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深夜逮捕行動,改變了他們的一生:四六事件中的臺大學生們

陳翠蓮、李鎧揚著,《四六事件與臺灣大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8。
作者:李鎧揚

距今 70 年前的「太陽花運動」

2014 年的太陽花運動,被許多人認為是臺灣學生運動史上的里程碑。這次學運和 1990 年的「野百合運動」,被譽為是改變臺灣政治局勢的兩次學生運動。「野百合運動」甚至被記者稱之為是學生運動的「鼻祖」。其實,在中華民國政府最「風雨飄搖」的 1949 年,臺灣島上也發生了一起大規模的學生運動。該場學運引發的後續效應,完全不輸給前述兩次運動。時任臺灣大學校長的傅斯年在該事件中曾說:「我有一個請求,你今天晚上驅離學生時不能流血。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這句話成為 70 年後太陽花運動期間響徹雲霄的名言。

麥浪歌詠隊與單車雙載事件

1949 年 3 月,一群臺灣大學與省立臺灣師範的學生,因為一起「單車雙載」事件,引發學生與警方的衝突。學生們在當時衝到警察局要警方給個交代,甚至將兩位警員強押到學校過了一晚,隔天還發動一場遊行,要求警方道歉。

在此之前,由臺大與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學生組成的「麥浪歌詠隊」早已在南下巡迴表演活動中被軍警盯上,警方和部分教職員認為部分同學左傾,合唱團成員表演的許多曲目如「秧歌舞」等等,都帶有支持共產黨的意味。有學生回憶,麥浪活動當時不時可看到警察出沒,在麥浪歌詠隊巡迴表演與學生抗議事件後,官方已經將他們視為「特殊份子」。再加上在 3 月 29 日青年節當天,來自建國中學、臺中農學院(今中興大學)、臺南工學院(今成功大學)於臺大法學院上舉行營火晚會,埋下 4 月 6 日凌晨逮捕學生行動的種子。

麥浪歌詠隊
1949年寒假,麥浪歌詠隊受邀到台中、台南、高雄演出。(Source:Flickr

處於內戰體制下的國民黨高層對「學潮」相當敏感。從 1940 年代起,發生於中國各地的學潮,直接或間接都可以發現共產黨的影子。曾任臺灣省主席的吳國楨就曾提到他擔任上海市長之際,學潮的部分因素和共產黨有關。這些學生在遊行「鬧事」後又在臺大發起全島性的學生串連行動(營火晚會),在在都是執政當局所難以容忍的。

整起事件,臺大方面有數十人受到牽連,但直接受影響者有十餘人,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受影響者更達數百人之譜。在事件發生後,兩校都因此停課了一段時間。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校長劉真,更在事件後發起「整頓校風」政策,企圖將校內不肖份子一舉清除。整起事件雖然沒有人死亡,但受牽連學生卻受到極大影響,成為受害學生改變一生的轉捩點。發生在 1949 年的「四六事件」,也被研究者稱為是戰後臺灣白色恐怖之濫觴。

逮捕當夜,傅斯年校長是否知情?

《四六事件與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四六事件與臺灣大學》一書的出版,和事件關係人的要求有直接相關。他們認為,校方在 1990 年代迫於外界壓力,在 1997 年完成了四六事件首次調查報告。然而,該報告在內容與事件經過的爬梳,仍是問題重重。例如該次報告所訪談人物,多數和四六事件沒有直接相關,無法釐清事實真相。

隨著 2000 年後檔案管理愈益完備,有更多的檔案與史料可供研究者利用,讓研究者能夠更為深入地探索問題。舉例來說,在利用檔案多方考證後,我們可以發現在進行逮捕行動當晚,傅斯年校長曾對陳誠和彭孟緝說道:「我有一個請求,你今天晚上驅離學生時,不能流血,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陳誠事後採取懷柔的措施來安撫社會大眾與學校教職員生,並邀傅斯年等臺大教授餐敘。傅斯年會後與其他教授表示:「贊同政府整頓學風,惟希望被捕學生除行為不法者,即予依法辦理外,其餘早予保釋,對於各校實際困難問題,亦望能協助解決」,顯見傅斯年並非毫無保留地支持學生任何行為。

在整起事件中,傅斯年始終堅決要保護無辜學生的安全,不希望傷及無辜,其後更以校方名義替學生具保,不完全站在政府一方。在本書對關係人的訪談中,多數人認為校長在逮捕行動中應不知情,但陳誠和彭孟緝二人的說法替傅斯年的知情提供了佐證。

在以麥浪歌詠隊為主的同學遭到逮捕後,校園內的恐怖行動並未因此平息,日後不僅有「海天歌詠隊」事件,日後「蘇藝林匪諜案」、「張以淮叛亂案」等白色恐怖政治案件,其關係人部分也和四六事件有所重疊。也就是說,「四六事件」不僅僅是單一事件,反而是個開始。事件發生不久,校方透過對社團活動規定的修訂,禁一步限縮自由的空間。我們或許可以說,「四六事件」後,臺灣大學失去了以往自由的學風。

那些年,四六事件的關係人們

在正文以外,書中也對事件直接或間接有關的人物進行訪談。透過和兩位警察共處禁閉室的李孝鑽先生的口述訪談,我們知道宿舍學生對於是否要強押警察有著不同意見。方向社社員王士彥參與了後來的學生救援行動,但因為他曾幫關係人之一張以淮在出獄後舉行接風宴,平白受到牢獄之災,更因此丟了工作。無奈之下他只好和朋友共同創立公司,幫助白色恐怖時期出獄走投無路的朋友。王士彥在事業上相當順利,不僅代理了「歐羅肥」(內含「金黴素」,用於豬隻的輔助飼料),「四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如今已是全球知名的膠帶製造廠商。

藉由烏蔚庭先生的口述,我們知道他雖然沒有被政府逮捕,但因涉案的關係,差一點無法前往美國攻讀碩、博士。林文達(林木)家鄉原在臺灣,但轉往中國就學,好不容易返鄉就讀臺大,逮捕行動讓他潛逃至上海,輾轉定居福建,從此和臺灣家鄉分離數十載。這些特殊「經驗」,成為他們心中一個揮之不去的陰影。諷刺的是,官方雖然認為這場活動和共產黨有關,實際上可能的左傾學生全都順利脫逃,一個也沒抓到。有的左傾學生甚至在行動以前數日就離開臺灣。「少年子弟江湖老,紅粉佳人兩鬢斑」。這些老同學在數十年後的 1980 年代又紛紛聚首,嘗試發起找尋「四六事件」真相的活動。促成臺大校方在 1990 年代重啟動四六事件的調查。

不論從當時或現在的法律來看,將警察強行帶到宿舍拘禁,無論如何都是「於法難容」的行為。但是,即便學生將警察帶回宿舍違法,官方處置對象也應僅限於違法的學生,不應連坐到無辜的學生。但從警總名單來看,許多人都是無辜被牽連進這場事件的。如警總名單中的盧伯毅或簡文宣,和麥浪歌詠隊或單車雙載事件毫無關聯。換句話說,陳儀等人是利用此機會,將所有反動份子納入逮捕名單中。「四六事件」反倒成為逮捕異己的最佳藉口。

在回憶這段沈痛過去的時候,我們應該好好思考的是,自由和民主社會的建立絕非朝夕可以完成,而是需要耗費漫長時間的過程。執政者若是稍不謹慎,要摧毀這些普世價值亦是易如反掌。在「大學自治」廣泛受到社會關注之際,我們更應該客觀理解傅斯年校長是在何種脈絡下說出「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這句話,而非一味以英雄崇拜方式來強調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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