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追捕過艾希曼！──寫下歷史的納粹獵人行動

作者：安德魯・納古斯基（Andrew Nagorski）   ▎譯者：高紫文

拉斐・艾坦（Rafi Eitan）在特拉維夫的亞非卡（Afeka）社區擁有一棟醒目的新潮房子，二〇一四年三月，他坐在舒適的客廳裡，輕鬆悠閒地回憶在摩薩德服務的漫長歲月；他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一日，率領突擊隊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在阿道夫・艾希曼的家附近逮住他。

他說自己實在是好運，一九五〇年買下要蓋房子的土地，當時他二十四歲，剛開始在摩薩德工作。那塊土地當時很便宜，因為沒有橋橫跨附近的一條河，那條河把那一區跟南邊附近的市區隔開了，而且那裡沒電也沒自來水。「我當時說我要買那塊地，而且有一天我會住在特拉維夫的私人住宅裡。」他說道，露出滿足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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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生存之初，實在沒有足夠的時間、精力或熱血去追捕納粹。維森塔爾一九五三年從奧地利男爵得知有人在阿根廷看見艾希曼，不管那有多重要、惹出多少爭議，艾坦卻絲毫不在乎。就算維森塔爾提出更多的明確消息指出艾希曼的下落，艾坦堅稱，以色列也沒辦法那麼早就投入必要的人力與資源去追捕他。讓以色列在滿是敵人的地區努力求存，才是首要之事。

然而，到一九五〇年代末期，以色列羽翼漸豐，大衛・班―顧林（David Ben-Gurion）總理和以色列的其他頂層領袖對國家的前途比較有信心了。要他們批准大規模行動，逮捕惡名昭彰的納粹戰犯，似乎不再遙不可及，只要機會出現就有可能，當然，這些機會都會落在摩薩德的手上。

結果機會真的出現了。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九日，時任西德黑森邦檢察長的費里茲・鮑爾安排行程，要會見在西德的以色列賠償事務代表團團長費利克思・西納（Felix Shinar）。為確保會談機密不公開，兩人在科隆―法蘭克福公路附近的一家小旅館見面。

摩薩德的頭頭埃瑟・哈雷爾後來下達命令，要艾坦、夏龍和其他特務到阿根廷綁架艾希曼。根據哈雷爾的說法，鮑爾當時開門見山就直接告訴西納：「找到艾希曼了。」

以色列代表西納詢問他指的是否真的是阿道夫・艾希曼，鮑爾回答說：「是的，就是阿道夫・艾希曼，他在阿根廷。」

「那你打算怎麼辦？」西納問道。

「我就跟你實話實說吧。我不知道我們能不能完全信賴德國這裡的司法制度，德國駐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大使館人員就更不用說了。」鮑爾答道，清楚表明他不相信祖國的許多公務員。他也擔心，一旦有人知道艾希曼恐遭逮捕，就會馬上去跟本人通風報信。「除了找你談，我實在想不到別的辦法了。」鮑爾繼續說，「你能幹是出了名的，而且可能沒人比你更有興趣抓艾希曼。」接著他插了一句警告：「自然，我希望能跟你保持聯絡，商議這件事，但條件是你必須嚴格保密。」

顯然，鮑爾是指他們交流的全部資訊都不能讓德國執政當局知道，西納欣然答應，表明會謹守保密原則，將訊息傳達在以色列的上司。「由衷感謝你那麼信任我們。」他說，「以色列永遠不會忘記你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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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九年八月，屠維亞・費曼說收到路德維希堡辦公室主任爾文・舒勒（Erwin Schüle）的來信，信中談到一個消息，指出艾希曼可能在科威特。興奮的費曼找艾瑟・班―納頓幫忙；班―納頓是他以前在維也納的以色列聯絡人，現在任職於國防部。他甚至猜想自己會跟幾個人一起被派到科威特，執行逮捕艾希曼的任務。

但是班―納頓卻拒絕幫忙，請他去找一名高階警官，但後者也拒絕了。費曼推斷那些官員對追捕艾希曼不再感興趣，於是找以色列的新聞界幫忙放風聲「據說那名逃犯在科威特」。

摩薩德沒有協助赫爾曼追查到底，媒體又突然報導艾希曼可能在科威特，這兩件事令鮑爾心灰意冷；他越來越擔心艾希曼會得知追捕行動而再度逃跑。一九五九年十二月，鮑爾帶著更多情報前往以色列。根據新的消息來源，他報告道，艾希曼已經用李卡多・克萊門特這個名字已經前往阿根廷，在赫爾曼從一開始就一直說的查卡布科街那棟屋子裡，其中一個電表上也有這個名字。

