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雪姬:活在日本時代的臺灣人

作者:許雪姬(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所長)

日本學者大谷渡教授,由研究北村兼子開始,一頭鑽進她的世界,企圖一一走過北村的人生軌跡,試著了解其視野而來到臺灣,由帶領北村到霧峰林家的彭華英、蔡阿信夫婦開始,接著到訪的霧峰林家,而後針對有留學日本經驗的男、女性(大半)夫妻進行訪談,終於在二〇〇八年完成了這本給日本人看的、以人物為主軸的書,書的原名和中譯的名字不盡切合,但無損於其內容所要揭示的:日本時代在臺灣受到差別待遇、在日本留學時的感受以及他們往後的人生。他所訪問的,大抵是年過八十、受日本教育的老年人,對日本統治仍有實際經驗,到如今他們回顧的人生中,「日本經驗」是什麼?

書中所提到的人,有我親自訪談過的,如劉秀華[1]、林恩魁[2]、林垂訓[3]、鄭順娘,有我耳熟能詳的蔡阿信、彭華英,有我見過面的楊基銓。還有葉英杰的臺灣二中同學黃溫恭。

近幾年來黃溫恭的五封遺書出現,不知賺了多少人的熱淚;而他未曾謀面的女兒黃春蘭所寫的〈父親黃溫恭的遺書〉一文[4],看而不流涙的人應該沒有。葉先生談到黃溫恭在南二中和日本同學吵架,以竹筢將日本同學打成重傷,因而被退學,這件事可能黃家都沒有人記得,因而留下了重要的證言。不過黃溫恭一九五三年死於白恐,並非死於二二八。[5]

黃溫恭、彭華英都曾去過滿洲國,是我追索臺灣人的滿洲經驗時,早已耳熟能詳的人物。霧峰林家、滿洲是我十多年來研究的對象,因此我在閲讀此書時,有無比的親切感。

本書對我這樣的讀者而言,有所不足。長期以來,我閲讀人物傳總希望是有頭有尾的,但本書的重點在了解傳主日治時期的生活、教育、感受、見聞,因此沒有一篇「有始有終」,而且選擇的人物大半是醫師,尤其是女醫;有的是以讀過臺中一中、有域外經驗的、有拾取戰爭的記憶與體驗的,可說十分隨興而自然。但在透過報導文學手法寫出來的人物傳較為鮮活、容易閲讀,因此與其說他所選取描寫人物的不全面,卻反而突顯了他所要表現的部分,也顯示了他研究的成果,也許更能吸引一般的讀者。

第五章的〈北村兼子與臺灣〉一文是本書中力作之一。他自一九九九年出版《北村兼子 炎のジヤ—ナリスト》一書後,在二〇〇五年分別寫了〈北村兼子與林獻堂〉、〈北村兼子與臺灣〉兩文,這些研究的成果即呈現在此文中,讓我們理解,北村等一行六人於一九三〇年初來臺後,在各大都市舉行婦女文化演講會,引起新聞界和一般民間的重視,所到之處大受歡迎。

北村兼子,出生於大阪的記者及女權運動者。(Source:Wikipedia

他們到霧峰林家的參訪,與霧峰林家結緣,回日本後以在臺演講旅行的遊記形式,完成《新台灣進行曲》,書的前半部觸及臺灣社會狀況的核心。這本書,林獻堂、林熊徵都寫了序,林獻堂的序十分精彩,他透露出北村能理解做為被殖民者受壓抑下的痛苦、悲歎、歡聲、吶喊,因而能譜出這首進行曲。北村也能了解林獻堂參與政治運動的立場,也同情他及蔡培火飽受左翼批評的困境。

北村在三個月後,再度應邀來臺,在臺北、臺中兩地演講,而後離開臺灣轉往香港。文中提到的林攀龍,一九〇一年生,北村一九〇三年生,兩人相差兩歳,北村和林攀龍以漢詩酬和,似乎很談得來,又相約一九三一年三月在歐洲見面,不知是否真的見了面。北村的來臺,究竟對臺灣、對霧峰林家、對林攀龍有什麼影響?

我個人認為「霧峯一新會」的設立,應該與北村一行來臺演說有些關係。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日林攀龍由英倫留學回臺,二十四日在林攀龍主導下,召集家人及地方相關人員集會,要組織一新會,目的是「在促進霧峰在內之文化而廣布清新之氣於外,使漸即自治之精神,以期新臺灣文化建設」,三月十九日正式成立。該會設立後,有「土曜講座」,即星期六晚上的演講會,此會的特色之一是演講者性別比例平衡,除第一次林攀龍上場演講外,每次一定有一位女性上場,亦即第二次就開始有女性上場(雖然有時也因沒有適合的人而只有男性),在留下兩百場的演講題目中,談女性的衛生、主張、男女平等等問題,上場的女性都是過去沒有演講經驗的人。

而後改在星期日晚上召開,稱「日曜講座」,戰後膺選為國大代表的霧峰林家林吳帖(吳素貞),在她的《我的記述》一書中指出,一新會組織的目的在「提高女權」,即可知一新會雖然不像臺灣民眾黨、臺灣共產黨設有婦女部,但對婦女地位的提升,鼓勵婦女走出家庭學習新知,反抗社會男女不平等等,盡了很大的力量。除了鼓勵登台演講自身的看法外,鼓勵婦女做手工藝,並參加體育活動,學識字,這在一九三二年當時,可能是民間最進步的團體。但是這時北村已在一九三一年七月過世。

霧峯一新會於1932年,由林獻堂(右二)長子林攀龍(左二)設立。(Source: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29/5c/13.html)

