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如何借助蘇聯宣傳經驗，來形塑「新人」的集體記憶？

一看到這本書的題目《形塑「新人」：中共宣傳與蘇聯經驗》，就讓我想起舊時大陸人對蘇聯的稱呼：「蘇聯老大哥」。

我小時候在中國，那是上世紀的八○年代，常聽叔父輩茶餘飯後侃侃而談祖父的戎馬生涯，每當提起「蘇聯」二字，後面必定跟著「老大哥」。對於讀比較文學和文學翻譯的我而言，難免想起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當年被奉為反對蘇共經典《1984》中的「Big Brother」。兩個詞正好是對應的翻譯，但敬稱和貶稱針鋒對麥芒，真是冷戰世界的縮影。在那個敵我分明的歲月，二元對立的思維就想傳染病一樣，只是它比普通傳染病更難抵禦，因為它的傳染途徑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意識形態宣傳。

儘管中蘇「兄弟鬩牆」之事時有發生，當年意識形態宣傳甚有餘威。為什麼今天中國的小學生仍然戴著的紅領巾，一臉天真地加入少年先鋒隊，書信落款處不忘如軍人般「敬禮」？為什麼成年人工作仍然沿用公章形制？為什麼中國各地仍然矗立著冷戰時期留下的「蘇聯樓」？

時至今天我的叔父輩提起「蘇聯」，仍會時不時帶著「老大哥」，讓我想起今天俄羅斯仍有許多長輩緬懷冷戰時期的蘇聯。「老大哥」就像幽魂一樣縈繞著今天的生活，也許因此學者對「老大哥」依然懷有興趣。

《形塑「新人」：中共宣傳與蘇聯經驗》一書揭剖中共在「建國後十七年」時期如何借鏡蘇聯經驗，在文化、政治、教育等方面進行宣傳，向人民灌輸意識形態，以便「新人」在「新中國」有效地發揮政治和社會功能。書的內容大致上可以分成兩方面：（一）中共對蘇聯的小說、電影、歌曲等文化材料的應用（或挪用）；（二）各類人物典型的塑造過程及傳播。

筆者認為，這兩方面在書中互相滲透時，是本書最精彩之處，尤其是第四章「階級鬥爭為綱──電影中的敵我觀」和第五章「集體為重──電影中的愛情觀」。這兩章內容分別從電影出發，再進一步闡釋蘇聯電影中的人物類型如何適應中共國情，轉化成中國當時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電影中的人物形象。

例如 1936 年的蘇聯電影《黨證》中的富農酋賓與中國 1950 年的電影《白毛女》中的黃世仁，1939 年的蘇聯電影《最高的獎賞》和 1950 年的中國電影《人民的巨掌》都有大義滅親的刻板人物，這些人物都使觀眾明確地分清敵我；又如同 1939 年的蘇聯電影《教師》中的格魯尼雅與 1959 年的中國電影《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靜，都經過思想改造，使知識分子的革命與愛情互助進益。

作為一本扎實的研究專著，這部分論述確實十分精彩，亦看得出作者余敏玲並不十分介意這些電影的優劣。如果這兩章的論述能夠再加入審美批評，它們甚至可以納入廣義比較文學研究的範疇。

不得不特別一提的是蘇聯「新人」，奧斯特洛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Островский, 英文：Nikolai Alexeevich Ostrovsky）的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的主人公保爾．柯察金（Павел Корчагин, 英文：Pavel Korchagin）。小說讀之難以置信，卻亦有動人之處。

這位虛構出來的共產主義戰士，命途多舛，卻擁有鋼鐵般的意志去克服萬難。保爾．柯察金在中國的接受度雖隨著政治氣候而有變化，但基本上仍然屹立在中國中小學生的課程裡。讀者可以從〈保爾典型中國化及其「正統」精神的捍衛〉的這一節中觀察本書一個不可忽略的重點：「中共對蘇聯經驗從引以為師到引以為鑑的轉變」（頁 5）。

1950 年代末毛澤東與赫魯曉夫之間的齟齬，導致了 1960 年中蘇交惡，中共隨即推出以保爾．柯察金為藍本的國產「新人」典型，如雷鋒、王杰、歐陽海，還有本書沒有提到的劉英俊、蔡永祥等。毛澤東大筆一揮，把 1962 年去世的雷鋒捧上神壇，而接下來鋪天蓋地的宣傳，簡直比保爾在中國有過之而無不及。可以說，雷鋒是其他國產新人典型不可比肩的，本書照顧其他新人典型反而失卻了焦點。雷鋒是保爾的一種延續，本書或許由於篇幅和需要，沒有對雷鋒著墨太多，但是讀者可以沿著這條線索做一番比較。

另一方面，保爾．柯察金則經歷了由「師」到「鑑」的轉變，首先被利用來批評蘇聯的修正主義，後來他性情上的軟弱以及身體上的缺陷也被嚴厲批評，最終被降格成不能適應中共意識形態宣傳的不完美的「舊人」。此消彼長之下，真是應了那句毛澤東借用的俗諺：「一代新人換舊人」。正所謂，人無完人，有缺點的虛構人物保爾．柯察金，「個性不夠完美，卻反而讓人感到比較真實」（頁 72），被宣傳得完美無瑕的真實人物雷鋒卻令人倍感虛假，又應了曹雪芹那句：「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

時至今日，保爾．柯察金和雷鋒，對於 1980 年代在中國長大的我輩而言，只不過是勾起兒時回憶的符號罷了。他們就像那些紅領巾、蘇聯樓，還有書中提及的蘇聯歌曲的旋律、舊版人民幣背面的女拖拉機手等，甚至叔父輩間或仍溜出嘴邊的「老大哥」三個字，碎片化地殘留在中國日常生活的角落裡。

雖然書中所剖析的宣傳作業大多始於中共建國後十七年時期，但是它們創造的文化材料和人物典型，依然是耳熟能詳的集體記憶。有許多被這些意識形態宣傳塑造出來的「新人」，經過歲月的磨礪後，失去了建國朝氣，如今成了「舊人」，卻也有許多「新人」根本沒能活過文化大革命這道命坎兒，但這些宣傳作業製造的集體記憶，卻輕輕跨過了時代的門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