哈雷爾替自己辯護說，赫爾曼誤以為艾希曼是屋主，不是其中一個房客。發現真相後，摩薩德頭頭派新人子魏・艾海羅尼（Zvi Aharoni）去追查。突然間，赫爾曼的線索看起來又有希望了，但是沒人知道艾希曼是不是還在那裡。

鮑爾在耶路撒冷跟哈雷爾、艾海羅尼和以色列的檢察長錢姆・柯漢（Chaim Cohen）見面時，毫不掩飾心中的怒氣。「真是難以置信！」他怒道，指出克萊門特這個名字赫爾曼很早以前就提過，現在新的消息來源再次提到。「隨便一個二流的警察都能追查這樣的線索。只要問問附近的肉販或菜販，就能得知關於克萊門特的大小事。」

艾海羅尼描述鮑爾暴怒的樣子，也嚴厲批評哈雷爾的指揮，認為他調查艾希曼的過程失當。「那名盲人找到艾希曼，但是摩薩德卻花兩年才相信他的話，這實在是可悲。」他後來批評道。

哈雷爾向班―顧林總理呈報，案子可能會有突破，總理指示他，線索如果屬實，務必把艾希曼抓回以色列審判。根據哈雷爾敘述兩人的談話，班―顧林相信這樣的審判「能取得巨大的道德與歷史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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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〇年）五月十日晚上，預定行動的前一天，哈雷爾集合整個行動小組進行最後簡報。此時，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的任務，團隊一共準備了七間安全藏身處和套房，主要用於輪流監禁囚犯，直到能把他偷運出阿根廷，不過也供組員使用。本來下榻飯店的組員已經被告知退房，搬到安全藏身處。摩薩德頭頭不想要每個人都在綁架當天才退房離開飯店，那樣警方就有可能掌握他們的身分。

由於後勤工作已經處理好了，哈雷爾在簡報中大多在談論行動本身。「我全力要大家深刻明白，他們的任務擁有無可比擬的道德與歷史意義。」他回憶道，「他們是獲得命運挑選⋯⋯前來將其中一名史上最罪大惡極的罪犯⋯⋯抓到耶路撒冷接受審判。」

「這將是史上頭一遭，猶太人自己審判殺害族人的兇手。」他繼續說，「世人與以色列的年輕世代也將聽到完整真相，居然有政府下令把整個民族趕盡殺絕。」他讓他們深刻明白成功完成行動有多重要。他們要採取的手段雖然不光明磊落，他補充道，「但是要彰顯道德與伸張正義，只能透過這項特殊行動，別無他法」。

接著他照例提出警告。如果他們被逮，哈雷爾說，就承認自己是以色列人，但是要堅稱是自發採取這項行動，不能承認是以色列官方下令行動的。

哈雷爾相信他們會成功，他確定大部分組員也這麼認為。但是每個人正常也都會想到另一種結果。一名組員白直問道：「你覺得要是我們被抓，得坐多久的牢啊？」

摩薩德頭頭一樣白直答道：「好幾年喔。」

行動小組部署兩輛車，要在艾希曼下班下公車時攔截他，他們確認過，時間通常是晚上七點四十分。艾海羅尼開第一輛車，載艾坦和組員莫許・塔沃（Moshe Tavor）以及負責抓艾希曼的馬金。哈雷爾特別關心馬金的任務。「我警告你喔。不准弄傷他的身體。」哈雷爾吩咐馬金，「我要他毫髮無傷。」

善於偽裝的馬金這次戴著假髮，穿深色服裝。他還戴著一雙內襯毛皮的手套。當時阿根廷是冬天，因此這樣的裝扮看起來幾乎沒有不尋常。「手套當然能禦寒，但是那到不是我帶手套的主要原因。」他記述道，「想到赤手摀住他那張曾經下令屠殺數百萬人的嘴巴，想到我的皮膚會感覺到他呼出來的熱氣、碰觸到他流出來的口水，我就覺得噁心到極點。」馬金和許多組員一樣，在猶太大屠殺期間失去幾位家人。

艾坦的副手夏龍跟幾名組員在第二輛車上，他們把車停在大約三十碼外，打開引擎蓋，假裝在修車。他們一發現艾希曼，就會打開明亮的車燈，讓艾希曼無法視物，這樣他才不會看見第一輛車就在面前。

艾希曼通常每天作息時間都一樣，但是那天晚上卻沒有從以色列人守候的那班公車下車。到了八點，他仍舊沒現身，艾海羅尼輕聲對艾坦說：「咱們要離開還是繼續等？」艾坦雖然回答繼續等，但是卻也認為不能再等太久。天色雖然昏暗，兩輛車停在那裡還是可能會引起注意。

