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忘也是一種謊言──讀《鋅皮娃娃兵》

2015 年,白俄羅斯記者亞歷塞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摘下諾貝爾文學獎桂冠,她的受獎致詞題為「一場敗北的戰役」,演說裡提到戰亂中的敘利亞,不少評論者指出,敘利亞內戰已成為一場代理人戰爭,平民淪為大國角力下的犧牲品。

敘利亞的命運,令人聯想到亞歷塞維奇的第三本著作《鋅皮娃娃兵》。在寫完《我還是想你,媽媽》和《戰爭沒有女人的臉》之後,亞歷塞維奇寫道,她覺得自己的「痛苦免疫儲備」已經用盡,連在玩耍時碰撞流鼻血的孩子、甚至被踩死的蚯蚓都見不得。但是當她發現自己的祖國正在遙遠的土地上進行一場鮮為人注意的戰爭,又決定投入寫作。 

鋅皮娃娃兵》所記述的戰爭,是 1979 年蘇聯入侵阿富汗的戰事。阿富汗因其戰略位置,歷來都是兵家必爭之地。冷戰時期阿富汗採取不結盟政策,在美蘇兩國的援助下曾有過一段左右逢源的日子。1978 年 4 月,阿富汗本土共產黨人民民主黨發動政變奪權,領導人塔拉基(Nur Muhammad Taraki)在經濟及土地政策上推動一系列躁進的改革,加上推動女性參與公共事務及共產黨無神論的本質,使多數信仰伊斯蘭教的阿富汗民眾對人民民主黨及其背後的蘇聯勢力越來越不滿。

在缺乏群眾基礎的同時,人民民主黨還有自身的內部矛盾。1979年9月,總理阿敏(Hafizullah Amin)發動政變秘密處死塔拉基取而代之。阿敏不甘為蘇聯附庸,向美國靠攏的立場導致蘇聯決定出兵。1979 年 12 月 27 日,KGB 特攻隊員暗殺阿敏,扶植親蘇的卡爾邁勒(Babrak Karmal)上台,當時的總書記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原本以為可以在短時間內平定反政府勢力,但阿富汗多山的地形使蘇聯的現代化軍隊在游擊戰中施展不開,而蘇聯掃蕩游擊隊的方式往往是將整個村莊夷為平地,使平民死傷慘重,因而更加支持反政府軍。

在阿富汗上空戰鬥的蘇聯戰機。(Source: wikipedia)

 《鋅皮娃娃兵》裡的一則記述,深刻呈現出蘇聯軍隊的處境:一個軍官質問士兵為什麼要殺死騎著毛驢路過的阿富汗老人,士兵回答,因為昨天我們的弟兄就是被一個看似無害的老人殺死的。這位軍官下了結論:「不能開殺戒,因為有了第一次,你就會不停地槍殺昨天那個老人和昨天那頭毛驢。」

另一方面,美國在蘇聯正式入侵的幾個月前就開始資助游擊隊,戰爭後期游擊隊從西方國家取得的先進武器更進一步削弱了蘇聯的優勢,使得戰事最終拖延了十年之久,阿富汗因此被稱為蘇聯的越南。最終蘇聯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數約 15,000 人,阿富汗人的死傷則達到百萬以上,且自此陷入至今仍未結束的內戰。

讀者可能會疑惑,為什麼要到 1986 年,亞歷塞維奇才開始關注這場戰爭。當阿富汗叛變蜂起時,塔拉基曾致電蘇聯總理柯西金(Alexei Kosygin)要求派兵支援,當時柯西金拒絕,理由是一旦派兵,幾個小時內全世界就會知道[1]。確實,不論蘇聯如何粉飾,入侵第二天國際譴責就排山倒海而來,但戰爭開始前幾年,蘇聯國內的言論管制幾乎是滴水不漏。從《鋅皮娃娃兵》裡一位 1981 年入伍的受訪者證詞,可以看出當時的情況:

「我們家人認為:既然政府派兵到那邊去,就是有這種需要。我父親就是這麼認為的,左鄰右舍也一樣。我不記得哪個人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婦女也不哭,也不感到可怕,一切都離自己遠著呢。說是戰爭,又不像是戰爭。如果是戰爭,那麼它也是一種莫名其妙的戰爭,沒有傷亡,沒有俘虜。那時還沒有人見過鋅皮棺材,後來我們才得知:城裡已經運來過棺材,但是趁夜偷偷埋了,墓碑上只寫個『亡』而不是『陣亡』。」

回國的士兵也被警告不得洩漏真相。一位退伍軍人對亞歷塞維奇吐露心聲:「阿富汗治好了我輕信一切的病,過去我以為國家一切都正確,報紙上寫的都是確有其事,電視中講的都是事實。」他想說出自己看到的事,但家人和朋友告訴他「大家都忍氣吞聲,表示日子就應當這樣過。」

戰爭在繼續。十年中蘇聯換了三任領導人,每一個剛上任的總書記都對阿富汗加強攻勢,卻只換來更多死傷。隨著越來越多鋅皮棺材和傷殘士兵被運回國內,民眾的懷疑與憤怒日漸加深,1984 年總書記契爾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不得已稍稍放寬了新聞管制,1985 年戈巴契夫上台,在發動一輪猛攻無功而返後,1986 年終於開始認真考慮撤軍,並開放記者至阿富汗報導,亞歷塞維奇也才有機會親臨戰場。

