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向德國人解釋德國:以春秋之筆記錄世界的記者哈夫納

作者:林育立(旅德記者)
圖為掛在哈夫納故居外牆的紀念牌。

柏林西南角的一棟公寓牆上,掛著一塊瓷製的乳白色紀念牌,上面寫著:

賽巴斯提安・哈夫納(1907.12.27-1999.1.2)

曾經在這裡生活與工作

 

他是個公共知識份子

 寫過《一個德國人的故事》《破解希特勒》

 

1938 年他與猶太裔未婚妻流亡到倫敦

良知是他心中的尺度

他向德國人解釋德國

1954 年他與家人再度返回德國

哈夫納對很多台灣讀者來說,是個書寫德國史的歷史學家。但在流亡英國期間他成了一名記者,開始向英國人解釋德國,等到戰爭結束近十年後返回家鄉,他又以春秋之筆開始評論德國時政。戰敗的德國到處是斷垣殘壁,西德在美英等戰勝國的監督下,小心翼翼地建立起民主體制。對許多戰後第一代的德國新聞人來說,記者是參與公共討論的知識份子,肩負著重建民主與道德的重責大任。哈夫納便是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下,憑藉著犀利和原創的觀點,逐漸在德國新聞界建立超然的地位。

■ 具有公知精神的記者

西德剛成立時風雨飄搖,發生了幾次重大的新聞事件,哈夫納無役不與,現在看來他的判斷都相當精準。一九六一年,蘇聯興建柏林圍牆,幾個月後,美蘇的坦克車在分隔東西柏林的查理檢查哨兩邊對峙。在戰爭看似一觸即發的此刻,哈夫納卻能保持清醒的頭腦,指出蘇聯「用圍牆把西柏林包圍起來,可見沒有佔領的意願」。他研判蘇聯不會入侵西柏林,圍牆的興建即意味著二戰結束後持續至今的緊張情勢從此結束。

圖為柏林圍牆。背景是納粹航空部(目前是聯邦德國財政部),前景是蓋世太保的露天展覽。拍攝點是蓋世太保總部。出處:本文作者。

次年,西德政府因為一篇揭發軍事醜聞的報導向知名媒體《明鏡周刊》提告,並派警方搜索雜誌的辦公室。身為電視評論員和雜誌專欄作家的哈夫納,毫不留情地向政府開砲:「國家暴力突襲不聽話的公民,一如納粹時代經常發生在德國人身上的事」、「如果輿論能夠接受這樣的事,而不施壓把真相搞清楚,那麼新聞自由、法治和民主將從此不再。」結果,全德國的媒體都團結起來,在哈夫納等多位記者的率領下一再砲轟政府,導致國防部長黯然下台。「明鏡週刊事件」堪稱德國媒體捍衛自主性、拒絕政府干預的里程碑,直到今天仍然讓德國的新聞人引以為傲。

到了一九七〇年,剛上任的總理布朗特(Willy Brandt)一改過去西德拒絕與東歐共產國家交往的國策,親自前往波蘭訪問,並且在華沙的起義紀念碑下跪,為納粹暴行向波蘭道歉。消息傳回德國,多數民意都難以接受,哈夫納卻獨排眾議,支持布朗特以和解為核心的東進政策(Ostpolitik)。布朗特無視冷戰年代的反共教條,大膽與東德和東歐交往,後來果真打破東西歐關係的僵局,為德國和歐洲的再度融合打下了基礎。

明鏡週刊在一九六二年的這一期批評政府的國防政策,結果遭德國政府指控叛國,記者還因此被逮捕,引起全國新聞圈的反抗。「明鏡週刊事件」是德國記者捍衛新聞自由的里程碑。封面人物為德國聯邦國防軍的參謀總長佛爾希(Friedrich Foertsch)。(出處:明鏡週刊。)

■ 具有歷史眼光的記者

一般的記者只注意眼前的新聞事件,哈夫納卻擁有媒體圈相對少見的透視力和遠見,能夠將眼前的事件放在歷史脈絡下來檢視、甚至提出預測。他在一九七八年出版《破解希特勒》,試圖解答深深困擾戰後德國知識份子的問題:希特勒這樣的獨裁領袖為何會出現,而且成功統治這麼久?與同代人的同類著作相比,《破解希特勒》提出不少創新的觀點。哈夫納不諱言希特勒在經濟和軍事上的成就,但也點出希特勒極端種族主義的特殊性,和他奪權後佔領全歐洲和屠殺猶太人這兩個政策目標的矛盾之處。他認為,對歐洲各國相繼發動戰爭的希特勒,一心只想打勝仗,卻從來沒想過要如何治理,最後為德國和歐洲帶來劫難。

東西德在一九九〇年統一,當時年事已高的哈夫納,因為久不在媒體上發表文章,幾乎被德國社會遺忘,一九九九年以高齡九十一歲辭世。直到次年他的遺稿《一個德國人的故事》出版,大家才又重新想起這位曾經不可一世的記者。本書是他三十二歲流亡英國時所寫,描述從童年到一九三三年、也就是納粹奪權那一年的一段歲月,上市第一年就賣出三十萬本,在全國掀起一股哈夫納熱。

相較於著重客觀分析的《破解希特勒》《一個德國人的故事》談的多是主觀的個人經驗,全書充滿畫面和細節,如證人般為獨裁崛起的年代留下證詞。哈夫納七歲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他發現同齡的孩子開始玩戰爭遊戲,街頭上出現械鬥,這些從小習慣暴力的一代,到了二、三十歲尤其容易受到納粹的蠱惑。哈夫納還用了相當篇幅,描寫一九二〇年代有一段時間全國都在玩股票,金錢遊戲反映社會的空虛,「不懂得怎麼過自由的私人生活」,再加上民眾對媒體上煽動仇恨的語言缺乏反省,導致謾罵的媒體環境成了獨裁崛起的溫床。

哈夫納以生動的文字細膩地描寫當時的氛圍,為希特勒上台提出具有說服力的解釋,雖然是八十年前的舊作,今天讀起來仍然有新鮮感。令許多讀者感到驚訝的是,才三十歲出頭的他,在這本初試啼聲的少作中就表現出敏銳的觀察力,更預言了後來毀滅性的暴力統治。一如書中所描述,他很早就嗅到納粹主義的空洞,感覺社會正在走下坡,而這近乎本能的直覺顯然源自他從小所受的人文教育,他跟著擔任學校老師的父親讀文學經典,透過寫作磨練自己的判斷力。這點也解釋了,哈夫納為何能在戰後成為這麼有影響力的新聞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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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柏林那棟公寓的牆上。紀念牌列出上述這兩本他最有影響力的著作,並用兩句話來蓋棺論定他的一生:「他向德國人解釋德國」,這句話指的是他如何透過評論和歷史書寫,提醒德國人正視自己的歷史和責任;我相信,戰後的德國正是因為有像哈夫納這樣的記者,使得再度出現獨裁的機會微乎極微。至於另一句話「良知是他心中的尺度」,我認為,值得所有的記者和文字工作者共勉。

本文改寫自 6 月 16 日作者於誠品書店台大店「一個德國記者眼中的德國:一個台灣記者的觀點」演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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