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歷史學家或多或少都會嘗試解答一個歷史的最終謎題:為什麼一個文明會取代一個舊有的文明、成為新的霸權呢?
切入的角度很多,有些歷史學家試著從政治、經濟方面描繪一個舊有文明的末日情景;有些人則以文化面向入手,認為舊有文化在不知不覺中質變墮落,因此新的文明得以趁隙而入。然而,無論是政治也好、經濟也好,它們帶來的都只能算是間接影響,造成文明交替最直接的因素無比簡單──軍事消長。
熱兵器的出現無疑是人類軍事史上最重要的轉折點。歐陽泰(Tonio Andrade)所著的《火藥時代》就是從東西方軍事的消長,解釋十九世紀後西方文明得以在亞洲橫衝直撞的真實原因。書的開頭,以宋朝時期的一場揚州城的事故開始說起……
西元一二八〇年,一聲巨大的爆炸聲響瞬間震撼了整個揚州城。根據當地居民的說法,聲音之大有如山崩海嘯,接著震波襲來,房梁屋脊立刻寸斷、甚至有些還被砲風一口氣扇到十餘里之外。所有人驚慌失色,剛開始還以為是外患入侵揚州城,但過沒多久才發現原來是火藥庫工匠搞出的名堂。原先他們只是拿火藥來開個小玩笑,誰知道一絲火星突然閃入存放火藥的庫房……
爆炸的結果如何呢?其實也沒多嚴重啦:
「守兵百人皆糜碎無餘。」
火藥無疑是古代中國的一項重要發明,然而大家或許都聽過這個說法:中國人在發明火藥之後,並沒有將這些東西應用到戰爭上,最多也只是用於放煙火,不像西方那樣運用於現代武器。而儒家也將這些兵器視為奇技淫巧、並沒有像西方一樣加以重視;中國的朝臣把火藥科技視為雕蟲小技,嫌吵嫌髒;甚至有些學者認為中國不想大規模試用新科技,就是因為唯恐這些新式武器擾亂儒家的社稷與國家秩序。
我們從小就聽過類似的說法。然而,真的是這樣嗎?
歐陽泰在《火藥時代》裡證明了即便在儒家思想深厚的宋朝,火藥的進展仍然是很快速的。本書將宋朝視為中國火藥時代的開端,中華帝國的領袖與官僚們其實是深受火藥與火器吸引,而且花費許多心血投入發明、改造與革新,許多人也具有朝廷命官或大儒學究的身分。事實上,在整個中國史裡,大聲疾呼拒絕新式火器的僅僅只有少部分人。歐陽泰嘗試在書中反覆訴說的一個觀點是,「儒家思想阻礙進步」只是一個流傳廣遠的迷思,在清末民初的時代,影響中國深遠的儒家思想,就這樣揹上了造成東西方科技之所以相距甚遠的黑鍋。
那麼,是什麼造成了清末東西方科技上的鴻溝呢?
