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中有白,白中有黑:不含傳說的普魯士(下)

作者:周全(《不含傳說的普魯士》譯者)
上篇由此去:黑中有白,白中有黑:不含傳說的普魯士(上)

普魯士最為人詬病之處和各種傳說的根源,無疑是其軍國主義。現在就讓我們看一個軍事方面的統計數字: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在一七四〇年五月登基時,他的父親(「士兵國王」腓特烈・威廉一世)留給他一支八萬三千人的軍隊──當時普魯士已將近三十年沒打過仗了。

對面積為台灣三點三倍的國家來說,[1]八萬三千人的常備兵力似乎不多。然而普魯士當時總共才二百二十萬人,因此軍人占了國民的百分之三點八。這看起來也還正常,但繼續計算下去的話,我們只會得出十分聳動的數字:其情況相當於美國在承平時期養兵一千二百萬,或者中國和印度隨時維持五千萬大軍!更駭人聽聞的是,普魯士那年的軍費支出高達全國歲入的百分之七十二點四,隨後數十年內更動輒超過百分之八十!若在別的國家,這種國防開銷恐怕早就把經濟拖垮。[2]一七四〇年時的普魯士卻同時握有「完成戰備的部隊」和「裝得滿滿的國庫」,以致腓特烈二世在同年年底放膽出兵奪取奧地利的西里西亞,結果戰爭時斷時續地進行到一七六三年。最後普魯士同時跟歐陸最強大的法、奧、俄三國鏖戰七年,打成了平手。莫非普魯士天賦異稟?

那倒未必。不過普魯士人的確具備許多美德,而美德往往源自「迫於無奈」或「後天養成」。想明白這點,我們不妨翻閱一下書中附上的幾張地圖。

「布蘭登堡-普魯士」領土成長圖1600-1795。

一九八一年譯者首度看見它們時,浮現的第一個印象是「怎麼好像在下圍棋?」因為那些土地互不相連,從荷蘭、瑞士一直散布到立陶宛和波蘭。「棋盤」的重心在易北河東方,而那裡起先主要只有「布蘭登堡邊區」和「普魯士公國」兩個不相干的國度:前者是神聖羅馬帝國的邊陲之地,乃十二世紀「東向殖民」創造出來的結果;[3]後者則為十三世紀「條頓騎士團」所建立國家的殘餘部分,在十七世紀中葉成為自主國。歷史的因緣際會,使得布蘭登堡邊疆伯爵在三十年戰爭爆發那年(一六一八年),開始兼任普魯士公爵。「布蘭登堡-普魯士」不僅誕生於戰爭中,瑞典和神聖羅馬帝國軍隊的來回肆虐,更導致布蘭登堡邊區損失了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4]

等到三十年戰爭終於結束後,那個地寡人稀的國家開始創建常備軍來自衛。軍隊雖然主要只使用為談判時的籌碼,但隨著軍備規模的不斷擴大,財政負擔日益沉重,迫使普魯士全國上下必須以最務實的態度,做出最合理的規劃、最具效率的措施,以及最精確的行動──我們大可將此簡稱為「窮人的儉樸美德」。哈夫納在本書第二章,便對此做出非常精彩的敘述,說明「國家自保本能」和「國家利益至上原則」,如何鞭策普魯士在十八世紀那個崇尚理性主義、啟蒙運動和開明專制的年代,逐步成為歐洲國家之典範,甚至成為全歐洲受迫害者的庇護所。那些來自歐洲各地的人才,又在工商業、科學和文化上帶來了進步。十八世紀初的時候,柏林市的人口甚至三分之一來自法國,而且他們一直留了下來,例如東德末代總理德・梅西爾就是昔日法國難民的後裔。

洛塔爾・德・梅西爾(Lothar de Maizière,1940~),東德末任總理。

一七〇一年一月十八日,布蘭登堡-普魯士的統治者做出一個「借殼上市」的動作,在不屬於神聖羅馬帝國的普魯士公國加冕為國王,其轄下宛如由一群變形蟲組成的國家從此更名為普魯士王國。此「借殼上市」之舉具有兩層意義。首先,布蘭登堡邊區形同將自己位於帝國內部的領土「轉移到境外」,從此更方便名正言順地跟帝國打對台。從另一方面來看:東向殖民者剛越過易北河的時候還是日耳曼人,但他們很快就在血源上融合成為一個半日耳曼、半斯拉夫的民族──古普魯士人卻是跟他們格格不入的「野人」,使用一種讓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都聽不懂的語言。換句話說,那些「新普魯士人」決定把「異族」的名稱使用為共同的國號!

這讓人再度回想起普魯士國歌的歌詞:「吾列祖列宗為自由而犧牲」可烘托出普魯士努力讓國家在帝國旁邊自由活動。就「無論天色昏暗或陽光普照」而言,軍國主義豈不像是太陽,同時映照出普魯士陰暗與光明的一面,逼迫普魯士既「侵略成性」又「充滿美德」?至於「普魯士」這個「借殼上市」的國號,不正是「願為普魯士人」之最佳體現?

