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 年上海租界內的不平等,引爆一場改變整個中國命運的事件

1925 年 5 月 30 日,上海。

灰濛濛的天空翻滾著烏雲,一股難以抒發的鬱悶氣氛籠罩著上海。租界裡戒備森嚴,顯得如死一般寂靜。此時的租界外,抗議群眾已經累積到兩千餘人,絕大多數人都是大學生。

他們分成幾人一組,每組都持有「學生演講團」的旗幟,有些人手上則揮動著寫有標語的小旗。傳單飄散在大街小巷之中,伴隨著震耳欲聾的口號聲與高呼聲,漸漸靠近租界區。

上午 11 點左右,英國租界得知界外學生正在集會的消息。12 點 40 分,租界總巡去電:下令所有官員戒備。但少量的治安人員無法阻止越來越多的學生湧入租界地,學生在人來人往的南京路上發表演說、要求釋放之前因抗議被捕的學生。他們振臂高呼,越來越多人駐足聆聽,甚至有工人也跟著加入集會。

1935年的上海地圖,可清楚見到公共租界與法租界的劃分(Source: wikipedia)

下午 2 點,租界警察大舉出動。他們到大街上開始大肆拘捕集會學生,沒想到才短短 40 分鐘,拘補的學生就已讓整個拘留所人滿為患,租界警察只好將拘捕改為驅趕,但是被驅散的民眾卻被更多向前靠的群眾擠了回來。租界警察開始使用棍杖驅逐,在推擠中有人被擠倒、有人被毆擊流血,但群眾並沒有退後,反而越來越靠近。在巡捕後方,租界的持槍部隊已經到位。

下午 3 點 37 分。一名捕頭先是對空鳴槍示警,接著各巡捕接連朝向群眾開槍掃射,恐慌的群眾伴隨著尖叫聲,四處奔散。等到槍聲停息時,已經有十多個人躺在血泊中動也不動了。其中 4 個人當場死亡,剩下重傷的7個人,後來也搶救不治身亡。

五卅慘案是一個轉捩點,它開啟了中國自五四運動後最大規模的民族情緒,一場大規模的反英風暴即將襲來——上海的租界區起源,得要追溯到中英鴉片戰爭時期。

1843 年,中英兩國簽訂《虎門條約》,將廣州、上海等五個口岸開放通商,兩年後上海便誕生了第一個租界:英國租界,也就是今天的外灘。從此之後,上海租界區不斷擴張,1899 年,國際公共租界面積甚至擴展到 33503 畝。歷史學家熊月之這樣形容上海租界之大:「全國 23 個租界加起來乘以 1.5,才能等於上海租界的面積。」

外國資本進入上海,最直觀的結果便是巨大的階級問題——上海變成一個貧富差距極大的地方。外國人、或依附外國資本的富商可能為了消遣娛樂,日擲千金。但是,很多中國貧苦民眾則在生死線上苦苦掙扎。蔣夢麟便感嘆上海黃包車伕的日常生活:「他們為了幾個銅板,跑的氣喘呼呼、汗流浹背;尤其在夏天,烈日炙灼著他們的背脊,更是慘不忍睹。我的美國尺度告訴我,這太不人道。

除了階級差距以外,租界也是民族差異的具體表徵。當時的租界外國人幾乎與中國人毫無互動,上海英國總領事更表示「公共租界為文明對抗野蠻的一個前哨站」,而中國人則更將租界視為恥辱的象徵。當時宣傳的一個重要標靶,便是外灘公園「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

不過,「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宣傳標語並非如字面所云。

根據工部局最早的相關文件,1885 年發行的《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章程》的第 24 項共 6 條,其中第1條說「腳踏車及犬不准入內」,第 5 條說「除西人之傭僕外,華人一概不准入內」。原本兩條並不相干的條文後來被強加在一起。1924 年,孫中山在他的一次演說中說:「上海的黃浦灘和北四川路那兩個公園,我們中國人至今都是不能進去。從前在那些公園的門口,並掛一塊牌說:狗同中國人不許入」。

兩股文化勢力不斷碰撞,終於在租界全面爆發了。

槍響以後,租界內的英國軍警立刻採取了行動。他們當天便宣布租界區戒嚴,同時關閉租界內的大學,試圖鎮壓民意,但民意已如滔天巨浪。當時仍處於國共合作下的中共,隨即召開會議,決定擴大抗爭規模,號召上海人民舉行罷工、罷課與罷市。5 月 31 日晚上,上海有組織的 20 餘萬工人成立了上海總工會。隔天早上,上海全市的總罷工、總罷課同時開始,除了參與罷工的工人 20 餘萬以外,更有 5 萬學生參加罷課、絕大多數的商人參加罷市。