夏龍走下第二輛車，約莫八點五分在夜晚的黑暗中發現艾希曼。他趕緊回到車上，另一名組員迅速啪一聲蓋好引擎蓋。夏龍用車頭燈發訊號。在第一輛車裡，艾海羅尼用雙筒望遠鏡清楚看見艾希曼。他把身子探出窗外，警告等待中的馬金：「他一手插在口袋裡。小心有武器。」

艾希曼從公車站轉過街角後，直接走過他們的車子，馬金轉身擋住他的去路。「等一下，先生。」他用西班牙語說，這句話他練習了好幾個星期。艾希曼突然停下腳步，馬金趁那一瞬間撲向他。這裡出了問題，由於艾海羅尼的警告，馬金抓住他的右手，沒有掐住他的喉嚨，兩人滾進水溝裡。

艾希曼大叫了起來。「這讓計劃周詳、仔細演練過的行動澈底亂了套路。」艾海羅尼後來報告道。他用力踩油門，要蓋過叫聲；艾坦和塔沃則跳下車幫忙。馬金抓住艾希曼的雙腿，另外兩人抓住他的雙臂，迅速從後門把他拖進車裡。他們把他放在前後座之間的踏板上，在那裡預先放了毯子，一來防止他受傷，二來可以蓋住他。艾希曼的頭被艾坦的雙膝壓住，馬金坐在另一邊。他們的俘虜沒有攜帶武器。

艾海羅尼用德語厲聲命令艾希曼：「乖乖別動，否則開槍殺了你。」馬金仍舊用手摀住艾希曼被毯子蓋住的嘴巴，但是他點頭表示瞭解後，馬金就把手放開。接著他們安靜地開車，艾坦和馬金用力甩著手。艾希曼現在被戴上厚厚的護目鏡，什麼都看不見，一動也不動地躺著。

前往主要的安全藏身處途中，他們停下來更換車牌。應該緊跟著他們的第二輛車短暫跟丟了，不過很快就又跟上了，跟著他們開到指定的別墅，其餘組員正在別墅裡焦急等待著。

以色列人帶艾希曼走到為他準備的二樓小房間，把他安置在一張鐵床上，用腳鐐把他的一條腿鎖到沉重的床架上。他們脫掉他的衣服，一名組員是醫生，檢查他的嘴巴，確保他沒有藏任何毒藥。俘虜說自己自由這麼久了，沒有採取那種預防措施，但是醫生仍舊拿掉他的假牙確保無虞，接著再檢查他身體的其餘部位。艾坦、夏龍、馬金和艾海羅尼都在房間裡，看著醫生檢查他的腋下；黨衛軍軍官通常會在腋下刺上血型。然而，艾希曼的腋下只有一個小疤痕；後來他承認，戰爭結束後，他被美國人拘留時，用菸把刺青圖案燙掉，才會留下那個小疤痕。當時抓到他的人沒有發現他的真實身分。

由於在英軍裡當過審問員，艾海羅尼這次負責讓俘虜承認身分。他研究過費里茲・鮑爾跟以色列人分享的艾希曼檔案，為了逼供，準備打破沙鍋問到底。他通常的作風就是反覆慢慢問。「他的審問方法實在無聊死了。」夏龍微笑回憶道，「你可能還沒聽到他講下一個字就發瘋了。他聰明絕頂，同樣的問題會問十遍。」

結果，艾希曼一下子就招認了，比任何人預期的都還要快許多，這倒省了那個不必要的步驟。艾海羅尼問他叫什麼名字，他回答：「李卡多・克萊門特。」但是艾海羅尼問他身高、鞋子尺寸和衣服尺寸時，他的每個回答都跟他的檔案吻合。接著艾海羅尼問他的納粹黨黨員編號，他據實回答；問他黨衛軍編號，他也據實回答。他也提供正確的出生日期與地點，一九〇六年三月十九日，德國索林根（Solingen）。

「你的出生姓名是什麼？」艾海羅尼接著問。

「阿道夫・艾希曼。」他回答。

艾海羅尼這樣說：「總算撥雲見日了⋯⋯漫長艱困的行動造成的緊繃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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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專機，渦輪螺旋槳發動機式布里斯托不列顛尼亞型客機，載著以色列代表團，五月十九日接近下午六點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降落。

代表團由亞勃・伊本（Abba Eban）帶團；他是政務委員，擔任過以色列駐美國與聯合國大使，後來會成為以色列外交部長，辦事效率非常高。班―顧林總理一開始就告訴他，專機的真正任務是要把艾希曼帶回以色列，機上只有少數幾個人知道這件事。但是現場出現三名穿著以色列航空公司制服的陌生人，他們甚至沒有假裝自己是負責任何一項飛航工作，大部分的機組人員因此知道他們在執行某種任務。

