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決定了東南亞的團結!──四位左右東協成敗的政治強人

上篇由此去:東協國家能夠團結的關鍵因素?對共產主義的恐懼!
作者:馬凱碩(前新加坡駐聯合國大使)、孫合記(新加坡前任外交官)

上述情況會出現,是因為在一九八〇年代(東協的形成期),東協國家幸運地出現了一些政治強人。代表人物包括印尼的蘇哈托總統、新加坡的李光耀總理、馬來西亞的馬哈地總理、泰國外長西提・沙衛西拉等。從性格和個性來看,他們是迥然不同的。他們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這反映出東協特有的文化多樣性。但是,他們都有一項強大的共同特質:他們都是硬骨頭。

拉惹勒南最喜歡的一句話是列寧的名言:「用刺刀插入時,遇到軟的東西就繼續用力,遇到鋼鐵的則抽回。」越南領導人從列寧身上學到了許多事情。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他們在進攻柬埔寨時,本來預期東協國家會軟弱地應對。但令他們吃驚的是,東協國家如鋼鐵一般強硬。

以下是對四位東協國家領導人的簡單介紹,可以看出他們都有如鋼鐵般的強硬性格。同樣重要的是,他們都深藏政治智慧。在東協發展的早期,最重要的領導人無疑是蘇哈托總統。和其他東協領導人比起來,他可以說是將東協團結起來的人。新加坡前外長黃根成曾說:「東協成功的重要原因,有部分得歸功於蘇哈托總統有足夠的影響力,並且願意支持東協。」

為了理解蘇哈托總統的重要性,我們可以對比一下其他類似的區域組織所面臨的問題,如美洲國家組織和南亞區域合作聯盟。前者的失敗在於美國,這個勢力最強大的會員國總是想主導該組織。因此,美國阻礙了這個區域組織在內部形成一種區域性的共同體意識。同樣,南亞區域合作聯盟的失敗是因為印度,它顯然是其中最強大的會員國,也試圖主導該組織。

前任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哈托(Source:Wikipedia)

這也阻礙了地區凝聚力的產生。就像美國和印度,印尼是東協內最強大的會員國。但是與美國和印度不同,印尼有著非凡的智慧,它並不試圖主導東協。相反地,蘇哈托總統讓較小的會員國,例如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來領導東協。新加坡總統納丹在接受我們訪談中提到:「蘇哈托總統的老練之處在於,他決定在東協中扮演幕後角色,讓其他會員國自己處理彼此的關係。」 這有助於東協培育真正且活潑的共同體意識。

蘇哈托總統願意站到幕後,允許其他國家來經營東協,是非常了不起的。因為在國內,眾所周知,他是個強勢的領導人,不是一個畏首畏尾的人。雖然蘇哈托可能並不是一位理想的印尼領導人,但是他卻成為印尼的強勢領導者。他的前任蘇加諾總統是一位有魅力的領導人,他精彩的演講足以號召印尼民眾。雖然蘇加諾總統的經濟政策很糟,但是印尼不同種族的民眾都凝聚在他的魅力之下。

蘇哈托總統則與蘇加諾總統截然不同。蘇哈托總統的公開演講相對遜色。他看起來似乎很難將國家團結在一起。他唯一受過的訓練和教育來自於軍隊。本以為他對印尼的統治會和其他強勢的軍人領導一樣糟,如伊拉克的薩達姆・海珊、敘利亞的哈菲茲・阿薩德,或者緬甸的奈溫將軍。

但令人訝異的是,蘇哈托的統治恰恰相反。在他的領導下,印尼經濟蓬勃發展。印尼經濟規模從一九六五年(他就任時)的兩百六十億美元成長到一九九五年(下台前三年)的二〇二〇億美元。更重要的是,印尼的窮人受益於蘇哈托的執政。由於蘇哈托在印尼稻米自給自足方面締造的成就,一九八五年聯合國糧農組織授予其金質勳章。亞當・施瓦茨清楚地說明蘇哈托的貢獻:

在蘇哈托任期內,數以千萬計的印尼人擺脫了貧困。雅加達、泗水和棉蘭的新興中產階級住進了新式公寓,在亮麗的購物中心裡購物。外國投資者每年投資數十億擴建新的工廠,讓貧苦農民的孩子在工廠工作,他們負責生產的東西,從 Reebok 運動鞋到索尼電視機等各式各樣產品都有。一個穩定和日益繁榮的印尼,加上蘇哈托這位資深政治家扮演的角色,為東協提供穩定的支撐力量與領導基礎。

