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贏得國共內戰的關鍵是武裝鬥爭?毛澤東:筆桿子同樣重要

田牧著,《走進中國新聞出版審查禁地》,臺北:允晨文化,2018。

毛澤東的「統戰」改變國共對峙劣勢

要說革命靠「槍桿子」,很容易理解。毛澤東提出:「槍桿子裡面出政權」。1927 年 9 月,毛發動了秋收起義,率領著一批身著破衣爛衫、手執大刀長矛、腳上沾有牛屎的農民弟兄開始造反,打出了以井岡山為中心的一塊根據地,得到了朱德、彭德懷、陳毅等一批中共草莽將士的擁護,建立了井岡山第一個革命根據地,從此揭開了國共連年持續內戰的序幕。

1927 年秋收起義木刻圖。(Source:Wik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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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結束後,1946 年國共內戰再次爆發,其時國共實力相差頗大。共產黨軍隊基本上是以農民為主,雖說經過抗戰發展到了一百多萬的兵力,但戰鬥部隊的槍支等基本都是從日軍那裡繳獲來的,實力相當於一支農民兵。而國民黨有正規的部隊,有坦克、飛機、戰艦等先進的武裝,當時的國民黨有四百多萬的總兵力。理論上說,貧弱的共產黨軍隊是無法與兵力多資源豐富的國民黨軍隊相抗衡的。

國共內戰四年,經過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國民黨軍隊卻最終顯現了敗相。中共華東野戰軍司令員陳毅講過一句名言,淮海戰役的勝利,是山東民工用小推車推出來的。為什麼這些人能推小推車?當時既不給他們發工資,也沒有獎金,但是農民們堅定一個目標—跟共產黨走,打倒蔣介石!

中共贏得國共內戰的勝利法寶是什麼?

毛澤東很早就意識到「筆桿子」同樣重要。毛澤東沒有留過洋,他的革命道理不是來源於西方現代民主思想,而是來源於「王侯將相甯有種乎」的打天下坐天下傳統。毛太懂帝王之術,天下的爭奪,歸根到底就是人心的爭奪,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

瞭解中共歷史者,都知道中共革命的三大法寶,即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今人動則把利益收買的雕蟲小技,也稱之為是中共「統戰」之術,可見是對「統戰」內涵不甚瞭解。在政治角鬥場上,施展恩惠小利,只能獲取他人一時的心智,而不能奪人一生的心志,這不是大智慧,也決不是「統戰」。古人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錯誤的認知與判斷,是政治失敗的前因後果。

什麼是統一戰線?

「統戰」的目的:聯合不同政治團體及社會各界的力量,擴大己方陣營,為同一政治目的共同奮鬥。統戰工作不是武裝佔領,不是武力征服,是以理念說教和宣傳,去尋求和改變對峙優劣的態勢。

「統戰」的背景:中共初創時期,一窮二白,不是憑藉金錢賄賂他人,以利誘人,以利誆人。對於軍事對壘的弱勢一方,在戰場角逐是被動的,挨打的,在戰場上難以取得勝利。而「統戰」才是攻勢,去籠絡人心,贏得民意。

「統戰」的核心:憑藉「筆桿子」的宣傳,取悅人心、奪人心志,贏得社會的同情和支援。槍桿子決定戰場戰役勝負,贏得人心只能靠「筆桿子」宣傳,得人心者得天下。

毛澤東強調革命也靠「筆桿子」

毛澤東說,革命奪權靠「槍桿子」和「筆桿子」,但毛澤東自己卻很少拿過槍桿子,筆桿子倒是須臾不離手,毛筆、鋼筆、鉛筆,中共稱頌為「筆走龍蛇驚風雨,白紙黑字寫春秋」。

毛澤東在延安寫作《論持久戰》,攝於 1938 年。(Source:Wikimedia

毛澤東背過槍,對槍桿子的重要性有獨到的見解,在秋收起義時,毛澤東也是背著一支手槍的。朱毛會師後,他覺得有了比自己更合適的扛槍者,於是就將手槍交給了朱德,並讓朱德擔任紅軍的總司令,自己擔任政治委員。從井岡山開始,毛澤東在中共革命幾十年中,只是抓緊了筆桿子。

「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這個道理很容易讓人理解,但「筆桿子裡面也出政權」的道理卻很難令人信服。民間有「秀才遇著兵,有理說不清」的說法,毛澤東為什麼卻對筆桿子如此重視呢?到底是說得清,還是說不清呢?

