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反抗鎮壓到鎮壓反抗,史達林如何從革命者成為獨裁者?

奧列格・賀列夫紐克(Oleg V. Khlevniuk)著,陳韻聿譯,《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臺北:左岸文化,2018。

在一般人的認知中,反抗者與獨裁者應該是勢如水火的兩個極端。這些反抗出身的人在經歷過無數的鎮壓、監禁和流放,照道理來說應該對獨裁政體深惡痛絕才是。但不管是法國大革命或俄國革命,歷史上許多例子告訴我們,一場反抗獨裁暴政的抗爭,到最後也往往成為一種獨裁專制的體制,許多街頭出身的反抗者到最後,則變成了有名的獨裁者。

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也許提供了我們一些線索,讓我們一窺這個轉變的過程。

革命者的誕生

事實上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史達林不是俄羅斯人,1878 年小約瑟夫出生於今日喬治亞境內,他的母語是喬治亞語,之後說的俄文也帶有濃濃的喬治亞口音。他出生的家庭雖然還算寬裕,但就在他即將入學前遭逢巨變:他酗酒、打妻兒的父親毅然決定拋家棄子,最後需要靠別人的接濟才得以進入小學唸書。

幸好,小學的約瑟夫很爭氣──他從不缺課也不遲到、衣著得體(從他的家境來看非常了不起),而他的成績甚至讓他拿到了獎學金。小學畢業後,約瑟夫就以數一數二的優秀成績進入正教中學。雖然在前兩個學期他還是名列前茅,但其實在這個時候,這名大家眼中「模範生」內心的不滿和不平已經逐漸難以遏止。

原來當時這所神學院的教學文化,就是一連串的跟監、搜索、告密、懲罰,學生閱讀世俗文字作品會被嚴懲,粗暴的俄羅斯同化政策傷害了喬治亞學生的民族情感。甚至領取獎學金這件事都有可能傷害到約瑟夫的自尊心──他的同學們可以揮霍家裡的財產,但自己卻得扮演「好學生」才能繼續待在這裡。不滿的種子逐漸滋長,學生們只好在同儕間的異議思辨中尋找救贖。

就是在這時候,他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

1899 年他被退學。在那之後他先在一個氣象站工作,但同時也參加了一系列工人運動。不過那時候面對沙俄的強力鎮壓,約瑟夫面臨了一個所有革命者都面臨的一個問題:要碼繼續一般的日常工作、不再參加革命;抑或是徹底與日常斷絕關係、成為一個職業的革命家?

約瑟夫選擇了後者。之後,他更成為列寧的跟隨者。

1919年5月25日,「革命導師」在莫斯科紅場發表講話(Photo by: Sovfoto)

體制內外的抉擇

時間很快來到 1917 年,在當時首都彼得格勒裡,所有人都知道革命即將到來──沒法不來,從當時的社會景況就可以感受到人民有多憤怒:二月的時候,每天配送到整個首都的麵粉竟然只有21 輛貨車。在平均溫度零下 13.44 度的氣溫裡,婦女每週排隊買麵包的時間至少 40 小時。民眾的情緒已經從痛苦轉變為憤怒,忍無可忍的民眾拿石頭砸櫥窗、群眾闖進商店大肆搶劫。街上到處都是巡邏的騎兵隊,建築屋頂上架起幾十挺機槍,希望震懾群眾安分守己。

2 月23 日(新曆 3 月 8 日),二月革命終於爆發。受命強力鎮壓的軍隊命令群眾後退,但民眾無動於衷。軍官下令開槍,卻發現士兵頂多只是對空鳴槍,氣瘋了的軍官指示每個人對群眾開火。接著突然響起機槍達達達的擊發聲,一個接一個人倒下,在強力驅散後只見數以百計的空彈匣散落,白雪都染上了血紅。而示威也正式升級成革命,為了挽救危局,國會中的溫和派議員集會,決議成立一個革新的政府來因應當年情勢。根據一位美國人所述,一位衣著考究的男人穿越大街小巷,大聲宣告已經成立了一個臨時政府。當天晚上,一大批群眾團團圍住一輛軍中卡車,上面的軍官大喊著:「我們即將有一個新政府…..所有人都會有麵包吃!」

革命爆發一個星期左右,沙皇宣布退位。這無異宣告俄國即將經歷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俄國即將擁有一個憲政制政府。而現在反對黨的問題在於:憲政制政府成立了,人們要耐心等待最後的共產革命自然到來、還是要催生革命?