當然,他執政期間確實存在腐敗問題。譬如他的直系親屬就變得很有錢。但是,印尼人民同樣也受益匪淺,東協人民也從中獲益。蘇哈托在他沒有試圖主導或遏制東協這點上,展南對柬埔寨的侵略。這是十分難得的,因為蘇哈托對中國疑慮極深。中國共產黨曾經支持印尼共產黨,在一九六五年的可怕政變中,印尼共產黨還把蘇哈托當作主要攻擊目標。而且在其政府內部也有許多聲音希望蘇哈托支援越南對抗中國,包括當時擔任國家首席安全顧問的貝尼・穆達尼。

印尼著名的知識份子林綿基曾記錄當時印尼政府內部的鬥爭,這是以貝尼・穆達尼為首的親越勢力,和以外交部長莫克塔爾・庫蘇、馬哈查教授為首的反越勢力間的角力鬥爭。

林綿基描述道:最後這些鬥爭都到了蘇哈托那裡。蘇哈托同意莫克塔爾的觀點,即東協是最重要的考量。事實也是如此。貝尼曾經公開支持越南,但是現在他被迫做出少許讓步,這種轉變讓東協不甚理解。然而當時整個國際社會都反對越南侵略柬埔寨,因此從外交上看,也別無選擇。

認為東協的團結與合作是理所當然的人,應該要先瞭解這點:這並不是自然而然發生,而是在東協歷史的關鍵時刻做出重要決定造就的結果。由於蘇哈托對中國有強烈疑慮,他若是支援貝尼一方而非莫克塔爾,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這就可能會損及東協的團結。如果蘇哈托帶領印尼往相反的方向,東南亞的命運將會完全不同。這是為什麼領導人的角色對理解東協的成功至關重要。

東協歷史上另一個驚人的發展是蘇哈托和李光耀在一九八〇年代建立了特殊深厚的友誼。兩位領導人的內在世界迥然不同。蘇哈托僅在軍隊受過訓練,深受傳統爪哇文化影響。李光耀接受英式教育,有律師資格,深受歐洲對現代世界觀點的影響,並且也傳承中華傳統文化和土生華人文化的遺緒。因此,很難想像這兩個人能形成如此緊密的合作關係。

首任新加坡總理李光耀。(Source:Wikipedia)

然而,兩位領導人在一九八〇年代做到了定期會晤。李光耀在回憶錄中寫道:「在一九七〇年代和八〇年代,我們幾乎每年都會見面,保持聯繫,交流觀點,討論遇到的問題。」 他們會面時,都是兩人私下談話。透過這些私人會面,他們能夠建立對彼此的信任和信心。兩位重要領導人的信任和對合作的信心為東協的建立奠定了基礎。李光耀評論蘇哈托說:「我覺得他是一個信守承諾的人。他很少承諾,可是一旦給出承諾就必然會做到。言行一致是他的優點。」

一九八六年,李光耀告訴澳洲媒體:

回顧過去,沒有什麼比得上印尼總統蘇哈托的個性和眼界,對這個地區發展有更深遠的影響了。在過去二十年間,印尼全力發展經濟、振興社會,而這一切如果沒有蘇哈托是不會成功的。蘇哈托的策略,讓東協得以在會員國之間建立具有建設性與合作性的關係,在遇到外部問題時它們能夠團結一致。如果在一九九〇年代,能夠出現一位像蘇哈托那樣致力於印尼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接班人,那麼東協在二〇〇〇年之後的發展就有保障了。

東協內另一對意想不到的夥伴關係是李光耀和馬哈地。從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當新加坡還是馬來西亞聯邦的一員時,兩位領導人曾是彼此仇視的政治對手。李光耀曾宣導馬來西亞內部的種族平等,而馬哈地則主張給予馬來人特殊待遇。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六日,馬哈地開除了李光耀,因為「這個人有瘋狂的野心,將自己視為馬來西亞第一位華人總理」,並說他是「狹隘、自私和傲慢」的中華沙文主義的典型代表。同樣的,李光耀也說過:「我來告訴馬哈地吧:當我們加入馬來西亞時,我們同意的是馬來西亞的統治,而從來都不是馬來人的統治。看起來這些都是廢話。如果有人認為我們會同意馬來人的統治,那麼他就大錯特錯了。」

