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軍事史上的大分流──《火藥時代》

歐陽泰(Tonio Andrade),陳榮彬譯,《火藥時代》,時報出版,2017。
作者:邵宥綦

美國學者歐陽泰(Tonio Andrade)以研究荷蘭、明鄭之交的臺灣史見長,其著作在臺灣出版業已經不少,於史學貢獻良多,關心臺灣史的讀者對此耳熟能詳,無須再置喙添足。然而,歐陽泰的學問關照的不單單是臺灣本身,而是將臺灣史放在整個世界近代史的脈絡中來理解。這個脈絡很大一部分關心的問題是「西方的崛起」,或者,從對照組的角度來表述這個命題:非西方/東方的停滯/落後。

這個問題並不新鮮。遠者如李約瑟(Joseph Needham)從科技史著手,近者如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以經濟史為主眼。歐陽泰則另闢蹊徑,轉向軍事史取經,對比的是西歐與中國──西方學界向來有圍繞著「軍事革命」(Military Revolution)討論西方近代的風尚,其中大家如帕克(Geoffrey Parker)、布萊克(Jeremy Black)等人的著作,對臺灣讀者來說或許稍嫌生疏,在西方則屬老生常談。

帕克、布萊克等人在關注西方之餘往往也將眼光投向東方,尤其布萊克所著、所編諸書,念念不忘藉由非西方的歷史,「修正」以往西方中心論的軍事史觀。可惜,西方學者雖有修正主義的主張,其中有漢學根柢的卻寥寥可數,修正起來頗給人感覺搔不到癢處。

這也就是歐陽泰新書的魅力所在。早在《決戰熱蘭遮》書中,歐陽泰就已經引入西方軍事革命學說中備受矚目的稜堡(bastion)體系、西式橫帆船大艦巨砲等技術優勢,來解釋荷蘭人在與鄭成功軍隊圍城之戰中,何以能負隅頑抗長達九個月。

這兩項優勢西方學者(如帕克)業已論及,只是歐陽泰能貼近原始資料聚焦於歷史現場,解釋起來也更具說服力。歐陽泰的最新力作《火藥時代》則將視野擴大開來,以黑火藥在中國的發展史為經,西方引進黑火藥後、兵器的發展取向轉而與中國不同為緯,編織起一齣壯闊的、中西對比相映成趣的比較軍事史。

歐陽泰對歷史的詮釋視角,除了屬於修正主義一派之外,更站在演化論式的技術史大旗下。比如,黑火藥最初出現在中國時,一次爆發出花樣繁多、品種各異、名稱也爭奇鬥艷、五花八門的百百種火器,就被歐陽泰比作是寒武紀大爆發──某種生存優勢被開發出來後物種急速輻射演化、佔據各種生態區位,因而千奇百怪無所不有的現象。整本書的論述基調也就植基於生態環境/戰爭、戰場環境的變化之下,軍事技術彼此相生相剋、螺旋上升的軍備競賽之中。

戰事的頻率是軍備武器最主要的演化動力,因而戰爭、和平在同樣歷史時段所占據的比例,說明了不同文明在演化上的先進後進。在歐陽氏的理解中,黑火藥的發明應對的是宋遼金夏元的「戰國」時期,也就是在頻繁的戰爭之下應運而生;相對地,當 17、18 世紀的西歐,各種戰事越演越烈、最後演成拿破崙時期的歐洲大戰,西方軍事技術正突飛猛進的時候,中國卻歷經了康雍乾一段軍事衝突較少、相對和平的時期,在欠缺刺激的環境下軍備發展也停滯不前,轉成意料中事。

歐陽泰稱此為軍事史上的「大分流」,與彭慕蘭所謂中西經濟史上的大分流(《大分流》也是彭氏該書書名)不僅時代相仿彿,也從另類的學術取向重新詮釋了以往西風壓倒東風的命題。

西方與中國的技術環境也有所不同──在西方,火砲之所以成為摧毀封建城堡的關鍵因素,乃至於最後催生出消滅火砲死角、以火砲克制火砲的稜堡體系,根本原因在於封建領主的城堡牆太薄。相較之下,中國式的城牆以夯土築成,厚度又遠在西方城牆之上(甚至連唐代長安城內東西市坊牆的厚度都有過之),即便是後來的重型火砲也對其無可奈何。我們就不必驚訝中國並沒有發展出能摧毀城牆的紅夷大砲了──儘管管型火器卻是中國的發明。

歐陽泰此書的精彩論斷不僅於此,以上拈出數則,且供讀者們管窺一豹。此書的主題放在黑火藥上,在甲午戰爭進入無煙火藥的時代之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然晚清的變法圖強在書中只是末段幾章節,書末卻意在弦外地提到了中國的重新「崛起」──或許也是許多臺灣人所關心的議題。延續本書論述的一貫主軸,軍事技術的演進既然是由戰爭的頻率來決定,那麼與強權崛起隨之而來的軍備競賽,是不是在製造這種環境、意味著新的「戰國時代」呢?身處時代之中的我們即將見證。

作者簡介:邵某者名宥綦,自號半屏山人,又號逸佚居主人。無事著文幫閒,缺錢打工窮忙。近來越發想個不開,直挂雲帆濟滄海,跑船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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