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過往的中國近代史論述──讀《湖南人與近代中國》

一本歷史論著該如何寫作呢?其所呈現的有選擇性的歷史,是否又完全體現史實的全相呢?裴士鋒(Stephen R. Platt)的《湖南人與近代中國》一書實提供我們一個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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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與近代中國》由裴士鋒 2004 年所完成的博士論文〈Hunanese Nationalism and the Revival of Wang Fuzhi, 1839-1923〉修訂而成。在 2007 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並更名為Provincial Patriots : the Hunanese and Modern China。此書出版後的評論甚多,如周錫瑞、王晴佳等人都有撰寫此書的書評,對該書的觀點提出一些批評。就此而言,亦說明此書所提出的議題在於回應西方學界中國近代史書寫的問題。另外,大概是裴士鋒所寫的《太平天國之秋》甚得好評,故由同一家出版社翻譯出版作者較早時期寫成的《湖南人與近代中國》。

裴士鋒以王夫之為切入點,探討湖南一地的知識份子,在晚清至民國前期對湖南地區形象的形塑與其自治構想。基本上,裴士鋒所採取的寫作策略乃是以晚清以來,知識份子對王夫之思想的認識與詮釋,進而建構他們對於湖南未來的想像。進而言之,裴士鋒是有意通過對湖南籍人士對湖南地位的論述的演變,以打破既有的中國近代史論述結構。

在裴士鋒筆下,郭嵩燾可以說是在傳承王夫之思想中一個重要角色(如建立船山祠、重新刊印王夫之的相關著作);不過,從郭嵩燾對於《禮記》的再詮釋,可以看到他與王夫之在政治思想的差異。王夫之從歷史中找尋適合的建制,郭嵩燾則要從英國找尋能拯救大清之體制。郭嵩燾在湖南所受到的冷淡待遇與排斥,讓他希望能革新湖南一地的風俗人心,以拯救湖南一省之人民。郭嵩燾晚年所建立的文教事業,為日後湖南改革派的思想基礎播下信念之種子。

郭嵩燾。(Source: wikipedia)
郭嵩燾。(Source: wikipedia)

裴士鋒亦觀察到在兩湖地區鼓動反洋教運動的周漢,並分析其生平。裴士鋒指出周漢所撰寫之反洋教文宣,其流通量在當時的標準甚為巨大,可見其影響不小。他認為周漢在思想上與郭嵩燾同出一源,雖周漢的反教與郭嵩燾的改革在思想上南轅北轍,惟其均想通過種種方法以振興湖南。

在裴士鋒看來,1895 年所開展的湖南維新運動,具有自我意識的省復興運動。在維新運動的主要刊物《湘報》中,論說文章都會把中國之未來與湖南之未來混雜在一起。在湖南時務學堂的講課中,唐才常以《黃書》來灌輸學生以天下為已任的理念。但是,時務學堂較為強調王夫之的民族主義理論。另一位名士譚嗣同的《仁學》則認為延續王夫之的緒脈乃是改造湖南的方法(這說法有湖南民族主義的味道)。譚嗣同的死亡代表湖南改革派慢慢轉到激進的道路上。

裴士鋒認為:湖南民族主義的基礎,即是建立在郭嵩燾與譚嗣同所打下的基礎。湖南人都認為自身擁有自王夫之而來的反抗與忠貞的共同文化。其後留日學生逐漸建立其對湖南的特有認同,這可以表現在《新湖南》與《遊學譯編》的出版。在這些刊物所刊載的文章中,可以看到許多有關於對地方自治的討論。其後,楊昌濟等人將歷代湖南名士對王夫之的詮釋融合為一,以作為對未來中華民國的詮釋。這些詮釋亦成為楊昌濟、劉人熙等人興辧船山學社的教育理念。

民國時期,湖南民族主義者(如彭璜、毛澤東及其所創辦的《湘江評論》等)關心的事務,是要使湖南擺脫軍閥張景堯(其他中國人)的壓迫,成為當時有別於五四時期反抗列強的潛流。1920 年,譚延闓重任湖南督軍,使得毛澤東等人充滿自信,豪言「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也。」裴士鋒把 1920 年代與 1890 年代的場景進行比較,如湖南《大公報》的影響力可比變法時期的《湘報》等。與譚嗣同等人一樣,《大公報》就成為彭璜等湖南民族主義者提出湖南自治運動論述的場合。在政治上,譚延闓等人則推動湖南省的自治制定憲法,以作為第一部由中國一省所頒行的憲法。但是,這構思隨著趙惕吾的政變,驅逐譚延闓而宣告終結。新民學會則因路線之爭而産生分裂,彭璜等人亦逐漸消失在歷史的舞台上。

譚延闓
譚延闓(Source: wikipedia)

