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地重建的「思考」與「判斷」──讀漢娜・鄂蘭《責任與判斷》

一、舊有道德體系的崩壞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浩劫之後,省思及批判紛紛產生,而猶太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75)特別注意的是道德的崩潰。鄂蘭見證了納粹德國負責清洗猶太人的高官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 1906-62)在以色列的公開受審(1961),令她駭異的是:以艾希曼為代表,為什麼一名奉公守法、普通平凡的人,會出於一種例行公事、日常無感的態度,負責執行大規模而有效率的種族屠殺計畫,而不產生道德反感或義憤?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顛覆了一般人對邪惡的想像,她向世人揭露了邪惡的本質其實就是未經思考的平凡。她說:「最可怕的邪惡就是平凡的邪惡。」

現代道德體系以遵守法則規範為要務,因此,許多人服從上級所交待的個別任務,從而參與了國家體制的運作。他們都不是兇惡的罪犯或壞人,但是恪守職責卻造成了人類的災難,鄂蘭認為這很不尋常。有人以為,任何人坐在艾希曼的位置上也會依職守而作出同樣的事,不足為奇。但是鄂蘭指出,依循普遍法則而決定個別行動的舊有道德,已經崩潰了,因為它讓這些人忽略了某些責任,最終促成了歷史悲劇。這一場悲劇,不是指控艾希曼、並處以死刑就能平復的。雖然鄂蘭同意這個判刑,但她想要進一步診斷舊有道德體系。奉公守法之人欠缺了哪些原本應有的責任,乃至於在一種尋常而不以為意的狀態下參與了屠殺?

二、對舊有道德體系的診斷:喪失思考

艾希曼在審判中為自己辯護:他執行屠殺,乃是基於職責、服從上司的職務命令。艾希曼自認為,這符合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的學說,屬於眾人所普遍共遵的道德法則。

這番自辯其實似是而非。康德曾強調說,人的實踐理性不可違反「人作為目的」(而不僅僅是手段)的終極價值。為了亞利安人的生存空間而屠殺他族,就是將人命僅僅視為手段來利用,正好違反了終極價值,豈能以「服從普遍的道德法則」作為託辭?另一方面,這種託辭又有政治哲學的意涵:政治體制都要求服從上級,遵守法令,沒有服從則體制無法維持。然而,鄂蘭也破斥說:同意(consent)才是所有政府的基礎所在,人們出於理性而同意或接受政府的統治,但並不表示人們要服從政府的一切作為。

透過這些「以職務服從作為道德法則」的託辭,鄂蘭發現:納粹黨人是因為喪失了「思考」(thinking),無法有自己的判斷,故而接受屠殺任務時,也視之有如日常交辦的事項,一概平易地循著「職務服從」的法則來進行。這就是鄂蘭所謂「邪惡的平庸性」(banality of evil)。就此觀之,艾希曼並不是大眾心目中的窮兇極惡之徒、或心理病態;他甚至沒有法庭所欲確認的「意圖」,遑論作惡的意圖。人必須有思考,才能形成意圖,沒有思考則沒有意圖可言。

喪失思考的人們像是一個個小齒輪,在職務中各自推動著惡行的一小部分;他們不會懊悔自責,甚至很快就忘了自己所執行的事。而大屠殺的惡行就這樣悄悄醞釀,終至不可挽回。在鄂蘭看來,艾希曼及其他職務服從之人的思考能力沒有反應,才是屠殺惡行之中最不尋常而駭人之處。至於(像輿論及法庭那樣)指責他們殘暴,或者爭論他們是否有犯行之故意,反而不足以揭露問題所在。[1]

1961 年,納粹大屠殺主要執行者阿道夫・艾希曼在阿根廷被「綁架」到以色列,在耶路撒冷被判死刑。他的審判讓漢娜・鄂蘭重新思考邪惡的本質。

三、思考與判斷:從「自我對話」到「自我一體」

說納粹黨人履行職責而「缺乏思考」,並不是說他們在意識不清醒之際執行任務。鄂蘭所謂的「思考」,以及它與判斷的關聯,可以從兩方面來說。

第一,思考是「我」與「我自己」的無聲對話。這種自我交流,可以瓦解那些既定而僵化的思維慣習、以及相沿成習的行為普遍法則,建立自己的是非判斷。透過思考,人們能在自我對話之中,用懷疑的眼光去檢視眾人所普遍遵循的作法,從而自己決定自己的行動。簡言之,思考對於判斷的意義之一,就是脫離世俗所仰賴的法則,而形成自主的是非判斷。這一點,在納粹的集權統治、崇尚服從命令的時代危機裡,顯得特別重要。