這些人分裂成兩派。溫和的孟什維克認為,政黨的發展可以更有彈性,只要想法相近都可以加入行列,而革命的過程也必須循序漸進、局部推展。但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不想坐等這個自發性時刻到來,而是計劃透過政變來暴力奪權,發動政變的則是意志堅定、訓練有素的專業革命派先鋒。

史達林選擇追隨列寧,雖然在接下來的幾年中他成為布爾什維克陣營的頭號人物之一,還成為列寧極度親近的革命同志。但是他的角色仍然不夠重要,對於那個時候的列寧來說,有遠比史達林更為重要的人。

二月革命之後經過了八個月,布爾什維克黨發動政變。這次的目標並非沙皇,而是八個月前才成立的臨時政府。然而就在隔天列寧未經過民選、便成立「蘇維埃人民委員會」(Sovnarkom)的新政府時,溫和派再也看不下去,紛紛離席以示抗議。但就在當他們離開的時候,突然聽見有人爆喊:「你們是些可憐蟲,你們已經徹底破產,你們的角色已經演完了。去你們現在該去的地方,滾進歷史的垃圾堆吧!」

眾人轉頭,發現說話者正是布爾什維克黨第一屆政治局委員、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斯基。

1915年,托洛茨基。

誰是托洛茨基

在蘇聯早期歷史裡,托洛茨基的角色一直都很突出。他具有傑出的組織能力、創立了蘇聯紅軍,而他的辯才更是史達林最缺乏的一項才能,他有能力讓數千人的集會毫無冷場。他和列寧有多次交手,甚至激烈對罵,不過他們也互相吸引:兩人都為社會主義革命狂熱,兩人都堅毅果斷、也不怕風險。事實上在之後很長一段時間,沒人懷疑托洛茨基就是列寧的繼承者。甚至在史達林當選了蘇共總書記、列寧重病,都沒辦法撼動托洛茨基的地位。

不過就因為他這樣的地位和個性,使他在同僚之間樹敵無數:根據 1923 年的一份現場記述,托洛茨基從不費心掩飾對同僚們的輕蔑,有時候摔門而去,或者耀武揚威地轉過身去讀一本小說。而其中最大的敵人就是以史達林為首的「三人小組」,在這蘇共中央政治局的三巨頭中,有一個人名叫季諾維耶夫,他在接下來的故事中將扮演重要位置。

1924 年 1 月列寧病逝。之後列寧遺孀向政治局遞交了《列寧遺囑》,而最緊張的就是史達林了──從 1922 年秋天開始,列寧和史達林的關係越來越糟,甚至到了幾近師生絕交的地步。而在遺囑公佈之前,早就已經有耳聞列寧將對幾名蘇共高層重新做出評價,而考量到列寧在共產黨中的地位,他的話將毫無疑問地成為聖旨。

但遺囑公布後,對史達林來說無異五雷轟頂。列寧要黨內同志想個辦法,「把史達林調離總書記職位」。

季諾維耶夫,「三人小組」成員之一

成為叛徒

《列寧遺囑》非常有可能成為史達林的滅頂之災,但是就在這最關鍵的時刻,三人小組之一的季諾維耶夫向史達林拋出了橄欖枝──不過,並非完全是因為史達林的原因,事實上《列寧遺囑》對其他蘇共高層都不十分有利。季諾維耶夫既是為了救史達林、也是為了救自己。他說,列寧的話大家自然都是要聽的,不過話鋒一轉,就開始提出黨分裂之後的危險,而之後更有其他人提出:史達林應該續任黨主席一職。

《列寧遺囑》被冷處理了,整個三人組向全黨展示了一個團結、朝氣蓬勃集體領導的形象,史達林得以連任總書記,但這件事也讓托洛茨基大肆跳腳,他與他的反對派遭受三人組猛烈的攻擊,心灰意冷的托洛茨基因此在新書《1917 年》所寫的序言〈十月的教訓》中直指季諾維耶夫,披露他在十月革命前兩個星期,與另外一個巨頭加米涅夫完整的闡述了右派的立場、堅決反對黨武裝起義的決議。「……我們深信,此刻宣布武裝起義無異於孤注一擲,堵上的不僅是本黨命運,還有俄羅斯和世界革命的命運……