在安全藏身處，等待飛機抵達之際，艾海羅尼和馬金繼續審問艾希曼。艾希曼預先讓大家聽聽他在審判中會怎麼辯解，也就是聲稱自己從來就不仇視猶太人。「你們要相信我呀，我沒理由討厭猶太人呀。」他堅稱。但是希特勒「絕對正確」，而他又以黨衛軍軍官的身分親自向希特勒宣誓效忠，這表示他別無選擇，只能唯命是從。馬金總結他的主旨：「他有任務要完成，他只是完成任務而已。」

變成俘虜的艾希曼聽話得不得了。「他的舉止活像害怕又聽話的奴隸，全力取悅新主子。」哈雷爾評論道。起初，這名俘虜害怕抓他的這群人會把他處死或在他的食物裡下毒，後來聽到他們的目的是要他接受審判，似乎放了心。他試圖說服抓他的人送他到德國、阿根廷或奧地利接受審判，但是艾海羅尼告訴他不可能時，他甚至還答應簽署聲明書，表明願意到以色列接受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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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雷爾在飛機上，但是執行行動的大部分其他特務都沒有搭那架飛機，包括艾坦、夏龍和馬金。他們必須單獨離開阿根廷，晚幾天才會回到以色列。他們的行動很快就會為眾人所知，但是他們在行動中扮演的角色會再保密好幾年。

這後來引發激烈爭辯，也就是抓到艾希曼到底應該歸功於誰。屠維亞・費曼和西蒙・維森塔爾等民間納粹獵人可以自由訴說個人版本的故事，而他們也樂得那樣做。費曼馬上出版回憶錄，誇談自己的功績。根據他的記述，艾希曼得知要抓他的人是已經追蹤他很久的猶太人之後，昏了過去。醒來後，費曼繼續寫道，他不停地問：「你們誰是費曼？」

費曼倒是有補充說：「那個故事是我間接聽來的，所以我不敢保證是否屬實。」幫忙把艾希曼拖進車裡的綁架行動現場指揮官艾坦，斷然說根本沒有那回事。

維森塔爾也在一九六一年的書《我追捕過艾希曼》（Ich jagte Eichmann）中，首次記述自己的貢獻；光是書名就暗示他自認為厥功至偉，不過他在書中的敘述以及後來的公開聲明與文章就比較慎重。他不亦樂乎地記述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三日，班―顧林宣布被逮捕的艾希曼抵達以色列後，猶太大屠殺紀念館發電報給他。「由衷恭賀您成就偉業。」電報寫道。

後來在耶路撒冷的記者招待會中發言時，維森塔爾就審慎遣辭：「逮捕艾希曼絕非單獨一人的成就，是眾人戮力合作的結果。那就像創作馬賽克拼畫，尤其在最後的關鍵階段，許多人雖然多半互不相識，但卻都是其中的一小片拼塊。我只能談我自己的貢獻，我根本不知道我的貢獻有沒有特別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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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納粹獵人的小圈子，即便敵對的兩人都去世後，這個爭論仍舊持續延燒，沒有減弱；哈雷爾二〇〇三年去世，維森塔爾二〇〇五年去世。但是廣大的民眾很少注意到圈子裡的內鬥，他們遠遠更加感興趣的是，哈雷爾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到安全藏身處見那名惡名昭彰的俘虜時問自己的一個問題。

「第一次實際看到艾希曼時，我對自己的反應感到驚訝。」他回憶道。他沒有感到恨意，他的第一個想法反而是：「天呀！他看起來跟普通人沒兩樣啊！」他不確定自己原本猜想艾希曼長什麼模樣，但是他對自己說：「如果我在街上遇見他，一定看不出來他跟其他擦身而過的無數人有什麼不同。」接著他問自己：「這種長得人模人樣的人，怎麼會變成禽獸呢？」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接受審判時，每個人的心裡都會想著這個問題。

本文摘自左岸文化《納粹獵人》 冷戰開始後， 大多數二戰勝利方的人士都沒有興趣再追討納粹戰犯的罪行。 許多低階的納粹戰犯很快就混入百萬人群中， 在戰後歐洲重新開始生活，甚至冒險逃離歐洲大陸。 然而，對書中聚焦的這一小群人來說， 追尋正義的路程才正要開始── 他們不願見到納粹的暴行被遺忘， 決心一步一步追蹤戰犯逃亡的腳步， 就算到天涯海角也要找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