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協國家能夠團結的關鍵因素？對共產主義的恐懼！

作者：馬凱碩（前新加坡駐聯合國大使）、孫合記（新加坡前任外交官）

東協國家團結起來的關鍵因素是對共產主義的恐懼。

如果對一九六〇年代的政治環境沒有深刻的瞭解，現在可能很難理解這種恐懼。從今天看來，以美國領導的非共產主義世界對抗由蘇聯領導的共產主義世界，由美國取得勝利似乎是毫無疑問，很容易可以預測得到。但是對於生長在一九六〇年代東南亞的我們來說，這個勝利並不是必然的。事實上，當時的共產主義看起來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

東協的五個創始國很害怕共產主義，因為它們國內都經歷過共產主義者的暴亂。一九四〇年代和五〇年代，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都經歷了馬來亞共產黨領導的暴動。當時由蘇哈托總統執政的印尼政府，受到印尼共產黨（PKI）在一九六五年試圖發動的未遂政變重創。政變策劃者殺害了幾名印尼將軍，並將目標鎖定在蘇哈托及戰略儲備司令部指揮官。

泰國也受到類似困擾，並且擔心，如果中南半島倒向共產主義，泰國將成為東南亞對抗共產主義的前線。菲律賓則在一九四二至一九五四年經歷了「虎克黨」的暴動。

一九四九年中國成為共產黨國家，隨後朝鮮半島和中南半島爆發了兩次針對共產主義的戰爭。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朝鮮半島停戰協議》簽訂，戰爭結束，朝鮮的局勢穩定下來，但朝鮮半島一分為二。然而，戰火卻在其他地區愈演愈烈，最初是在越南和寮國，隨後蔓延到柬埔寨，尤其是在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美國中情局廢黜西哈努克之後。

馬凱碩曾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到一九七四年六月住在柬埔寨金邊，親眼目睹了紅色高棉每日對當地的炮擊。他永遠不會忘記家裡遭到炮彈碎片擊中，所有窗戶玻璃碎裂的經歷。越南、寮國和柬埔寨共產黨的決心是可畏的。他們堅信歷史站在他們一邊。

與之相比，東協創始國的非共產黨領導人非常擔心他們的生命和國家安全。時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執行秘書的詹姆斯・萊曾在一九五二年的報告中預測：

在中國共產黨公開或非公開的攻擊下，任何一個落入共產主義政權的東南亞國家，都將會產生嚴重的心理、政治和經濟後果。若沒有進行及時和有效的反擊，那麼任何國家的淪陷將導致其他國家迅速地倒向共產主義及其聯盟。

不少人認同這個觀點。一九五四年，美國總統艾森豪表示，中南半島有著重要的戰略意義，因為「將一排骨牌立起之後，只要推倒第一塊骨牌，最後一塊很快也會跟著倒下去。因此，只要有一個地方開始瓦解，就會產生極為重大的影響」。

這個理論帶來的心理影響非常可怕。一九七五年五月，馬來西亞內政部長加紮利・沙菲曾說過：「骨牌效應在理論和實踐上雖然明顯令人存疑……但當前的事件似乎顯示未來是黑暗和不確定的。在這種讓人沮喪的氣氛中，骨牌效應可能會諷刺地成為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

在這種普遍恐懼的氛圍下，一九六七年八月在曼谷召開的東協成立會議上，時任新加坡外長的拉惹勒南堅定地對其他東協代表說：「如果我們不團結（hang together），那麼我們就會四分五裂（hang separately）。」大多數說英語的人很容易理解這句話，但是這句話卻被泰國代表團幽默地誤解了。在拉惹勒南外長發言後，泰國代表說：「身為佛教徒，我們是反對『絞刑』（hang）的。為什麼你們只提供我們兩種不同的『絞刑』（hang）方式呢？」還好，在跟他解釋了這句話句的原意後，泰國代表團同意拉惹勒南外長的提議。

這就是為什麼恐懼這個因素是重要的。因為它是將五個國家團結在一起的重要凝合劑。尤其當東協各國眼看，共產主義部隊一步步攻陷柬埔寨、寮國和越南南部後，這種恐懼情緒就愈發強烈。

確實，馬凱碩在金邊的那段時間，整個城市都被圍攻，從城市到農村的道路根本走不通。同時，一九七二年「水門案」及一九七四年八月九日理查・尼克森總統的辭職，讓東協國家認知到，它們依賴的安全盟友美國自己也受到國內問題的牽制與煩擾。

所以，東協國家愈加清晰地體認到，套用拉惹勒南外長的話來說便是，「要麼團結，要麼分裂」。一九六八年八月七日，馬來西亞副總理阿卜杜勒・拉薩對其他東協國家代表發出明確警告，「我們應該共同關心且確保沒有任何事情能危害東協未來的發展」。

