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是非關政治的純潔事業嗎?──讀《為第三帝國服務》

日本的「日本學術會議」素有「科學家的國會」之稱,這個直屬內閣總理大臣的單位,可說是日本科學界的最高殿堂。今年二月,日本學術會議的公開討論會上,三百多位代表爭鋒相對,激辯著「是否從事與軍事相關的研究」。這提醒我們深思:科學應該「非軍事化嗎」?「科學的歸科學,政治的歸政治」,是這樣嗎?

知名媒體 NHK 以「軍事與大學:站在歧路上的日本科學家」為題,深入報導此事。簡而言之,日本防衛省將提供大學、研究機構、民間企業資金,研究軍事用途的科學技術。這跨越日本科學界自戰後以來的界線:不得從事與軍事相關的研究。昭和二十五年(1950),日本學術會議曾發表聲明,表示今後「絕對不從事以戰爭為目的的科學研究」。如此說來,日本防衛省與大學的合作,不啻對此最直接的挑戰。

日本科學家與軍事、政治的關係,引起筆者的好奇,注意到菲利浦・鮑爾(Philip Ball)的著作《為第三帝國服務:希特勒與科學家的拉鋸戰》Serving the Reich: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Physics under Hitler)。他是著名的科普寫手,曾擔任科學期刊《自然》(Nature)的編輯,同時是知名的專欄作家。菲利浦・鮑爾擅長討論科學史、科學與政治的關係,關心科普的讀者可能聽過《用物理學找到美麗新世界:事物如何環環相扣》Critical Mass: How One Thing Leads to Another),即出自其手筆。

《為第三帝國服務》提供絕佳的案例,檢驗科學家如何面對政治、道德的試煉。本書含緒論、後記,共十四章。本書的故事從二戰前夕開始,直至戰後,內容涉及科學知識、科學家的成長歷程,主角分別是三位舉足輕重的德國科學家:

  1. 馬克斯・普朗克(Max Karl Ernst Ludwig Planck, 1858-1947),1918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2. 彼得・德拜(Peter Joseph William Debye, 1884-1966),1936 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
  3. 華納・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 1901-1976),1932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讀者或許對這三個名字感到陌生,但其實不少人見過他們的照片,也認識他們的同事、朋友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

自 1912 年始,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定期舉辦一個科學會議,也就是索爾維會議(Conseils Solvay)。1927 年,愛因斯坦參加第五屆大會,留下一張著名的合影,因為像中的二十九人,十七人先後獲得諾貝爾獎。除為人熟知的愛因斯坦、居禮夫人(Madame Curie, 1867-1934)外,第二排左一就是彼得・德拜,第一排左二則是馬克斯・普朗克。

Solvay conference(1927). Source: https://goo.gl/VfAkij

本書企圖探討的問題簡單明瞭:科學家如何與政治共處。因為作者討論的時空背景是戰爭時期,得以放大檢視科學家的各種抉擇,他們是反抗?順從?在兩極之間游移?

科學家必須有所選擇嗎?談及科學,或是廣義的「學術」,不時有人聲稱「學術的歸學術」、「政治的歸政治」,彷彿科學的世界沒有道德問題,且非關政治,是純潔的事業。作者以彼得‧德拜的例子開場,提醒我們:是這麼一回事嗎?

2006 年,荷蘭記者賽柏・李斯彭斯(Sybe Rispens)指稱,德拜是「弄髒雙手的諾貝爾獎得主」,是「協助(納粹)政權的志願者」,認為他協助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的軍事計畫。這導致幾個以他為名的研究所,考慮移除冠名。顯而易見的是,即使是科學家,科學貢獻不是衡量其價值的唯一標準,今人仍會覺得,科學家不應協助邪惡。

德拜是希特勒的同路人嗎?我們不妨將問題再擴大一點,戰爭時期留在德國,繼續科學研究的學者,基於「他們沒有像愛因斯坦一樣逃離德國」,就能貼上「為第三帝國服務」的標籤嗎?

本書深入德拜等人與納粹政權互動的歷程,在上述簡單的二分法之外,另闢視野。作者認為,留下不等於服從,但也不一定就是抵抗。固然能夠找到符合期待的「英雄」如羅斯包德(Paul Rosbaud, 1896-1963),他留在德國收集科學情資,傳遞給同盟國。然而羅斯包德不是多數,而是罕例,絕大部分的科學家悶不吭聲,若無其事般地繼續研究。

作者認為德國科學家的「不作為」,一方面必須考量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科學家渴望維持他們在科學領域的領先地位,因此支持科學就是榮耀國家的方式。他們可能會對政府的某些政策感到不安,卻沒能作出激烈的抵抗,正源於當時科學、國家之間的緊密聯繫。

另一方面,納粹政權不是一夕之間作出種種暴行,而是緩慢漸進的過程。這像是溫水煮青蛙,起初不易察覺,通往未來的道路是光明或黑暗,沒人說得準。當德國政府開始排除猶太裔科學家時,不乏科學家將此理解為「希特勒政府只是過渡時期」,「它要不是很快失去權力,就是被迫緩和極端」。我們不應用「現在」投射過去,用既定歷史的發展評價人的選擇。

再者,這些被視為「不作為」的科學家絕非千人一面,他們沒有與納粹政權為敵,不代表在體制下束手無措。「不作為」是一張標籤,他替我們歸類出一群科學家,但沒能更細緻的討論內部差異。例如德拜就曾協助猶太裔科學家梅特納(Lise Meitner, 1878-1968)逃離德國,前往瑞典。普朗克也曾為猶太裔的同事尋找其他工作,維繫他們的生活。當我們評價這些為第三帝國服務的科學家,必須考量到此類「不作為」的作為。

德拜是「弄髒雙手的諾貝爾獎得主」嗎?當聯邦調查局(FBI)詢問愛因斯坦對德拜的評價時,愛因斯坦表示:「德拜在國外的同事自 1933 年以來就受到迫害,但是他從未試圖幫助他們,也不曾試圖幫助他們在其他地方找到職位。」這與本書提供的例子相違,是嚴重失實的指稱。我們無法探詢愛因斯坦的依據,但這絕非責難德拜的「事實」。

那麼,回首這段歷史,究竟應該如何審視這群天資卓越的科學家?