除此之外,以上海為中心發動的反英宣傳開始啟動。參與五卅慘案宣傳的民間團體竟多達上萬個。從市街到鄉村,演講者不分晝夜在台上大聲疾呼,內容涉及國恥、國際問題、軍事教育、經濟問題、國貨問題、外交問題無所不包。這些宣傳員抱著極大熱情,帶著預備的宣傳品和資料,乘坐各種交通工具來往各省,每到一個地方就先謁見地方當局,接著與當地的社團或後援會聯絡,參與集會或交換宣傳意見。而這些宣傳活動中最為悲壯的,則是各大城市中的國民大會或「追悼烈士大會」。根據記載,6 月 25 日這一天,全中國的 12 個城市中竟有高達 100 萬人,參加了烈士追悼大會。

6 月底,上海西門公共體育場舉辦了一場聲勢極為浩大的追悼烈士大會。那一天,數十萬人齊聚會場內。所有人手臂纏著黑紗、手裡拿著小旗,素色牌樓在會場內高高聳立。會場中央矗立一個祭壇,兩旁的白布上書寫 32 名烈士的姓名。祭壇左右置有兩個亭子,分別放著血跡斑斑的血衣與烈士遺像。許多演講台上都講得言論激昂、慷慨悲壯,將台下群眾的情緒引領至最高峰。遊行隊伍長達數里,這時旗幟蔽天、傳單紛飛,形成一片旗海構成的長城不斷蜿蜒。

五卅慘案之後的民族主義活動雖然只持續兩年,影響卻極為深遠。五卅運動直接撼動了當時與外國親善的中國軍閥。親英日的奉系領袖張作霖當時統治中國北方,慘案發生後,張作霖還認為「上海事件是小事情,相當容易解決。」到了 6 月 13 日,張作霖便以「衛國衛民、和平處世」維持秩序為名,命令兒子張學良進軍上海實行戒嚴。

然而,上海的情勢走向遠遠超出張作霖的意料之外。

同年 7 月,張作霖已經明顯感受到壓力,對中共宣傳的擴展感到十分驚慌。此外,他的最大敵手馮玉祥親善俄國,馮的反英言論受到廣大輿論的同情。張作霖曾經告訴英國使節,如果這時再對馮玉祥出手,恐怕將激起全國反對聲浪,「他的處境既艱且險。」

7 月下旬,張作霖又對英國武官說明,國民黨已經將他與英國畫上等號,甚至被國民黨宣傳為整個國家的敵人。已經成為眾矢之的的張作霖現在最擔心的,就是自己軍隊的赤化,他相信國民黨的宣傳已經破壞了其軍隊的忠心。不僅如此,英國人還完全不了解他處境的困難,成日要求他以武力鎮壓上海罷工工人。張作霖非常確信,一旦他遵照了英國人的要求,那勢必將激起全國反對他的運動。

與張作霖的難處相比,聯俄容共的國民黨卻沒有這樣的問題。

李健民的《五卅慘案後的反英運動》

五卅慘案引爆了全國性的民族主義熱潮,國民黨與共產黨都在這股熱潮中看見了自己的機會。李健民的《五卅慘案後的反英運動》向我們揭示在當時的中國裡,國共兩黨堅持對英的罷工抵制和不合作與北方形成鮮明對比;他們的言詞激起人們國破家亡的悲憤情緒。

就拿〈中國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反帝國主義運動州告國民〉這份文宣來說,也許正是這些宣傳造成的廣大輿論同情,才終使得國民政府日後的北伐得以順利進行:

「辛丑和約……把我們的手、腳、全身絆得不能動彈,一直到現在還是不能動彈。」

「五卅以後,把全國各地蹂躪的血跡淋漓,絕不能空言反對所能推翻的,我們要建築作戰的營壘、鍛鍊作戰的實力,才可操必勝之權;」

「各慘案相繼發生,國內反帝國主義運動也隨著壓迫而高漲,我們應趁這個運動,團結我們的精神、集中我們的力量,斬斷各國給我們的鎖鏈——各種不平等條約。」

「不要膽怯…….我們失掉的,是身上的鎖鏈;得著的,是平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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