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體制已經消失,但我們真的告別殖民了嗎?

作者:馮奕達(《帝國城市》譯者)

 談《帝國城市》之前,我得先提另一個人。

去年(二〇一六年)五月,當代後殖民研究大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來到台灣府城做了四場演講,主題圍繞著「全球」、「現代性」以及「殖民」打轉。當然,還有台灣──其中一講的題目,就叫〈台灣:殖民主義造就的土地〉。

將近一年後,我在今年二月接到衛城出版社委託,開始進行翻譯德里克講稿的任務,但《帝國城市》的翻譯工作也處於現在進行式,正走到開普殖民地、桌山與桌山灣、紳士渠與奴隸寮……。白天,我會監督好望堡、威廉堡、維多利亞火車終點站和默西河碼頭的興建工程,等華燈初上後再回到二十一世紀,拿一位後殖民學者的言論對照白天的一切。來回穿梭的這段時間,我老得特別快。

當我開始用工作之餘翻譯德里克講稿的兩天後,《帝國城市》的作者──時任不列顛特倫特河畔斯托克中部選區的下議院議員、工黨的影子教育部長崔斯坦・杭特,在任期尚未過半的情況下毫無預警辭去議員一職,而且大出政界與藝文界意料,成為維多利亞阿爾伯特博物館(V&A)新任館長。

他跟工黨現任黨魁傑瑞米・柯賓(Jeremy Corbyn)路線不合不是秘密,辭職信上也表示自己在議員生涯中雖然深有所得,卻也心灰意冷。不過,V&A 館長一職絕非台灣人常說的政治酬庸,每一位候選人都得自己向館方提出申請,還得通過四輪面談審查才能脫穎而出。之所以讓眾人大吃一驚,主要是因為此前藝文界完全沒有小道消息傳出,而杭特辭職的時機點正好是工黨聲勢低谷,昔日產業重鎮特河畔斯托克中部又是工黨核心地區,對工黨內部堪稱震撼彈。

崔斯坦・杭特(Tristram Hunt)。(Souce:by Brookings Institution,via Flickr

話說回來,少壯派的杭特在二〇一〇年以三十六歲的年齡當選國會議員之前,其實是位歷史學者。他不僅以英格蘭內戰、維多利亞時代城市史為題寫過專書,寫過恩格斯的傳記,在 BBC Radio 4 和 BBC Four 開過廣播與電視專題,如今更是王家歷史學會一員。杭特的博士論文談的是維多利亞時代中葉的城市觀念,而 V&A 就是那個時代的產物。無論是轉任 V&A 館長,或是寫下這本《帝國城市》,其實都是他的老本行。

本書英文版在二〇一四年發行,倒也不脫近年來歷史研究中的帝國與全球潮流相符。杭特在前言提到尼爾・弗格森與理查・哥特這兩位,前者為帝國辯護,標榜其功,後者主打帝國之過,痛斥帝國主義帶來的種種壓迫。有些學者則是從抽象的統治形態出發,檢討民族國家之狹隘,探討帝國在應然與實然層面上的海納百川。

杭特認為,過去數十年間之所以有這麼多與不列顛帝國有關的討論冒出來,恰好是因為昔人日已遠。去年德里克來台灣演講時,正巧也提到類似的觀點:政界與學界之所以深入關注「帝國」與「殖民」的概念,正是因為明目張膽的「殖民行動」在如今世道中表面上遭人否定,過去的宰制與支配關係在全球化過程中也經歷重組,但「帝國」與「殖民」卻在後殖民國家奉為圭臬的現代化原則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跡,影響至今。

至於杭特本人怎麼想、怎麼做?他擔心,高舉價值判斷,反而會讓持平作出歷史評價的空間愈來愈小。「帝國」與「殖民」既非全然的善,亦非全然的惡。於是,他從擅長的城市史出發,用十個不列顛殖民城市的物質文化發展紋理,來呈現價值觀的變化、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互動、文化的融合與相互影響,以及世局的轉變。

這十個城市裡,有的跟母國共享相同的文化(波士頓),有的體現明確的種族階序(橋鎮),有的是當今民族國家中屢見不鮮卻為人忽略的內殖民(都柏林),有的是帝國想像由陸向海轉變的具象化(開普敦),有的出現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文化翻轉(加爾各答),有的完全無視被殖民者(墨爾本),有的帶來文化與建築風格的融合(孟買、新德里),有的則在文化與社會上出現分層(香港),還有一座隨帝國興亡而盛衰、如今反受經濟殖民的前殖民城市(利物浦)。