裴士鋒在結論中認為了解湖南省特有的癖性,能為「了解近代中國開了另一扇窗」。另外,他強調「千萬別讓自己被那些追尋現代中國起源的中國民族主義者牽著走,因為我們往往會因此遺漏了歷史的起源、過程與人們的構想,畢竟這些事情可能因為無緣實現而被遺忘或修改。」這點是為他想在此書中給讀者所呈現的重要概念。

就《湖南人與近代中國》而言,裴士鋒展現了一種不同於美國學者談論中國近代史的模式,即以一省的知識群體為主,通過「系譜」的建構,探討中國近代史中較少人所注意到的「省」意識問題。

的確在時人的觀察中,湖南一地可以說是支撐中國的力量。如在當時日本提倡國粹主義的《日本人》中,就有文章把當時中國在野的主要力量分為「安徽黨」與「湖南黨」。「安徽黨」以李鴻章為首領,「湖南黨」則以張之洞為首。其中以湖南派最有機會能使中國復興。就此而言,裴士鋒所提出的觀點,實能令華文學界有一些啟示。

不過,這種「系譜」的建構也可能會忽略其他聲音。如裴士鋒關於維新運動的論述把重點放在譚嗣同等人的言論,過於低估省內政治局面的作用。在維新運動時期,許多新式建設的興起實與外省籍官吏關係,較為密切。羅志田就曾指出:地方官吏的積極態度,為湖南新政得以發展之關鍵。[1]除了裴士鋒所提到的祖籍江西的陳寶箴以外,其時就任湖南學政、祖籍江蘇的江標,在湖南推行一系列措施,如以新學取士、整頓校經書院、創立《湘學新報》等,都為維新運動打下良好之基礎。支持陳寶箴、江標二人的主要大員,則是時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張之洞本人所提供的助力,一直支撐著清未兩湖地區的新政建設。三人都不是湖南出身,因此其所主持的新政能否與湖南的地方意識有所聯結,十分值得深思。

當身為萬木草堂大弟子的梁啟超進入湖南主持時務學堂,就為許多當地人士顧慮,而批評之主要原因是梁啟超所代表的康門,來自於廣東,並具有強烈的政治動機。因此,在王先謙等士紳對時務學堂的批評中,其重點在於康學對湖南學風的污染。故此,一旦學堂出現任何特別言論,只能「請康有為放過湖南年青學生」了。士紳們對時務學堂的反彈,是否也是一種地方意識的展現呢?為應付「康學」的影響,「湖南黨」的領袖張之洞亦要撰寫《勸學篇》,特意刊在《湘學新報》以回應時務學堂教員學生的言論。所以,湖南一地的種種改革實與全國的政治形勢有所連結。

由此可見,若要以湖南一地的特有的癖性來理解維新運動以後的湖南,實存在一些討論的空間。就某程度而言,裴士鋒仍然受到既有的近代史叙事所影響,把重點放在維新/革命人士上,而忽略了其他人物在歷史時空環境中所造成的影響。雖然他注意到周漢在地方上所造成的影響力;但在很大程度上,他的論述仍然走不出他想打破的中國近代史論述結構。

王夫之。(Source: wikipedia)
王夫之。(Source: wikipedia)

其次,若要以王夫之去作為認識湖南一地地方意識興起的途徑,應考量「王夫之」是否只是作為一種合法性的加持。在許多人而言,以「王夫之」作為政治論述上的工具,實有助於合理化自我行動的合法性。如有革命黨人借王夫之為例子批評王闓運「主船山講習于衡州,自命正學,斥近世排滿之說,東吳督撫倒屣以迎,而不知船山當日學派,乃湖南排滿之元祖也。」周漢則認為「戒家人不用洋貨,勸世人不讀外國書,自以為周公孔子之徒,遂令湘中婦孺皆迷信其言,為新學一大阻力。」[2]由此可見,湖南士子對王夫之學說的詮釋,除了豐富自我論說的思想資源外,亦作為增加政治論述合理性的工具。因此,不能單單探討譚嗣同郭嵩燾等「進步」士紳對王夫之學說的詮釋,亦應注意到王先謙、王闓運等「傳統」士紳對王夫之的詮釋。這樣一來,更能令人了解「王夫之」在近代湖南所代表的多重意義。

總括來說,裴士鋒的研究可以讓學界在看待中國近代史的書寫時,有一些不同的思考。不過,在了解其叙事結構所呈現的「系譜」時,實應注意到其局限。了解到這一點,後學才能在其基礎上繼續開拓。


[1] 羅志田,〈近代湖南區域文化與戊戌新舊之爭〉,收於羅志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頁107-114。

[2] 摘要自:鐵郎,〈二十世紀之湖南〉,《洞庭波》,第1期,收於羅家倫(主編),《二十世紀之支那、洞庭波、漢幟(合訂本)》,頁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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