讓我們去閱讀毛澤東的一個論述。1939 年 10 月,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總結中國共產黨 18 年革命鬥爭的歷史經驗時指出:「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大法寶。」

這樣一說,「筆桿子」的重要性就凸顯出來了,「筆桿子」也是有力的武器,思想是最有力的武器,特別是治國安邦更需要知識和思想。「筆桿子」不僅是思想的代表,而且是用來表達思想理論的最好的武器。

一個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一組人的力量同樣是微弱的,只有群體的力量、全社會各界的力量才是巨大的。而要使人們形成不可戰勝的集體合力,就必須用系統的理論說服和贏得社會的信任和支援,這就需要用筆去傳遞思想,傳播給他人和社會。

單獨談話是非常有效的溝通交流形式,古代的遊說憑藉的就是這樣一種面談的形式。但是,面對整個社會,面對整個民族,面對整個國家,一個一個的面談顯然是做不到的。要想更快捷、更方便、更廣泛、更持久、更有效地傳播自己的思想,那就必須拿起筆來,將自己的思想寫成文章,然後發表出去。這就必須印成書籍、報紙、雜誌等發佈出去。

1925 年 12 月,毛澤東在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司令部編印的《革命》第四期中,發表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提出他的論斷:「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他在文章中把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自耕農和雇農歸屬於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我們真正的朋友。」

1927 年 3 月,毛澤東在中共湖南區委機關公開刊物《戰士》上,發表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毛澤東曾說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中共「打天下」,靠得就是「槍桿子」和「筆桿子」。中共在革命初期非常弱勢,「筆桿子」的輿論工作成為了中共「打天下」的重要力量之一。中共革命初期便設立了中央宣傳部,1941 年的延安時期規定:「一切對外宣傳的領導應統一於宣傳部」,及「一切理論、主張、教育、文化、文藝等等均屬於宣傳鼓動活動的範圍。」

中共在國統區進行反蔣宣傳

當民國政府對井岡山展開一次次軍事圍剿時,在他們的後院──上海、天津等地的新聞媒體始終沒有閒著,且非常活躍。中共利用一批左翼文化工作者,衝破民國政府的文化媒體管控,反對國民政府,反對蔣介石統治,興起了左翼文化運動。

1930 年 12 月,天津左翼作家聯盟小組成立。幾年後,天津左翼作家聯盟、天津左翼社會科學家聯盟、天津左翼戲劇家聯盟相繼成立,幕後的領導者就是中國共產黨。

這一時期,天津市一批文學團體及出版物大量湧現,至 1933 年,天津「進步」文藝期刊已達數十種:其中有天津文總機關刊物《天津文化》、天津社聯刊物《噠噠⋯⋯》、當代文學社刊物《當代文學》月刊、草原詩歌會刊物《詩歌》月報等。

天津各大報紙編輯、記者,著名作家,戲劇、美術工作者,積極投身左翼文化運動,發表了大量具有革命傾向的作品,左翼文化工作者還冒著極大的風險,收集、翻譯和出版馬列著作,並在一些報刊的副刊中陸續刊登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譯文。

大上海也是中共活躍的重鎮。1930 年,在中共組織的運作和推動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發起人有魯迅、潘漢年、馮雪峰、夏衍、陽翰笙、馮乃超等。其中除魯迅外都是中共著名的文化人。在成立大會上,魯迅作了題為〈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講話,第一次提出了文藝要為「工農大眾」服務的方向,並且指出左翼文藝家一定要和實際的社會鬥爭接觸。

1932 年 12 日,在紀念《申報》創辦 60 周年時,李公樸經黃炎培介紹,參加上申報館工作。申報是國內最有影響的報紙之一,總經理史量才是上海新聞界的領袖和最大的報業資本家。

「九.一八」事變後,《申報》從維護民族利益出發,接連發表評論,聲討日本帝國主義的罪行,抨擊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國民黨結束一黨專政、實行憲政,並積極支持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革命活動。在李公樸的宣導和籌畫下,史量才資助他創辦了旨在改變店員和青年學生痛苦的申報流通圖書館。流通圖書館藏書由最初的兩千多冊增至三萬多冊,擁有讀者兩萬多人。

1931 年,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創刊《前哨》雜誌,第二期起改名為《文學導報》,這是一本研究左聯時期革命文學運動的重要材料。第一期為紀念左聯五烈士(李偉森、柔石、胡也頻、殷夫、馮鏗)專號,及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為國民黨屠殺大批革命作家宣言》、《為國民黨屠殺同志致各國革命文學和文化團體及一切為人類進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書》、魯迅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以及左聯五烈士和宗暉烈士的小傳、柔石、胡也頻、殷夫烈士的作品。

