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多元的歷史脈絡下,動盪的吳哥王朝興亡史──《亦近亦遠的東南亞》

石澤良昭著,林佩欣譯,《亦近亦遠的東南亞》,臺北:八旗文化,2018。
作者:黃嬿庭(泰國朱拉隆功大學東南亞研究碩士生)

1981 年,日本上智大學的石澤良昭教授到緬甸進行文化遺產調查時,意外在曼德勒的佛塔發現了兩尊柬埔寨吳哥時期的青銅製雕像和獅子像。

「我從沒想過居然會在曼德勒發現吳哥時期的雕刻,嚇了一大跳。」石澤良昭調查發現這些雕像是在過去中南半島各國的戰爭中,先是作為戰利品自吳哥被帶至阿瑜陀耶,又在緬甸東吁王朝進攻阿瑜陀耶後,被帶到東吁王都白古,而在緬甸南部的阿拉干王國攻擊白古後,又流離到實兌,直到貢邦王朝聲討實兌後到了曼德勒,最後在 1884 年,貢邦王朝第十一世君主錫袍(Thibaw Min)才將這兩尊雕像安置在現在的瑪哈穆尼寺。

對石澤良昭而言,這些雕像的漂流身世,帶出了東南亞各民族所建立的王朝流動更迭的歷史,透過追溯他們的行蹤,一部東南亞的興亡史也就此浮現。

兩尊柬埔寨吳哥時期的青銅製雕像和獅子像流離圖。(Source:作者繪製)

這是石澤良昭透過《亦近亦遠的東南亞》一書想傳達的概念之一,他在本書中將吳哥王朝置於多元複雜的東南亞史脈絡下,重新講述王朝興亡的故事。透過對比新舊考古證據、碑文、元代周達觀留下的記錄與過去法國學者的研究,石澤良昭不僅不受限於西方中心史觀和中國中心史觀,更跳脫了進步史觀和國別史、民族史的框架,所描寫的東南亞不再是接受外來文化影響而變得多元複雜的客體,而是一個具有高度能動性,發展出獨特歷史的區域。

吳哥伽藍:從「發現」到「再發現」

作者先是帶出東南亞做為一個區域,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共享的特徵,透過不同時期自碑文解讀及遺跡考古工作所得到的資訊,描寫吳哥王朝的宇宙觀、作為王國重要利基的水利建設、連結政治中心與廣大國土的條條「王道」,乃至於信仰、藝術和司法、稅收制度等,將多元的行為者帶入吳哥王朝史的書寫中,更加生動地刻劃王朝統治下的社會。

就本書而言,在陸續出土的考古訊息中最為關鍵的是 2001 年在班迭喀蒂寺(Banteay Kdei)意外發現的 274 座廢佛,即遭到刻意毀壞後,由人為掩埋的佛像,為 13 世紀的廢佛毀釋行動提供了新的考古證據。透過將這份新發現與過去法國學者們基於舊史料所提出的論點做對照,作者重寫了廢佛運動的始末與吳哥王朝的衰亡,將本書帶到了高潮。

「宇宙的主宰,這是王」:政教權力交織成的王權神話

在吳哥王朝已步入衰退的西元 13 世紀中葉,信奉濕婆神的闍耶跋摩八世(Jayavarman VIII)取得了政權,在他統治初期,由其來自印度的婆羅門國師下令在全國範圍內大量毀壞佛像,並將尊大乘佛教為國教的前兩任國王,闍耶跋摩七世(Jayavarman VII)和因陀羅跋摩二(Indravarman II)所建的佛寺,都整修為印度教濕婆派的神廟,此時期所採取的改革措施,被稱為「廢佛毀釋運動」。

談及吳哥王朝,最為人所知的莫過於壯觀的都城和伽藍遺跡群,這樣偉大的古文明建築群背後,是一股強大的政治力,「只有長期統治的王,有能力建造大型宗教建築,寺院可說是一種政治藝術產物。」(頁 154)吳哥王朝的君王在取得政權後,必須透過完成新都城、新國廟、新王宮的「三點一套」建設,來彰顯自己為神力加持的王者。