整個蘇共都爆炸了,三人組也爆炸了。被托洛茨基指認為右派這件事使季諾維耶夫極度惱火,随着《1917 年》的出版,托洛茨基陷入了一片批判他的汪洋大海之中。加米涅夫及季諾維耶夫接連開火,歷數托洛茨基從 1903 年直到十月革命與列寧的所有分歧與爭論,把托洛茨基塑造成列寧的對立者,批評〈十月的教訓》篡改布爾什維克黨的歷史,「十分公開地企圖修正、或者是直接消滅列寧主義」。季諾維耶夫更說,書中有多少論斷、就有多少錯誤的論斷。

史達林也為他的兩位同僚辯護,同時黨的報刊和會議都在聲討托洛茨基。1925 年的新年剛過,托洛茨基就被革除陸海軍部部長一職,雖然還留在政治局裡,但事實上他已經失去所有實權。

托洛茨基被架空了。但中央委員會未必因此平靜,在之後不到一年,三巨頭的集體領導就開始漸漸轉向史達林一人專權。當年 12 月,史達林最信任、最冷酷的心腹黨羽莫洛托夫率領一支隊伍,到季諾維耶夫老巢列寧格勒,搗碎了他的黨組織並接管它。被嚇壞的季諾維耶夫想辦法再尋找其他同伴,卻發現中央委員會竟然無一人能與史達林抗衡!

不得已,季諾維耶夫只好找上 12 個月前的死敵托洛茨基。

1902年,23歲的史達林,我……就不說什麼了

永遠的獨裁者

季諾維耶夫與托洛茨基聯合了、「新反對派」成立了,但是也太遲了。身為總書記的史達林不但掌握著中央委員會,也掌握著蘇共官員們的升遷與獎勵。如今的史達林早就已經替反對派寫好滅亡的劇本,當局完全禁止黨內反對派的合法活動,反對派被迫只好進行非法的秘密會議。在一場反對派的秘密聚會上,季諾維耶夫的一位支持者發表談話。

當然立刻有人跟史達林報告這件事,雖然這場聚會從未證實和季諾維耶夫有關,中央委員會做出決議:反對派在捍衛自己觀點時,決定棄合法手段不用,轉而建立廣及全蘇聯的非法組織,利用這次機會,史達林一舉將季諾維耶夫從政府中樞拔除。

一直到今日,共產黨開始反噬自己的產物──昔日反抗起家的革命家,如今變成鎮壓反抗的獨裁者。1927 年 10 月,正是十月革命的十週年,反對派試圖組織自己的集會遊行活動,但是被強力驅散。12 月,反對派被徹底瓦解,托洛茨基被驅逐出境、1940 年更被一把碎冰錐結束他的生命;季諾維耶夫被開除出黨,之後雖然對史達林歌功頌德,卻仍然躲不過槍決的命運。據說他在獄中曾經問史達林:「你知道什麼是感恩嗎?」

史達林回答:「那是一種狗的病態。」

史達林終於穩坐中央委員會。一名老布爾什維克奧辛斯基寫給史達林一封信,請求寬大處理反對派。「目前,這樣的流放方式只會讓怨恨蔓延…..而且強化那些將我們政權比做舊時代警察國家的耳語……」

史達林的回信既簡單又粗暴:你沒資格。

1920年代末以後,史達林在政治局已經穩固。

結語

當然,這只是史達林生命中的一個章節。俄國歷史學家奧列格・賀列夫紐克在他的作品《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中,詳細講述了史達林的每個生命章節。從他不幸的年輕反抗歲月、到在政府中樞的殊死權力鬥爭、一直到最後與納粹德國的戰爭,史達林的一生充滿各種挑戰。這本傳記既沒把他描述成神、也沒將他視為魔鬼,我認為,這恰恰正是此書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

史達林是個人。事實上也正因為如此,他做出的決定看起來似乎都符合某種「邏輯」──從他不幸的童年引發出的不平及憤怒,到政權不穩會動用的手段,都像是在那個時空背景下能做出的正常選擇。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想,無數的人就因為這「符合邏輯」的選擇死了。那現在的問題就是:如果再回到當時的時空背景,21 世紀的人是否擁有更多的智慧來避免慘劇再次發生?

我們是否準備好,避免重蹈上個世紀的覆轍了呢?

相信,這也就是這本作者想告訴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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