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震災中站起:關東大地震與復興之路

作者:成田龍一(Ryuichi Narita)▎譯者:李鈴
從隅田川橋上墜落的受災者。避難者的大板車和運貨車上的火星引發火災,從而殃及四周。(德永柳州畫)

大地震和火災

1923 年(大正十二年) 9 月 1 日上午 11 點 58 分,大地震突然襲擊了東京。據說,震源地是相模灣,達 7.9 級,中央氣象台的地震計的針急速轉動而脫盤,四散飛去。

房子坍塌,尤其是之後的火災帶來巨大損失。一府六縣共三百四十萬四千八百九十八人受災。內務省社會局的調查(《大正震災志》, 1926 年)顯示,死者九萬一千三百四十四人,其中,火災死者七萬五千九百五十三人,佔百分之八十三。重、輕傷者五萬二千零八十四人,失蹤者一萬三千二百七十五人,大半都是火災受災者。很多人逃到河裡溺死了。

地震後馬上就是火災。火災一直燒到 9 月 3 日。損失情況是,東京市四十八萬三千戶中,有三十萬零九百二十四戶全部被燒毀。東京日本橋區內的建築和房屋全部被燒毀,神田區、淺草區、本所區的房屋幾乎被燒光了。東京的住宅商業區實際上燒毀了百分之四十四。儘管木製房屋多,人口密度高,卻沒有適度設置空地,都市缺乏規劃。這就帶來了巨大損失。本所的陸軍被服廠舊址原本是適宜的避難地,人們也不斷來避難。然而,受行李上火星的牽連,加之颳起了龍捲風,被燒死的人達四萬以上。但是在橫濱的公園,由於有噴泉和樹木,因此免於被蔓延,死者極少。

報導與記憶

東京的報社都毀壞了,發行不了報紙。其他地方的晚報和號外報導「罕有的巨震發生」(《大阪每日新聞》, 1923 年 9 月 2 日晚報。這個時期的晚報,發行時所寫日期是次日)。當初的報導根據的是避難人的描述或傳言,所以沒有弄清受害情況,信息混亂。從 9 月 5 日左右起,受災範圍大致搞清,燒毀的地區、建築的延燒情況都查清了。東京的報紙也開始復刊,給出餘震、救援、交通方式、援助活動等信息,還轉告受傷者的位置。

因為關東大地震的體驗深刻, 所以《改造》、《太陽》、《實業之日本》等雜誌編了特集,還留下了《朝日圖片》、《大地震照片畫報》等視覺記錄。以震災共同基金會編的《十一時五十八分》( 1930 年)等為首的體驗記錄被徵集起來,公共機關還出版了大部頭的調查書。此外,人們還進行了影像記錄。

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編纂的《大正大地震大火災》,封面為橫山大觀所繪製。 圖片來源:https://goo.gl/iqS4Hj

1923 年 10 月,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刊行了《大正大地震大火災》,從封面跨到封底,都是被火焰吞噬的東京街市,用的也是最高級形容詞:「啊!空前悲絕淒絕之大慘事!!」除了受害概況及樣子、地區狀況之外,書中也登載了受災體驗記和避難記。它還記下了修復的進展,收錄了震災中的逸事和秘史。而且,裡頭還登載了伴隨地震而來的「美談」和「悲慘事」,說是「鬼神掩面的悲慘故事」、「展現人情之美!美談佳話」。受災者的體驗,並不僅僅是東京人的體驗。它發展為大家共同擁有的「國民」經驗,大家把關東大地震當成時代意識來認識。

屠殺事件

地震剛發生時,因為信息不足,「大海嘯來了」、「還有大地震」等流言亂飛。但是,引發了嚴重後果的是關於朝鮮人的謠言。早在 9 月 1 日下午三點左右,就有流言稱說「多是社會主義者和鮮人放的火」。據說,「應是不法鮮人來襲」、「喝井水和吃點心危險」之類的謠言散佈(警視廳《大正大震火災誌》, 1925 年)。關於謠言的產生,有「自然產生說」和權力者進行的「特定預斷」說,不過毫無疑問的是,軍隊和警察與謠言的急速擴大有干係。

當時的警視總監赤池濃曾在朝鮮被炸彈襲擊,對維持治安過於敏感。地震一發生,軍隊就出動了。 9 月 3 日到 11 月 15 日期間所頒佈的戒嚴令,乃日比谷事件之後的第一次,而且軍隊和警察以保護的名義,暫時拘留了朝鮮人和社會主義者。這賦予了謠言真實性。

東京的居民們沒有懷疑謠言,各地區結成了自警團[1]。他們詢問親朋好友的安危,盤問行人,一旦視為朝鮮人,就馬上用手持的竹槍和救火鈎屠殺。後來,吉野作造和金承學進行了調查,雖然不能確定確切的數字,但據推斷被屠殺的朝鮮人超過六千人。近年來史料也明確表明,存在軍隊屠殺朝鮮人一事。

而且,包括社會運動家王希天在內的中國人和殘疾人也被屠殺。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伊藤野枝和他們的外甥,被甘粕正彥等憲兵隊所殺。平澤計七、川合義虎等十名活動家在龜戶發起勞工運動,他們在龜戶警察署內被屠殺。關於這些事件,對兇手的追究處理很慢。