這還必須從火藥傳到歐洲之後說起。管型火器在十四世紀剛傳到西方時,因為殺傷力強大,很快便惡名遠播,後來還被當成魔鬼的兵器,甚至被視為比黑死病還要可怕的東西。經歷過黑死病時代的佩托拉克就曾經寫道:「不朽的神祇從天上怒發霹靂雷電,難道這還不夠?如今殘忍又驕傲的渺小人類居然也想從地上發射轟雷?憤怒的人類想要模仿那不可模仿的轟雷……」
不過,歐洲人很快就接受這項新式武器。比起羅盤、印刷與造紙等技術是花了數百年的時間萬里跋涉、遠渡重洋最後才在歐洲生根,管型火器前後只花費五十年左右便從中國傳到了歐洲。不僅如此,十四世紀後期歐洲人更在中國的技術基礎上開發出大砲。原因很簡單:因為戰爭需要。
十四、十五世紀是整個歐洲的動亂時期,大大小小的戰爭不計其數。每個國家都渴望獲得比對方更先進的武器,歐洲第一場出現大砲的戰爭就是有名的英法百年戰爭。被莎士比亞大加褒揚的英王亨利五世遠征法國,瞬間如秋風掃落葉般佔領大半個法國。許多城市根本還沒被砲轟,就先被英軍威名震攝,因為許多居民認為,與其遭到砲轟而戰敗不如先投降。
從當時歐洲的敘述看來,不難看出這種武器有多麽令人畏懼:「白天時,砲聲在十五英里以外都聽得見,到了晚上砲聲甚至可以傳到三十英里以外,一聲聲轟隆巨響……讓人以為地獄的惡魔全都逃了出來。」當時的大砲極為珍貴,而最為知名的大砲,自然就是君士坦丁堡之役上的烏爾班巨砲了。
為了攻破君士坦丁堡那號稱西方世界最堅固的城牆,匈牙利技師烏爾班用四個月的時間蒐集材料,最後鑄成長達六到九公尺的巨型火砲。每次發射都要填充好幾百磅的火藥,而發射的石砲直徑更是將近一公尺。一位拜占庭史家曾用極為戰慄的文字描述巨砲的聲響:「如果聽過它發出的巨響,根本無法相信或承認世上有那種東西存在。」
最後,這尊砲被送到君士坦丁堡的前線,砲轟了整整五十五天。城牆的強度與厚度根本不足以抵擋石砲,它們的撞擊力實在太驚人。君士坦丁堡陷落,寫下西方文明最黑暗的一頁,但同一時間,它也象徵著火砲的勝利。自此西方繼承火砲的威力,經過百年的演化,開始向外輸出自己的文明。
但同一時間,中國卻沒有像西方一樣發展出自己的大砲。真實的原因並非是因為儒家守舊,而是一個非常單純的原因:沒必要。
大一統帝國的中國沒有攻打城市的必要。中國的外患一直是北方騎馬馳騁的遊牧民族,與其使用威力強大的巨型火砲,比較短小且具有機動性的火器會是更恰當的選擇。然而,真正導致中國科技停頓最重要的原因,則是中國自有清以來,太過長久的承平。
真正害慘中國的並非是儒家思想,而是因為成就霸業後導致的文恬武嬉。自從清朝打下中國歷史上前所未見的廣袤江山之後,直到鴉片戰爭前的兩百餘年間,幾乎沒有受到外患侵擾。在這種情況下,清朝的軍事領袖們自然沒必要進行軍事創新,也沒必要引進西方的新方法與科技。然而,很不幸的,這段時間卻是西方工業革命最興盛的時期。英國小說家狄更斯在參觀完一艘中國船隻以後,驚訝地發現中國還在用古早以前的造船法。
一邊是持續綿延的戰爭提供研發新式武器的需要、一邊則是因為享有長久太平而未思進取,兩邊的文明在鴉片戰爭一觸即發,把雙方都嚇了一大跳:清軍中有配槍的士兵佔不到三成,而且使用的還是十七世紀的火繩槍,士兵在發射前都必須先用火柴或火石點燃火繩槍。但是他們在引燃的途中卻很有可能灑出火藥,最後把自己也點燃了……
反觀歐洲陸軍早就都已經開始換成燧發槍,英軍甚至正在換用新式的滑膛槍,根本不用從槍的外部點燃就能夠擊發。在一次面對清軍的進攻時,一支百人的英軍對清軍開火,他們的配備包括滑膛槍、四門野戰砲,還有一門榴彈砲。
「屠殺的情況可怕極了,」一位參戰英軍軍醫在書中寫道,「屍體堆積如山,相互交疊。」榴彈砲不斷發射,直到再也無法瞄準任何仍然活動的敵軍才停下來。
雖然歐陽泰在《火藥時代》裡面說明,自己並非要為「中國軍事技術為何大幅落後西方」的這個問題提出最後解答。然而,此書仍然提供我們一個相當嶄新的視角,讓我們重新審視我們自己過去的認知:阻止科學進步的是儒家思想,還是僵化的體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儒家的孟子也許早就道出了中國在清末時期衰落真正的原因: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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