在他筆下,殖民者與被殖民者、殖民母國與殖民地之間的關係沒有絕對的高下,也沒有絕對的主動與被動,有的只是日常現實。

偏偏,曾經的現實一旦面對眼下的價值判斷,往往就會成為不同陣營用來彼此攻訐的意識形態軍備。不列顛如此,台灣又何嘗不是?我從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開始動手翻譯《帝國城市》,今年六月十三日把全書書稿交出去,九月初動筆寫下這篇譯後記,台灣在這中間八個多月的時間發生了許多事情,讓我不斷來回想到杭特筆下的殖民城市與德里克口中的殖民體制。

一、二月二十二日,為了抗議《原住民族土地劃設辦法》將私有地排除在外的作法,歌手 Panai Kusui、Nabu Husungan Istanda 與影像工作者 Mayaw Biho 發起活動夜宿凱道,期間屢遭驅逐、抬離。至今已半年有餘。

二、四月十五日,前台北市議員李承龍偕友人邱晉芛前往台南烏山頭水庫,以線鋸將八田與一紀念園區中的八田與一銅像頭部鋸斷。兩人在五月二十八日再度前往北投逸仙國小,持鐵鎚毀損校門口擺置的北投神社石狛犬。類似事件在八月中再度發生,圓山水神社前石狛犬遭竊,神社柱體遭人噴漆,只是不知何人所為。

三、同樣在四月中,台大學生 Nagao Kunaw 以族名購買立榮航空機票,地勤人員卻認為這是英文姓名,在登機報到時要求他出示有效英文證件,甚至要求他未來以漢名購買機票。相同邏輯的事件在八月也曾經發生,原青陣成員 Savungaz Valincinan 前往戶政事務所辦事,承辦人員卻提出質疑,表示不得以羅馬字母簽名。

四、八月八日,男子呂軍億隨身攜帶中國國旗,至軍史館偷走館藏的「南京大屠殺軍刀」,旋即前往總統府用刀砍傷憲兵。遭到逮捕後,他表示自己意在表達政治立場,想前往總統府升起五星旗,希望「早日完成中國統一」。這件事情還有案外案:當軍刀照片登出後,許多人質疑其式樣在時代上晚於南京大屠殺,且刻在莖(なかご)上的日文不合文法,很可能是假造出來的「歷史證據」。

五、爭辯數年的政大校歌問題,終於在經歷多系霸唱、多場言詞激烈交鋒與議事拖延的校務會議後,於九月七日的校務會議中完成修改,原歌詞中「革命建設」、「命令貫徹」、「實行三民主義」、「吾黨的使命」、「建設中華民國」不復存在。同日會議亦討論政大圖書館與後門兩尊蔣介石銅像處理方式,目前僅決議移除其中一尊,至於哪一尊則未決定。

這些事件全部都跟殖民有關。怎麼說呢?雖然我們常說的「帝國」已經走入歷史,雖然近代的帝國與「帝國殖民體制」(imperial colonialism)已經消失,但宰制與支配卻仍然以其他方式(舉凡由政治轉往經濟、由經濟擴及文化)存在於世界上。

先前我說過,白天的我得隨著杭特,從城市史與物質文化的角度,跳出過去對「帝國殖民體制」的善惡想像,實際走入過去。到了晚上,我則是聽著德里克從歷史角度探討「colonial」的意涵,從後殖民的角度來看。我發現,他們入手的角度雖然不同,但彼此卻很能配合。

德里克第一步就是開拓了「殖民」一詞的內涵──「Colony」可以指在征服者監控下安置被征服「蠻族」的措施、農民離鄉背井建立的拓殖地、有權有勢者在鄉間的莊園,甚至應用在生物學方面,指動物與昆蟲遷居的地方。不但帝國中可能不存在殖民地,甚至在帝國已經不存在的情況下,也可能出現與帝國無涉、卻又是切切實實的殖民活動。

當代後殖民研究大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Source:by India China Institute, via Wikipedia

簡言之,根據這位後殖民大家的說法,今天的我們有必要超越帝國殖民體制的視野,重新採取一種與「colony」的詞源更接近的殖民定義──「移墾者出於有意或無意,侵入已有他人或非人生物定居的土地,建立移民聚落;聚落可能位於移墾者所屬的國家內,也可能不屬於其國家」、「殖民主義總歸是牽涉群體之間的某種支配關係,隨著歷史情境改變,殖民主義出現的場域也會改變」。