由於不同統治者會由不同派別的宗教集團所扶持,不同時期的吳哥建築也會分別呈現該時代印度教濕婆派、印度教毗濕奴派或大乘佛教的信仰。遠自印度而來的宗教也在吳哥王朝的政教權力運作下逐漸高棉化,除了發展出在地的神王信仰,也出現像是混和神訶里訶羅(Harihara)和蛇神坐佛像等高棉特有的印度教或佛教藝術,隨著區域政權更迭而傳播,在大陸東南亞扎下了根。

更因為吳哥王朝的王並非凡人,而是神的化身,因此沒有使用前王所建伽藍的道理。然而,闍耶跋摩八世卻一反這樣的慣例,他並沒有建造新的「三點一套」建築,而是對舊有的都城和神廟進行大規模改造,在短時間建立起至高無上、由濕婆神力加持的王權,取代與大乘佛教有關的政治與宗教勢力。

混和神訶里訶羅(Harihara)。(Source:by Gunawan Kartapranata, via Wikipedia

過去法國遠東學院的學者,如 George Cœdès 和 Bernard P. Groslier 等研究吳哥王朝歷史的權威,皆認同「建寺衰微說」,認為闍耶跋摩七世時期為了建造寺廟耗費大量人力、物資,為吳哥王朝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廢佛行動則被認為是因此而起的社會反彈,用以佐證這套理論。但數量驚人的廢佛出土,顯示即便到了闍耶跋摩八世時,君王仍能夠有效動員足夠的人力,進行大規模的毀佛行動。這就出現一個新的問題,究竟是什麼帶來了吳哥王朝的衰亡?此時的吳哥王朝又是處在什麼樣的背景下,才讓闍耶跋摩八世必須以這種「急就章」的方式來彰顯王權呢?

動盪的吳哥王朝史

與一般對王國或帝國的理解不同,吳哥王朝的歷史並不是由一個家族所寫成。在 26 位國王中,繼承父兄之位而成為國王的只有 8 位,其餘 18 位皆是以武力手段取得王位。這樣的情況常見於東南亞的早期政體中,即「血緣」並非決定是否能成為君王的條件,能以「武力」使人臣服者才能登上王位。

國王在即位之後,也必須致力塑造、維持自己的神王形象,以防止被邦國或臣子推翻取代的可能性。英國歷史學者 O.W. Wolters 在《東南亞觀點下的歷史、文化與區域》(History, Culture, and Region in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中,提出這是東南亞早期政體的特色,並援引印度教宇宙觀中的曼荼羅(Mandala)概念,來形容這樣權力在多個中心間流動的不穩定政治關係。

西元 13 世紀,暹羅人的政治中心逐漸脫離吳哥王朝的掌控而崛起,而難以獲得村民認同的大規模毀佛行動,更使吳哥王朝的政教權力越來越難以動員社會。與此同時,上座部佛教透過河川網絡深入村落與基層社會的日常生計結合,逐漸取代印度教和大乘佛教的地位,終於在 1430 年與阿瑜陀耶王國的戰爭中走向了終結。

由此可見,吳哥王朝的歷史並不只是柬埔寨國別史或高棉人民族史的一部份,而是在區域歷史的發展中,由不同群體的互動所構成,而撐起偉大政治藝術的,也不是一個強大穩定的帝國,而是隨時可能翻盤,需要透過不斷建構王權神話來維持的不穩定統治。

東南亞就是東南亞

透過作者的筆,大陸東南亞開放流動的特質被描繪了出來,而原因則坐落於印度和中國之間,被稱為印度支那的土地。這塊土地在漸漸迎來更多不同的文化和民族時,因這樣的特質而變得更加多元,也不斷地被重新詮釋。從過去在中國中心主義下統稱此區域為「南蠻」的偏見、到日本僧人錯將高棉當作「南天竺」的誤會,一直到殖民時期用冠以殖民母國之名的方式指稱,就連「東南亞」一詞的被發明和廣為使用,也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略訴求。

即使是過去的殖民地紛紛自殖民母國獨立,甚至在後來成立了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這個區域仍帶著一種被他人模糊地理解,卻無法定位自己的尷尬。作者在本書的最後就討論了「東南亞本身該如何被看待」的問題,期許讀者放下以經濟發展程度為標準的傲慢,以開放的心態,向東南亞多元的文明學習。

本書所呈現的不僅是超越國界、更為寬廣的東南亞史,也有別於過去只著重王朝更迭和上層政治的區域史,從政治與宗教菁英的互動深入,論及庶民社會的制度及生計,由多元的角色串起了更加立體的東南亞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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