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西貢淪陷時，東協領導人內心覺得最黑暗的時刻已經來臨。美國外交官和士兵從西貢的美國大使館撤離，這戲劇性的一幕發生加深了東協領導人對共產黨將佔領全東南亞的擔憂。在此八年前，即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李光耀曾經對美國副總統休伯特・韓弗理說過，如果美國自越南撤退，「在其後一年半至兩年間，泰國將爆發戰爭，緊接著就是馬來西亞，不到三年我肯定會在眾目睽睽之下被吊死」。

當西貢淪陷時，這種黑暗的日子似乎近在眼前。一九七五年五月八日，李光耀告訴福特總統說：「我當時的第一反應就是震驚，擔憂局勢迅速崩潰。」 在談及東南亞的混亂局勢時，李光耀說到，泰國人認為「美國沒有道德，媒體在湊熱鬧……寮國已經瀕臨垂死的局面，柬埔寨則在中國和越南之間掙扎」。

這種對共產黨擴張的擔憂，促使東協領導人在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三到二十四日於峇里島召開高層會議，那是在中南半島解放一年之際。馬凱碩參加了那次會議。美國學者唐納德・韋瑟比說道：

一九七五年共產黨在中南半島的勝利，促使東協國家為加強安全合作採取緊急措施。一九七六年二月，東協國家元首在印尼峇里島召開了第一屆東協峰會。這為東協加強政治和經濟合作奠定了基礎，但是並未關上與中南半島國家和解的大門。

在峇里島開會的東協領導人充滿恐懼和擔憂，相形之下，越南的領導人則顯得非常傲慢。他們相信，東南亞地區的歷史終將站在他們那邊。一九七六年八月，在斯里蘭卡召開的不結盟運動（NAM）峰會上，新加坡前總統納丹看到了越南領導人對局勢充滿自信。當時，納丹總統碰巧讀到了越南總理范文同寫給斯里蘭卡總理西麗瑪沃・班達拉奈克夫人的便條，上面寫著：「隨著美國的失敗和越南的統一，革命已經開始。共產主義將橫掃整個東南亞地區。」

越南領導人的這種傲慢，導致其做出一個越南歷史上最慘烈的戰略決定。一九七五年共產黨政權佔領中南半島後，一般認為，柬埔寨、寮國和越南共產黨應該會形成一個統一的集團，因為它們曾共同抵抗過美國在其國內支持的軍事力量。然而，相反的情況發生了。三個國家的共產黨各自執政後，柬埔寨和越南以前持續了好幾個世紀的傳統競爭關係再次上演。由種族滅絕獨裁者波布領導的柬埔寨紅色高棉，和越南斷交。波布開始站在中國那邊，以抵抗越南和蘇聯的聯盟。中蘇分裂的情勢蔓延到了中南半島。

隨著中蘇的分裂，越南開始計畫入侵和佔領柬埔寨。由於越南領導人在打敗一個超級大國之後信心滿滿，而且他們相信可以依靠蘇聯的軍事力量打倒中國，因此他們無視中國的警告，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入侵柬埔寨。

越南這個行動存在著幾個誤判。第一，中國在一九七九年二月對越南發動大規模進攻，以作為回應。幾十萬中國人和越南人陷入戰爭泥沼。雖然越南士兵氣勢如虹，也贏得多場戰役，但最後是越南以割讓土地向入侵的中國軍隊投降。在教訓了越南之後，中國將軍隊撤回。

然而，這給了越南一個明確的信號，即中國將毫不留情地反對越南侵略柬埔寨。

第二個誤判是越南低估了東協的反抗力量。打敗了中南半島的非共產主義勢力後，越南領導人認為，東協國家的非共產主義領導人一樣是無能和軟弱的。他們這種想法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泰國在歐洲殖民時期從未被殖民過，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泰國已經形成了一種適應性文化，習慣了新的勢力直接出現在自家門口。所以，當越南坦克迅速橫越柬埔寨境內，並到達柬泰邊境時，部分泰國政治家非常自然地適應與接受了越南侵佔柬埔寨的事實。有人幽默地評論道，唯一能阻止越南侵佔泰國的是曼谷糟糕的交通，因為越南的坦克將寸步難行。

出乎越南人意料之外的是，東協領導人堅定且團結一致地反對越南侵佔柬埔寨。拉惹勒南曾在一九九二年的一篇文章中寫道：「這並不是對地區主義的信念，而是出於面臨共同的恐懼，最終導致了越共的失敗。」 在撰寫東協完整的歷史時，這將會被記載是東協做過的最重要的決定。東協奮力反對越南侵佔柬埔寨的這十年，幫助了東協建立高度的團結。