馬來西亞第四任首相馬哈地(Source:Wikipedia)

但是,當一九七六年三月五日馬哈地出任馬來西亞副總理時,這兩位領導人決定摒棄前嫌,試著共同合作。馬哈地出任副總理後,在兩位領導人第一次會晤中,馬凱碩就在場。那是一場由時任新加坡駐馬來西亞最高代表黃金輝在吉隆坡舉行的小型晚宴。兩位領導人對這第一次會面都小心謹慎,期間都沒有流露出明顯的敵意。

儘管兩位領導人的政治理念不和,但是他們在一九八〇年代卻能夠相互合作。兩方都同意進行雙邊軍事演習,這些演習「最初遭到了反對,因為這可能會導致來訪國的安全部隊熟悉東道國的『領土』」。這些演習包括一九八九年開始的「團結精神」軍演和一九八四年開始的「馬來坡拉」海軍演習。

另外還有聯合軍事訓練。從一九八一年到一九九〇年,新加坡是馬來西亞柔佛州的最大投資者(雖然日本是馬來西亞的最大投資者)。由於意識到這個地區的經濟成長潛力,當時的新加坡副總理吳作棟,在一九八九年提出建立「新加坡—柔佛—廖內成長三角」,以加強這三個地區間的經濟聯繫和互補。後來印尼和馬來西亞更多的州加入,於是就演變成了「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成長三角」。

第四位領導人是泰國的空軍元帥西提・沙衛西拉,他在一九八〇年代越南侵略柬埔寨的關鍵時刻,展現出強烈的決心與勇氣。從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九一年,泰國出現了幾位總理,包括社尼・巴莫、克立・巴莫、他甯・蓋威遷、江薩・差瑪南上將、炳・廷素拉暖、差猜・春哈旺和阿南・班雅拉春。

幸運的是,從一九八〇年到一九九〇年,西提・沙衛西拉一直擔任泰國外交部長。泰國國王和政府的重要官員都對他有信心。在越南侵略柬埔寨的事件中,儘管政府內部有要員提議對越南妥協,但是他確保了泰國外交政策對此事的立場堅定,絕不動搖。

由於菲律賓在地理上與東南亞大陸分離,其領導人對越南侵略柬埔寨一事的關切程度不如其他東南亞的陸上國家。但是,菲律賓仍積極參與了東協反對越南侵略柬埔寨的行動。這得益於一九六八至一九八四年的菲律賓外交部長,即傳奇人物卡洛斯・羅慕洛。在一九八〇年代以前,他是少數僅存、在一九四五年《聯合國憲章》上簽字的人之一。他非常迷人且有魅力,經常講精彩的笑話。他在動員國際支持反對越南侵略行為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菲律賓外交官卡洛斯・羅慕洛(Source:http://carlospromulo.org/bio/)

回顧一九八〇年代,可以清楚看到,東協幸運地在不同層面擁有許多優秀的外交官員,他們為東協在國際社會視野中建立起強大的形象。一些值得特別提到的外交官還有:新加坡的許通美教授、印尼的阿里・阿拉塔斯、馬來西亞的紮因・阿茲萊、泰國的尼・披汶頌甘。

當時的許多外交部長也是政治領導強人。除了西提・沙衛西拉和卡洛斯・羅慕洛外,還有新加坡的拉惹勒南和印尼的莫克塔爾・庫蘇馬哈查。沒有這些人的貢獻,東協很難在一九八〇年代形成強烈的團結意識。

如果有任何人在一九六七年東協成立時預測,在二十年後,信仰伊斯蘭教的馬來西亞和印尼、信仰佛教的泰國、信仰基督教的菲律賓,以及世俗國家新加坡的領導人會有深厚的友誼和信任,那這個人一定會被當作傻瓜。然而,不可能的事情發生了。深刻的恐懼以及強大的領導人促成了東協之間的友誼建立起來。

本文摘自遠流出版《解讀東協這個曾被稱為「亞洲巴爾幹」的第三世界地區, 是如何成為一個充滿活力的經濟體? 東協是如何與全球大國周旋,謀求共同的利益? 又是如何成為跨國企業進行戰略投資的優選之地? 本書爬梳形塑東協現今樣貌的歷史與文化多樣性, 也述說東協如何創造一個生態系統, 以及其與世界大國的關係,並透過 SWOT 評估東協目前面臨的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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