蘇聯軍隊與被抓到的阿富汗人(Source: By Кувакин Е. (1985); scanned and processed by User:Vizu (2009); размещено согласно Permissions (own scan photo E.Kuvakin by personal collection) [CC BY-SA 3.0], via Wikimedia Commons)

真相帶來了巨大的衝擊。卡里爾(Christian Caryl)在《歷史的反叛》評論道:「比起 1980 年代任何事件,阿富汗戰爭都加深了民眾的犬儒和冷漠,對蘇聯制度產生巨大的侵蝕作用。」亞歷塞維奇原本相信人性的社會主義,但在親眼看到在轟炸中肢體傷殘的阿富汗孩童後,她告訴自己身為忠貞黨員的父親:

「請原諒我,父親。你教導我相信共產主義的理想,但是,只要看過一次那些像你和媽媽教導的蘇聯學生在陌生的土地上殺害素不相識的人,便足以使你們的話都化為烏有。我們是兇手。你明白嗎,父親?」

她的父親流下眼淚。

真相的揭露也讓歸國軍人陷入困境。軍事心理學家葛司曼(Dave Grossman)在著作《論殺戮》中提到,越戰退伍軍人極高比例的心理創傷,是反戰浪潮下缺乏社會支持所致。葛司曼的論述隱含一個巨大的難題:要如何在譴責戰爭的同時,去理解執行命令的士兵?

當年被徵召至阿富汗的年輕人們,有的是相信「為阿富汗兄弟建設社會主義烏托邦」的理想,有的是無法違抗軍令被迫參戰。這些倖免於「鋅皮裹屍」的年輕人回到家鄉時,發現自己被視為殺人犯:

「表面上,我們像是和偉大的衛國戰爭[2]的參加者享有同樣的待遇,但他們是保衛了祖國,而我們呢?我們像是扮演了昔日德國鬼子的角色,有個小夥子就是這麼對我說的。」

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還有受訪者甚至不願承認自己的傷殘是阿富汗戰爭所致。寧願謊稱手是喝醉酒被電車壓斷的。 真相是如此令人難以承受,以致許多人迫不及待想忘掉這場戰爭。一位受訪者憤怒說道:

「今天誰敢譴責我們說:『你們在那邊殺過人……』我就恨不得給他一個耳光!你沒有到過那邊,沒有嘗過那邊的滋味,那你就別教訓人!你們永遠不可能和我們站在一起,誰也沒有權力審判我們。誰也不想弄明白這場戰爭的性質,只留下我們獨自面對這場戰爭,說什麼『你們自己弄明白吧!』好像我們真的有罪,應當為自己申辯,或是閉上嘴。但我們該向誰申辯?」

鋅皮娃娃兵》出版後亞歷塞維奇遭到控告,固然有政治操作的因素,但不可否認的也有人性的理由。也許就像一位前阿富汗軍人的投書所言:「做母親的愛自己小孩沒有錯,作家實話實說也沒錯,活著歸來的士兵替陣亡的弟兄辯護更是天經地義。」

阿富汗的聖戰士回到被蘇聯毀掉的村莊(Source: wikipedia)

當年蘇共中央編織美麗的謊言,將年輕人送上戰場,而當人們發現這一切都是騙局,「所有人都想將阿富汗拋諸腦後,想忘記這些母親,忘記傷殘的士兵。但是,遺忘也是一種謊言。」亞歷塞維奇在出庭時的發言中,如此提醒眾人。她說:「作為一個人,我深感抱歉,請原諒我造成的傷痛,原諒這個不完美的世界,往往走在街上,我們想不傷到其他人都很難。」但是身為寫作者,為了不讓遺忘成為另一個謊言,她仍然選擇呈現出這些傷口。

遺忘也是一種謊言。1989 年 12 月 24 日,在出兵整整十年後,蘇聯第二次人民代表大會宣布,當年決定出兵阿富汗的布里茲涅夫、安德羅波夫和葛羅米柯等人違背蘇聯憲法,應該受到「道義上和政治上的譴責」。但這場悲劇真的被記得了嗎?亞歷塞維奇的受獎致詞中提到,蘇聯解體後,人民曾有機會在「一個強大的國家」和「使民眾安居樂業」兩者間做出選擇,但如今人民依然選擇了前者。「力量的時代再度降臨」,要談論愛仍是困難的一件事。

 談論愛與文學,面對歷史的重蹈覆轍似乎總顯得無力。但就如村上春樹所言:「至少,文學沒有生出過戰爭、殘殺、詐欺、偏見。相反地為了生出能對抗那些的什麼,文學毫不厭倦地營營累積努力至今。……文學始終在追尋人類存在的尊嚴核心。」

這也許是一場必然敗北的戰役,但亞歷塞維奇仍在奮戰。


[1] 柯西金並未出席 1979 年 12 月 12 日決定出兵阿富汗的會議,或許是因病不克出席,也可能是故意不到。參見卡里爾《歷史的反叛》(2014:339)。

[2] 蘇聯人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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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書帆

在東華大學華文所發現自己對科普書的興趣,相信E.O.Wilson說的「科學和人文藝術是由同一個紡織機編織出來的」。就像為蝴蝶命名這件事,誰能肯定林奈將「金色之馬」(Chrysippus)做為樺斑蝶的種名時,沒有一點文學想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