由於普魯士王國並非民族國家,其疆域支離破碎,各地民情差異頗大,「願為普魯士人」便意味著認同一種特定的生活方式。若按照普魯士哲學家康德的講法,那叫做「只按照……能成為普遍規律的準則去行動」。特殊的歷史和地理條件,再加上軍事壓力、財政負擔和政治需求,促成普魯士的「國家利益至上原則」結合了「啟蒙運動精神」與統治者的「新教倫理」,創造出所謂「普魯士美德」,[5]大致為:誠實、自制、紀律、勤奮、服從、直率、公正(各得其所)、虔誠(但宗教寬容)、剛直(嚴於律己)、勇氣、守秩序、責任心、精確、正直、無私忘我、節儉、無畏(不自怨自艾)、忠誠、廉潔、謙遜、開明、實質重於表象、可靠。由於普魯士最後統一了德國,而且德國三分之二的地方直接歸普魯士所有,那些「普魯士美德」多半進而成為一般人印象中「德國人的美德」。

固然不可能人人具備這些美德,但普魯士國家理念可以此為標準來形塑國家的統治者和國民,讓他們共同替一位抽象的「普魯士國王」效力。上述美德又可總結成「鐵的紀律」、「強烈的責任心」與「高度的服從性」,而其成效有目共睹:普魯士在極短時間內,便從窮鄉僻壤躍居歐洲五強之一。地理因素雖使得普魯士成為「肉食動物」,必須不斷向外擴張和推動土地調整政策,否則國家疆域連形狀都沒有。但普魯士通常卻寧願只當「食腐動物」,在談判桌上和平繼承別處的土地,甚至表現得僅僅像是「刺蝟」一般。軍隊往往只是最後的手段,能不出兵就不出兵,因此普魯士在歷史上經常連續偃兵息鼓幾十年,不像英法俄老是在某地動武。但普魯士不打仗則已,一打起來就轟轟烈烈,於是給人一種「特別好戰」的感覺。其實除了腓特烈二世的西里西亞戰爭、一八一三年反拿破崙的「解放戰爭」,以及一八六四至一八七一年的三場戰爭,普魯士打過的仗並不多。

十九世紀的普魯士再也無法隨心所欲自由行動。它先是被拿破崙擊敗而淪為法國附庸,接著又融入梅特涅的歐洲體系,並且與奧地利和俄國結成「神聖同盟」,在一八四八革命之前成為對抗民主運動和民族運動的急先鋒。結果十八世紀那個理性十足,既進步又寬容的模範國度,變得既反動又充滿嚮往中世紀的浪漫主義作風,普魯士國王則始終未能走出開明專制的階段。等到梅特涅體系崩潰後,普魯士繼續跟著新的時代精神齊頭並進,可惜時代精神已變成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結果普魯士遭到德意志民族主義綁架而走上悲劇之路。

克萊門斯・梅特涅(Klemens Wenzel Lothar von Metternich,1773-1859),十九世紀奧地利外交大臣、首相,保守的維持歐洲各國均勢「梅特涅體系」締造者。

普魯士統一德國的行動,到頭來只意味著一種「最光榮的退場機制」──大多數普魯士人從此「願當德國人」,而且往往變成狂熱的德意志民族主義者。俾斯麥終於讓普魯士「吃飽了」,不必再進行擴張。普魯士卻逐步邁向死亡,被另外一個餓肚子的國家(德意志國)取而代之。普魯士軍隊已轉軌成為德國軍隊,只向德皇或「元首」個人宣誓效忠。在德皇威廉二世那個狂妄自大的時代,德國社會已全面軍國主義化,幾乎到了「只有穿軍裝的人,才算得上是人」的地步。而就在普魯士早已名存實亡之際,普魯士「黑白傳說」卻如雨後春筍一般不斷冒出,而且黑色逐漸壓過了白色;白色的傳說則往往淪為極右保守派的宣傳工具。等到希特勒上台的時候,普魯士已在半年前死於「普魯士政變」。希特勒卻濫用了普魯士人美德,將從前知所節制的「肉食動物」改造成紀律嚴明、責任心強、高度服從的「掠食動物」,製造出千古浩劫。

其實不光是普魯士,就連德國也因為希特勒而永遠留下了污名。可是把希特勒的帳全部都算到普魯士和德國頭上,則未免有欠公允。我們讀完《不含傳說的普魯士》以後,或許更可體會德・梅西爾以「法國胡格諾血統的普魯士人、具歐洲色彩的德國國民、世界公民與基督徒人道主義者」之身分說出的話:「把普魯士縮減成『軍國主義』與『反動作風』的做法,就和把最近四百年來的德國歷史縮減成十二年(納粹德國)的做法一樣不合理。」


[1] 普魯士一七四〇年時的面積為十一萬八千九百二十六平方公里。

[2] 例如前蘇聯的國防支出大約還「只」占總預算的百分之三十左右,譯者一九九一年(蘇聯末年)在莫斯科街頭所見的景象,卻只能用一個「慘」字來形容。

[3] 日耳曼人在西元四世紀展開「民族大遷移」,不斷向西歐和南歐推進,來自喀爾巴阡山區的西斯拉夫人漸漸乘虛而入,於是大約自九世紀起,易北河以東完全成為西斯拉夫民族的地盤。

[4] 例如「三十年戰爭」爆發之前,柏林市的居民有一萬四千人,戰後只剩下了七千五百人。

[5] 關於「普魯士的美德」,可參見英文版維基百科的「Prussian virtues」條目,或德文版維基百科的「Preußische Tugenden」(後者的說明比較詳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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