國建構》，新北：八旗文化，2016，頁 338、339。

[3]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3。

[4]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3，頁 189。

[5]黃禍內裡有英人的道德內疚，華工對白人勞工職缺的爭奪，基於中國龐大的勞動力與生產力，遂而產生「黃禍」的陰謀論，認為中國縱然短時間不會以武力報復英國的侵略，但對英國的高尚的道德倫理、種族基因都在持續侵蝕消耗。而更以此衍生出「傅滿洲」這個黃種人的邪惡總合，鴉片不只打造出邪惡的黃種人形象，更廣布於英國文學作品中，是一種反道德的存在，更營造出文化對立的氛圍。

[6] 楊瑞松，《病夫、黃禍與睡獅》，臺北：政大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