在看大谷訪談中,我深切體會一件事,那就是有日本經驗的臺灣人,對日本、臺灣的訪談者,有不同的待遇,亦即面對沒有「日本經驗」又沒能說溜日語的臺灣訪談者,因未能用日語回答而不能盡興,在某些內容上也做了一些保留。

如我訪問林恩魁醫師(共四次)時,他沒有告訴我在東京帝大醫學部就學時,某次在東京街頭散步,因故和劉沼光被叫到派出所痛揍的事;也沒說到在東京帝大還有來自二高的同學。一個是二高出身的,那就是和他一樣遇到白恐的葉盛吉,只是葉被判處死刑。

我在訪問畢業於滿洲建國大學的李水清時,他也是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入獄兩年半,他告訴我他被捕的經過:「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十一月二十一日,因為有人密報,刑警總隊帶人來搜查,當時有二個建大同學住在我這裏,一個林慶雲、一個賴英書,我們三個都被捉走,並搜查房子,究竟為什麼,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6]

但他在接受三浦英之的訪談時,說有一天,畢業於建國大學第二屆的臺灣人學生[賴英書],從被「抑留」的西伯利亞回家的紀念日。建國大學出身的有十多人集合起來,為他的回鄉而開宴。開宴初,李水清看到和他同期(第一期)的同學 H[林慶雲]來而背脊發涼。H 是治安當局視為反政府活動的中心人物,在暴動(指二二八)後就行蹤不明。

宴會無事而結束了,一個月後的十一月中旬,憲兵隊來到李家,將到李家的建大出身者予以逮捕。李水清當天被押上車送入拘留所,被調查的相關事情都是關於 H 的,如 H 在哪裡?和誰又如何聯絡?支援他的組織在哪裡?建大出身者的交信手段為?[7]

在口訪過程中,因受訪者問的問題不同,回答自會有異,同一件事卻有不同的回答,雖無傷大雅,但由此可知,受訪者對訪談者的信賴度,會表現在訪談結果中。我不禁想著前輩們的認同問題,以及感受到改朝換代對經歷兩個政權者所產生的「創傷」,這樣的創傷可能隱藏起來,但是沒有人正視過這樣的創傷症候群如何撫平。由此也可看出,大谷渡教授是多麼赢得信賴,受訪者才能說出真心話。

本書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精彩的訪談還需要史料來印證,大谷教授大致做到這一點。最令人佩服的是他知道對北村著作喜愛、演講有感、在半年後寄信給北村的女性阪本住枝,他憑著姓名、住址,找到阪本是臺南婦女醫院的護士以及該院的所在地。第九章有關空襲與戰敗,以口述史料和文字史料呈現太平洋戰爭前後直到日本帝國終了前後的情況,描述了臺灣人不論在戰前、戰後對日本人所抱持的複雜的感情,顯示出作者在寫此書時,對史料所下的功夫。

他寫這本書的目的,在第九章的最後一句話表現出來:「戰爭前後,臺灣人抱持著溫暖人性的心情來面對這個事實,以及因殖民者而受苦的真實樣貌,必須在歷史上予以銘記。」

就戰後承接自日本帝國的日本政府而言,日本政府又如何看待曾經一度是日本外地的「臺灣」?相信此刻的臺灣人之心情仍然是五味雜陳,一部臺、日間的歷史該從何說起?作者由人物自身的日本經驗說起,可謂找到很好的切入點,而用深入淺出的筆法敍述,相信能吸引某些讀者對探索臺灣人物的興趣,進而探索臺灣的歷史。


[1]我曾經訪問過劉秀華女士一次,之後於一九九六年在臺中訪問她姊姊劉秀霞女士及姊夫林垂芳先生。林先生出身霧峰林家頂厝,早稻田大學畢業。劉秀霞女士和妺妹一樣,日本女子大學畢業。訪談的主題是劉、林兩家族的歷史,以及兩人一生的經歷。可惜未能出版。

[2]許雪姬訪問,黃子寧、林丁國紀錄,〈林恩魁先生訪問紀錄〉,收入《日治時期臺灣人在滿洲的生活經驗》(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二〇一五年,初版二刷),頁二〇九-二五二。

[3]我在一九九五年為了撰寫霧峰林家的歷史,三次前往金國飯店訪問林垂訓先生,收獲很多。可惜亦未能出版。

[4]黃春蘭,〈父親黃溫恭的遺書〉,收入《走過長夜[輯一》秋蟬的悲鳴》(臺北:玉山社,二〇一五),頁二六〇-二九四。

[5]黃溫恭原被判處十五年,蔣介石批「黃溫恭死刑」。不要說同窓過的葉英杰不知情,就是戰後一起居住在長春的校友翁通楹,在接受我訪問時也說:「⋯⋯牙科醫生黃溫恭,路竹人,回臺後因二二八事件被捉,他本來不在新京,是逃難才來的。」見許雪姬訪問、鄭鳳凰紀錄,〈翁通楹先生訪問紀錄〉,收入《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二〇〇四,初版二刷),頁四七〇。

[6]許雪姬訪問,黃子寧、林丁國紀錄,〈李水清先生訪問紀錄〉,收入《日治時期臺灣人在満洲的生活經驗》,頁二-三。

[7]三浦英之,《滿州建國大学卒業生たちの戦後》(東京:株式會社 集英社,二〇一五),頁二四一-二四二。

本文收錄於《太陽旗下的青春物語》: 他們曾經有一個日本名字,也有一個臺灣名字, 卻逐漸被時代埋藏、遺忘了。 作者大谷渡多年來走訪日本和臺灣的圖書館、資料室, 爬梳日本時代的報紙、信件、日記、筆記、檔案,追索蹤跡, 口述訪問那些曾經活在日本時代的臺灣人, 並親自踏上他們曾走過的上學路,呼吸當時的空氣, 尋訪當時人們的情感與記憶的點點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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