在此情況下,雜誌《播種人》的「帝都地震號外」( 1923 年 10 月)對屠殺情況提到了一點點。

雜業階層和商店老闆們

直接對朝鮮人下手的是「民眾」。這展示了帝國人的狀態——他們同時具備兩種性情,即:既歧視、趕走殖民地人,又害怕他們。以前,「雜業階層」針對政府發動城市民眾騷亂,在地震時,他們轉為攻擊殖民地人。朝鮮人作為「日工」和「體力勞動者」,從事單純勞動。他們會不會奪去我們的崗位呢?雜業階層的這種不安在地震情況下爆發出來。發生屠殺的區域是荒川周邊與朝鮮人爭奪崗位的地區。而且,各地的自警團是在城市地區秩序下建立的,在地區「商店老闆們」的主導下,出入當地的手藝人、日工和建築工人等雜業階層成為實際行動力量。

從恢復到復興

受災的人們到皇居前廣場和日比谷公園避難,在此開始帳篷生活,忍受著城市設施毀壞後的不自由生活。人一旦習慣了城市生活系統,煤氣、電、自來水和下水道的不完備,電車和鐵路的停運,都會帶來極大不便。而且,燒毀的建築殘骸散落在路上,垃圾和糞便的處理也停滯了。

隨著平靜的恢復,人們回到以前居住的被大火焚燒後的舊址,建了簡易房住下。日比谷公園、上野公園、九段坂上等地,有公設的簡易房。

在這種狀態下,關東大地震的復興計劃開始了。地震後,對城市的關心高漲,民間人士(包括都市規劃方向以外的非專業人員)給出的復興方案達一百四十篇(《關於帝都復興的意見以及陳述書摘要》全三輯)。而且,建築技術人員和市政工作人員等專業人士積極發言,在《中央公論》、《改造》或是《建築雜誌》等雜誌上發表復興計劃方案。東京市政調查會、建築學會、土木學會等專業學會的行動也很值得稱讚。在恢復的同時建立耐震、耐火的城市,這種城市改造將一直持續下去。

後藤新平與帝都復興

當時的政府是山本權兵衛內閣(第二次),它在地震最嚴重的時候支開帳篷,於九月二日組閣。「震災內閣」的復興計劃,由後藤新平內相執行。他當過東京市長,在「滿州」曾負責過城市規劃。後藤找美國學者查爾斯.比爾德商量,計劃由帝都復興省進行徹底的城市改造,給出了一個三十億日元規模的巨大構想。但是,這馬上遭到了政府內部的反對,它不得不縮小和倒退,變成了一個由帝國復興院(之前叫復興局)進行的五億七千三百四十三萬元的計劃。

而且,就連帝都復興院的這個提案,諮詢機關帝都復興審議會也以預算過多為由強烈反對。土地問題成為城市改造的核心,關於這一點,已經從當初的徵用土地案後退到土地區劃整理。土地區劃整理是指,讓土地所有者搬遷到「新地方」,作為交換,需要他們將其所擁有土地的一成無償提供給政府(「減步[2]」)。

曾任臺灣民政局長官的後藤新平,出任帝都復興院會的總裁,執行地震後復興計劃。
圖片來源:https://goo.gl/dk2N90

帝都復興院由後藤擔任總裁。有能力的技術人員聚集在此,他們以道路、公園和橋樑為中心推進復興計劃。他們設置了以東京站為中心的環狀線和放射線的道路體系,以及五十二條公路幹線。後者以始於銀座從南北方向貫穿東京的「昭和大道」和始於九段下的東西向「大正大道」(現在的「靖國大道」)為中心。道路鋪設得非常寬闊,還種上了行道樹。建在隅田川上的抗震且耐火的橋成為新名勝,還建成了隅田公園、浜町公園等。小學附近配備了小公園,同潤會修建了抗震兼耐火的公寓。

但是,在實施復興的過程中也有反對運動。 1925 年 2 月,日本橋區、下谷區等中小工商業者(「老闆們」)結成了各區聯合區劃整理制度改善期成同盟會,反對因為交換土地帶來的搬遷和減步。他們把震災後的臨時建築變成了真正的住處。對於在此做買賣的他們來說,搬遷是「新的震災」。以前領導居民運動的高木益太郎再次成為中心。改善期成同盟會發行了二十四本小冊子,召開了一百次以上的講演會。一時之間呈現出的盛況是,改善期成同盟會的招牌在日本橋一帶隨處可見。

租房人同盟( 1922 年成立)以布施辰治為中心。租房人即使房屋被燒毀了,還剩下租房權。同盟從這個立場出發,支持租房人在所租房屋被火燒毀後的舊址上修建臨時住房居住。他們的運動是以雜業階層和工人為中心,與老闆們(房東)對抗。

在此過程中,帝國復興祭於 1930 年 3 月 24 日舉行,並在天皇出席的情況下辦了祝賀會。復興祭上有電車花車行駛,還舉辦了音樂會,表面上挺熱鬧。


[1] 在火災、水災等非常時期,居民為保證安全而組織的私人警備團體。

[2] 「步」是日本的土地計量單位。

本文摘自香港中和出版大正民主運動》 

作者簡明地介紹了 20 世紀初的日本大正時代
——始於日俄戰爭結束,直至滿州事變的前夜。

這個時期,日本國內經歷了大正政變、米騷動、
爭取普選等民主運動,對外則繼續推進帝國主義
的殖民政策。

帝國主義和民主運動共存是這個時代的特徵,兩
種傾向互相牽制,互相影響,使得這個時代的日
本各種言論紛呈,社會運動遍地開花

——直至最終帝國主義佔主導,將日本引向侵略
亞洲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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