無論從哪一種角度來看,台灣都是個殖民社會──最早來到島上生活的原住民首先殖民台灣,接著是明、清人殖民活動(間有荷蘭與不列顛東印度公司的活動),後來大清以其行政架構殖民台灣社會,繼之以一八九六年後半世紀之久的日本殖民體制、一九四五後短暫的託管期間、一九四九年在中國內戰中失利的國民政府遷台……。前面提到的、這半年多在台灣發生的事情,全都跟這一波波殖民活動,以及其歷史記憶有關。

事實上,《帝國城市》一書不乏殖民者、被殖民者對於殖民歷史和遺緒的反思與掙扎。美國獨立之後,波士頓人該如何處置老州議會露臺上的不列顛紋章?在橋鎮目睹奴隸遭受的慘烈對待後,巴貝多總督的私人秘書威廉・狄金森如何投入廢奴運動?都柏林的喬治時代建築在愛爾蘭獨立後所遭逢的命運,曾經有過那些轉折?征服荷蘭的海角鎮之後,不列顛人如何處理前任殖民者留下來的痕跡?

雖然貴為加爾各答行政長官,但理查・韋爾斯利卻熱愛印度文化,堅持用印度的方式與排場統治印度。當許多不列顛人高舉自由之名、在香港殖民活動進行的當口,威廉・格拉斯東卻抨擊此舉之不公不義、令他痛心。今天的孟買以反殖民之名,將與不列顛有關的道路、博物館、甚至是城市的名稱通通改了名,但也有人認為此舉是自掘墳墓、削弱孟買人的豐富認同。

墨爾本文化遺產保護組織力抗開發商,阻止他們拆毀城區裡的維多利亞時代建築;新德里的不列顛人離開之後,新統治階級卻完全承襲帝國時代的城市階級區隔;帝國沒落之後,利物浦當局對中國財團的開發資金大開方便之門,但民眾卻不希望曾經引以為豪的碼頭景致「被上海」……。

這本書談的不是台灣,而是不列顛帝國;談的是十座與不列顛息息相關的城市,而不是一府二鹿三艋舺。但是書裡面的殖民者、被殖民者、殖民城市(也可以說是被殖民城市)、曾經殖民他人但後來遭人殖民的城市、殖民情境、後殖民情境──十足是台灣的他山之石。

就說台北吧。你說,台北是不是個殖民城市呢?為什麼艋舺、大稻埕、大龍峒的發展叫做「移民開墾」,而圓山興建的官幣大社就是「殖民」?為什麼有人覺得國民政府是殖民,有人覺得是光復?

台灣島的歷史發展極為特殊,不單有不同族群先後的殖民,也有前現代、現代性(modernity)、另類現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ies)等不同制度結構與文化角度的殖民。

無論是「中華民國美學」、「陸客不來」、神社、蔣介石銅像、「炎黃子孫」、文言文爭議等問題,或是一面在各種儀式中利用原住民文化為符號、在國家典禮上向原住民族道歉,卻又剝奪其傳統領域、歧視其語言……多少都是因為人們仍追求絕對的是非善惡標準,拒絕深入體會「帝國」與「殖民」下的內在矛盾與豐富、交錯的歷史堆疊所造成的。

對於這些問題,《帝國城市》無法給出答案,只能攻錯。從一個看似與台灣沒有直接關係的帝國,從十個與花蓮、台南、台北等沒有直接關係的殖民城市,看這座島上與這些城市的居民共同經歷過什麼樣的殖民與後殖民情境,看這些城市的發展與人們的做法,再從看似邊緣於台灣的地方回到台灣,思考如何看待、對待我們自己的殖民歷史。

與其抱著其中一方為圭臬,將其他立場的人全部斥為殖民餘孽,不如把過去的每一段歷史都視為殖民史對待,不以自己或自己的先祖為理所當然的主人。清楚了解我們都是殖民者的後代,一口氣承擔所有的殖民歷史,或許我們才不會再度彼此殖民,從而成為真正的主人。

本文收錄於蔚藍文化《帝國城市》,原標題:《帝國城市》譯後記。 殖民,帶來毀滅,還是建設? 「帝國」與「殖民」既非全然的善, 亦非全然的惡。 作者從擅長的城市史出發, 用十個不列顛殖民城市的物質文化發展紋理, 呈現價值觀的變化、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互動、 文化的融合與相互影響,以及世局的轉變, 探討那些與日不落帝國有關的意識形態, 是如何化為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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