本書提出的檢驗標準是,我們是否可以因為德拜等人是科學家,就不能期待他們作更多。科學家是否可以堅持,科學發現是純粹的,與骯髒的現實無關,也不需要回應道德責難。德拜、普朗克協助猶太裔的同事出逃,或是推介其他工作,是源於同僚之情,而不是針對猶太議題的反應、表態。他們可能譴責納粹政權排斥猶太人的政策,但原因是這「損害德國科學」,而非「不人道」。換句話說,他們從未將眼前的政治問題,理解為道德問題。

科學家不應該牽扯道德層面的設問嗎?倘若科學非關政治,那麼科學家是否一如納粹時期的文官,只需表示「依法行政,謝謝指教」,即可撇清戰爭時期的作為。政治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以「平庸的邪惡」(the banality of evil)形容這種思想怠惰、無責任體系的現狀。(相關書評見〈無法言喻的平庸之惡〉)難道科學家能夠因為宣稱「他們的天職應該和各種過度的意識形態絕緣」,而豁免於「平庸的邪惡」的反思嗎?

Hannah Arendt(1906-1975). Source: https://goo.gl/Ksu0pc

事實是科學家並不比一般人高尚,倘若他們能夠以「科學」為名,免除各種責任,那麼現代社會以科學家擔任政府要職,決定國家大事,是否自相矛盾?作者認為科學家「受的訓練都不是要成為道德或公共政策領域的能人」,而當代的科學訓練確實很少包含道德層面;即使有,往往只在於「專業行為的規範」,例如智慧財產權、利益衝突等問題。

歷史證明,科學家或科學事業不是純然「中立」的存在,繼續宣稱科學無關政治,自然是錯誤的想法;因為政治無所不在,只是侵入程度的多寡有別而已。可能有人認為和平時期的科學家,不再有戰爭包袱,能夠維持獨立自主,那麼「人造人」、「基改食品」、「遺傳工程」,就與「政治」、「道德」毫無干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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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的前段,筆者曾表示,我們不應用「現在」投射過去,用既定歷史的發展評價人的選擇。意思是過去的行動者有其限制,如在普朗克之前,沒有德國科學家集體反抗國家的例子。很多時候沒能敲響正義的鐘聲,是因為前人缺乏思想武器,以及各種資源。但是,這不代表他們就是正確的,因為人永遠有選擇。同情地理解不代表合理化過去的妥協與犯行,當人類意識到所作所為牽涉道德犯罪,我們永遠有機會選擇,這才是人之為人的原因。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打,普朗克與數位德國科學家簽署〈告文明世界宣言〉(Manifesto of the Ninety-Three),表態支持德國的軍事行動。這當然是錯誤的舉動,但是在戰爭期間,普朗克公開認錯道歉。科學家也是人,可能對道德問題作出錯誤的選擇,但不代表因為錯誤已然,就一路錯下去。

相形之下,二次戰後,德拜從未公開道歉,反省自己在戰爭期間可能牽涉到的問題,兩相凸顯,德拜明顯缺乏道德高度。

普朗克絕非聖人,戰爭期間他曾要求愛因斯坦保持沉默,停止針對反猶太言論發聲,這樣才不會讓情況更惡化,這自然也是錯誤的!事實是面對道德試煉的卻步,不能消停邪惡的進逼。不論是在政治上容忍、退讓,在道德議題的規避、閃躲,都無法讓科學家成為更好的人,或有助世人更相信「科學」,這就是作者意欲述說的深意吧!

最後,回到本文伊始,日本學術會議上的爭論像是鄰國的家務事,與我何干!?然而,細讀《為第三帝國服務》可知,科學、學術都是與社會、道德緊密相連的知識國家。作者曾建議,科學家應團結起來,對抗不道德的要求。日本防衛省宣布將與大學、研究機構合作後,2016 年 12 月 26 日,日本「全國大學高專教職組合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聲明,堅決反對大學進行與軍事相關的研究,這正是作者期盼的結果。以下,容筆者翻譯 1950 年日本學術會議發表的聲明作結,重新思考當時的科學家,如何看待他們與國家的關係。

絕不服膺以戰爭為目的之科學研究的聲明

1949 年 1 月,日本學術會議於其創立之際,向國內外堅定宣告,深切反省一直以來日本科學家隨波逐流的態度,與此同時,更決意成為科學文化國家以及世界和平之礎石。

身為文化國家的建設者,亦以世界和平的使者為己任,吾等殷切期望莫使戰爭之慘禍再度到來。與此同時,既為實現先前之聲明,亦為維護身為科學家之節操,吾等在此嚴正表明,今後決不服膺於以戰爭為目的之科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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