第二,思考實踐了我與我自己的對話,而「良知」產生於內在的自我對話。鄂蘭很生動地在《責任與判斷》中描述(頁 161-163):在這個與自己同在的過程中,人將自己所正關心的事透露給自己,進行著悄然無聲的自我交流。這種存在狀態,她稱為「孤獨」(solitude),而孤獨不同於寂寞(loneliness)、孤立(isolation)。孤獨靜默的自我對話揭露了人的良知,良知並不正面訓示我們該做什麼(更不會提出),只告訴我們「別」做什麼、該「避免」怎麼做(才不會悔恨遺憾)。

鄂蘭藉用柏拉圖幾篇《對話錄》裡的蘇格拉底,具體闡述了以上理念。蘇格拉底指出,我們內在有一個靜默的夥伴,我們向他交待自己的行動。為了與這個夥伴取得和諧,他「寧受不義而不作惡」,並且,「寧願是我的琴或我所指揮的合唱團走音、刺耳不諧,寧願是眾人不同意我、與我矛盾,也不要是我,做為一體,和自己和不了音,與自己矛盾。」(《責任與判斷》頁 152-55)。所謂「一體」,就是我與我自己的完整統合。一旦做了惡行(或者,做了良知告訴我自己「別」做的事),我將無法與我自己取得和諧,而失去這個夥伴。

良知告訴我們「別」做什麼以免失去自我的一體和諧,要取得良知,人必須遁入「孤獨」而進行自我對話,如同希臘的德爾斐神廟的箴言:「認識你自己」(know thyself)。良知與判斷都對我們揭露了是非對錯,不過如果要區分二者的話,可以說:良知是人對於自己的內在檢視結果(也許心安理得,也許充滿悔恨,總之是一種道德情感),而判斷則向外界透露思考之後所做的決定,也就是那個可以維持自我和諧、避免自相齬齟的行動方向。

德爾斐箴言的「認識你自己」標誌著希臘從神話時代邁向人本時代,代表人脫離神的掌握、而開始思考自己本身。

四、結語

思考一方面使人得以做自主的判斷,不受相沿成習的行為法則所制。另方面,思考讓人發現良知,行動上亦避免採取自相齬齟的判斷。綜合這兩點可知,由思考而判斷,其實是由「自我對話」而維持「自我一體」的過程。鄂蘭強調,思考是每個人永遠都擁有的能力,認真思考就會發現良知。不過,放棄思考、以及自我一體的維持,也是人人可能不知不覺落入的道德困境。

人的思考能力應該受到尊重,每個人也有責任保住自己的思考,爭取自我與良知的彼此照面。艾希曼以「服從職務命令」作為自辯之詞,就在這個似是而非的普遍道德法則中,他輕忽了思考、不與自我對話,也放任自己與良知彼此隔閡。納粹黨人對待種族屠殺亦如同日常職務一般地服從,在鄂蘭眼中,放棄了思考與判斷的責任,是比屠殺本身更深刻的道德病源,尤其在德意志第三帝國加強集權統治的危急時刻。


[1]由此我們也可以理解,鄂蘭既同意將艾希曼判處死刑,卻又不同意法庭聚焦在他的犯罪「意圖」上,因為她發現艾希曼並不出於「意圖」而殺人。另一方面,人們以艾希曼代表整個納粹,同時又認為他是心理病態的個人。但是,如果說艾希曼執行屠殺是出於「個人」的心理病態,他何足以代表整個納粹?相反的,如果他代表納粹整體,那麼與其強調個人的病態,還不如探討該整體的核心特質,才能了解屠殺之行的道德病源。這也正是鄂蘭的思維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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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盈成

劉盈成

一本外文書籍的中譯,從國內出版社的選書、認真負責的翻譯、編輯乃至出版,需要很長時日。為此,這個專欄針對尚未中譯的人文主題新書,綜合編譯英美地區的書訊,讓國內讀者可以早一步掌握新書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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