1931 年 2 月 7 日,李偉森、柔石、胡也頻、殷夫、馮鏗在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慘遭槍殺,被稱為「左聯五烈士」。為了應對白色恐怖,時任中共「文委」書記的潘漢年奉調中央特科工作,原左聯黨團書記馮乃超調任「文委」書記,而接替馮乃超出任左聯黨團書記的則是馮雪峰。

左聯五烈士,左起:胡也頻、柔石、馮鏗、殷夫、李求實(李偉森)。(Source:Wikipedia

1936 年 4 月,李公樸創辦了《讀書生活》出版社。這是在共產黨領導的「左聯」和「社聯」影響和推動下,創辦的進步刊物。《讀書生活》中別具特色的欄目內容,在新文化運動中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和作用。

民國時期的一張《大公報》拯救了紅軍。在江西民國政府的第五次「圍剿」中,中共紅軍潰不成軍,一路北撤逃跑,這就是「長征」神話的由來。紅軍一路避開國軍的追擊,內部路線鬥爭不斷,八萬紅四方面軍,沒有一個人願意跟毛走,毛澤東與張國燾分裂,張另立中央。

在紅軍面臨最危機的時刻,毛澤東身邊只剩下不足一萬紅軍,這是毛澤東「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當時在俄界的一個藏族小村子裡,中央政治局在一個地洞內舉行了會議。此時的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非常憤怒、傷心、無奈,會議上儘管通過了一個關於張國燾錯誤路線的決議,但是這個決議只傳達到中央委員,對下邊的幹部戰士嚴格保密,擔憂軍心動搖。

紅軍抵達甘肅省岷縣哈達鋪鎮時,「下一步紅軍往哪裡走」?就連毛澤東自己都不清楚。紅一軍團偵察連連長梁興初和指導員曹德連化裝進入哈達鋪鎮,搜集了大量近期的《大公報》,其中一份是 1935 年 9 月出版的《大公報》,其要聞版的大標題是〈陝匪勢猖獗〉,副標題為〈徐海東竄至隴東劉子丹犯擾吳堡⋯⋯〉,報紙中有大量「剿匪」消息和口號,毛澤東從中確切地瞭解到:陝北有紅軍和根據地。這份《大公報》由此改變了紅軍的命運。

1937 年 1 月、2 月間,上海的英文報紙《大美晚報》、北京的英文刊物《民主》以及英美的一些報紙也相繼發表了斯諾(Edgar Snow 1905-1972)的陝北報導。其中美國的《生活》雜誌發表了他在陝北蘇區拍攝的 70 餘幅照片,美國的《亞洲》雜誌也發表了他採寫的《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告》等。

在這些報導的基礎上,7 月,斯諾在北京寫成 30 萬字的《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同年 10 月該書在英國倫敦出版。1938 年 1 月,美國蘭登書屋再次出版該書,2 月,中譯本在做了少量增刪後改名為《西行漫記》在上海出版,引起了極大轟動,暢銷一時。

1979 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版《西行漫記》書封。(Source:Wikipedia

中共自 1921 年建立後,與國民黨政府鬥了 28 年,從幾百幾千幾萬到幾十萬的紅軍、八路軍、解放軍,一路走來,最終戰勝了強大的擁有幾百萬軍隊的民國政府,贏得了戰場上的最終勝利,建立了中共新政權。

小結

中國共產黨是怎樣打下了中國?改變了中國?

世人的觀察和認知,集中在中共軍隊的戰場勝利上。事實上,國民政府的失敗,不僅僅輸在了「槍桿子」上,不容忽略的是中共「統戰」宣傳的軟實力。恰恰是因為國民政府忽略了中共「筆桿子」的作用,讓中共鑽了國民政府《新聞法》、《出版法》的空子。

毛澤東深知天下的爭奪,歸根結底是人心的爭奪。「筆桿子」裡面寫出了毛澤東思想,以「筆桿子」奪人心志,用輿論賺取了民心民意,騙取了各民主黨派的認同和支持。中共在慶祝勝利時自譽道:「得人心者得天下」。

本文摘自允晨文化《走進中國新聞出版審查禁地》: 新聞媒體批評執政統治者, 在民主國家司空見慣,見怪不怪, 而在專制集權國家,卻是另一種景象。 中國的言論自由為什麼始終受到禁錮? 不能開放?政府審查制度又究竟是怎樣的? 由此看來,這本關於大陸審查制度的書, 也可看成是一本簡煉的當代中國政治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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