就如李光耀曾說：「正是受到這種艱難抉擇的衝擊，才有了這個必須嚴肅以對的目標。當務之急就是要加強經濟合作，加速經濟成長，降低貧窮，減少共產黨游擊隊招募人員的可能性。我們找到了各方共同的政治意願，凝聚起來，共同面對新出現的問題。」

東協主要藉助多邊論壇來反對越南的侵略行徑，尤其是聯合國。馬凱碩在一九八四到一九八九年擔任新加坡駐聯合國大使時便曾親身經歷。在這過程中，他與東協重要的外交官員建立了深厚的交情，其中包括印尼前外長阿里・阿拉塔斯、馬來西亞的紮因・阿茲萊、泰國外長尼・披汶頌甘。即使在反對越南侵略行動結束後，他們之間的私交仍持續多年。

這種協力合作產生了更深厚的社會和政治資本。這種資本的累積，將東協團結成一個整體，使其在接下來幾十年裡熬過不可避免的困難和壓力。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東協的這種友誼形成於一九八〇與九〇年代，但是其積極影響一直持續到二十一世紀初，這時東協國家一起制定了《東協憲章》。負責起草《東協憲章》的名人小組（EPG）的成員之一賈古瑪教授說道：

雖然我們面臨各種問題，但是名人小組最終完成了意見一致的報告。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大部分名人小組成員在東協圈裡往來多年，對彼此已非常熟悉。我與馬來西亞的穆薩・希塔姆很熟，從學生會時代就認識，他是名人小組的主席。我也與印尼的代表、外交部長阿里・阿拉塔斯非常熟。同樣地，泰國和越南的代表都是其前外交部長。菲律賓前總統羅慕斯和汶萊代表林玉成與我也是熟識。名人小組內的成員都有私交，這有助於消除我們之間的歧見。

更令人驚訝的是，從東協累積的社會政治資本中獲益最多的國家竟然是越南，而其恰恰是導致這種資本產生的源頭。冷戰結束和蘇聯解體後，越南領導人意識到自己失去了保護者，必須尋求新的朋友和盟友以加強國家安全，尤其是對抗其老對手中國。

一九九〇年代，在尋求加強國家安全的新途徑過程中，越南領導人體認到，東協是一個合適的安全夥伴。然而，東協之所以能擔任這樣的角色，是由於它們在過去十年對抗越南的結果，並且因此形成了一種緊密的團結意識。一九九五年七月越南決定加入東協，這個決定將會是歷史上最具諷刺意味的事件之一。

只需回顧越南在將近十年前發表過詆毀東協的言論，便可理解越南在一九九五年決定加入東協是多麼引入注目。那個時候，越南經常譴責東協。一九七七年末，越南總理范文同說道：「在東南亞地區，建立像東協這樣的軍事集團的策略已經失敗，而且永遠不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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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這些譴責留下了不愉快的記憶，東協還是在一九九五年七月決定接納越南成為其會員國。這個決定顯示出東協多年來所獲得、其自身原本就有的地緣政治智慧。要理解這個現象的最好方式，就是將東協的方式與冷戰後歐洲對待其昔日對手俄羅斯的態度加以比較。一開始，在一九九〇年代，歐盟非常明智地接納了俄羅斯。一九九六年二月俄羅斯加入歐洲委員會，一九九七年六月加入八國峰會，這些似乎表明了歐盟有能力去包容接納一個以前的對手。

然而，歐盟主要的國家，尤其是英國、法國和德國，相當缺乏智慧地將北約擴展到俄羅斯邊界。更令人震驚的是，在二〇〇八年，這些歐盟國家通過了一個由喬治・布希提出的《北約宣言》，裡面要求烏克蘭加入北約。這種對俄羅斯故意挑釁的行為，顯然就像在公牛面前揮舞紅旗。

與東協相比，歐盟會員國的行為就缺乏地緣政治的智慧，而東協則是明智地將前對手──越南──納入自己的組織中。

這也是為什麼，東協的故事非常特別。最初，東協是因為恐懼而團結在一起。恐懼是一種負面情緒。但是，這種負面情緒產生了正能量，驅動東協這些年不斷一直發展。一九七〇年代，東協國家並沒有因為共產主義國家的進逼被嚇倒，反而更努力齊心面對這個地區所出現的挑戰，逐漸增強東協的團結和凝聚力，尤其是在八〇年代。

（待續）

本文摘自遠流出版《解讀東協》 這個曾被稱為「亞洲巴爾幹」的第三世界地區， 是如何成為一個充滿活力的經濟體？ 東協是如何與全球大國周旋，謀求共同的利益？ 又是如何成為跨國企業進行戰略投資的優選之地？ 本書爬梳形塑東協現今樣貌的歷史與文化多樣性， 也述說東協如何創造一個生態系統， 以及其與世界大國的關係，並透過 SWOT 評估東協目前面臨的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