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他們是決定國家長相的「局外人」──大法官與聯邦最高法院的歷史

作者：劉珞亦

2016 年，共和黨徹底地封殺民主黨的一項提案。2017 年，為了同樣的事情，只是相反過來，民主黨封殺共和黨的提案，這被各評論家稱為「政治鬥爭」，幾乎引起全美關注。

這不是為了一項法案，而是一位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

《最後的正義：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歷史》的作者歐康納（Sandra Day O’Connor），就是一位最高法院的法官，且是美國史上第一位女性大法官。她在 1981 年被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Wilson Reagan，1911-2004）提名，是一位著名的保守派。歐康納曾以共和黨籍選上國會議員，並被譽為美國最有權力的女性之一，後在 2005 年退休。在 2000 年的布希控告高爾案件（Bush v. Gore），曾投下對布希有利的一票。（此事件可參考作者另文）

美國一共有九位大法官，在美國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每一次提名，都牽動著美國的政治格局及國家未來的發展。人民對於每一位大法官的名字、立場都非常熟悉，甚至還有人把大法官的頭像放在衣服上。

相形之下，我們可能連一位大法官的名字都叫不出來，為何美國如此重視大法官呢？

美國的大法官做什麼？

在美國，大法官可以決定國家的長相。例如在 2015 年的 Obergefell v. Hodges 案中，宣告了各州對於同性婚姻的禁令是違憲的，也間接揭示在美國同性婚姻合法的可能性。不僅如此，在 2000 年的 Bush v. Gore 案，更因為大法官的介入，直接暫停計票，直接宣告布希贏得總統選舉。

更久以的 Texas v. Johnson 案，認定燒美國國旗是合法的；Roe v. Wade 案宣告美國人民墮胎是合法的權利；Mapp v. Ohio 案告知美國人，非法取得的證據不是證據；Miranda v. Arizona 案更告訴大家，從被警察拘捕那一刻，「緘默權」就開始了。大法官對美國社會的影響，既深且遠。

這些例子都表明，大法官擁有改變國家的權力，大法官每做出一個判決，將會撼動整個國家的制度，直接並衝擊性的影響人民的權利。但不禁令人想問，為什麼九位大法官可以擁有這麼大的權力呢？

國家需要「局外人」

當孟德斯鳩（1689-1755）提出「三權分立」後，人們意識到，國家的權力需要分散，才會有平衡的可能性。然而將「行政」、「立法」分開理由很明顯，但司法呢？

作者歐康納，他如此說道：

起草者希望建立一個獨立的聯邦司法體系，因為他們明白，新建立的全國性行政機關不可以不受監察。我們的國會議員、以及總統均為民選代表，民選代表的身份應該為人民發聲、回應人民。正因為如此，起草者不會依賴行政機關保障非主流的小眾利益；他們反而設立聯邦法院，委以首要重任：抵禦行政機關逾越侵權，並且刻意將司法機關設計、視為是獨立於大眾意願制度之外的「局外人」。

可以說由「多數人」來決定事情，有時也會是一種危險，因此需要「局外人」制衡，就像是民主的保險一樣。

假設今天民意支持，將某些有錢人的財產全部充公，或是殺死我們討厭的人，即使法案通過，但這樣是公平的嗎？

這時九位大法官，作為局外人，可以扮演民意的煞車，使暴衝的輿論有喘息的機會。

一如在同性婚姻的憲法法庭言詞辯論中，湯德宗大法官問道：大法官會不會有「抗多數困境」？少數的大法官可以決定整個國家事物，甚至和國家民意對撞，這會不會是另一種危險？

很顯然它會是危險，畢竟由少數人決定多數人的事永遠有風險，但他同時也是一種是制衡，所以美國大法官地位如此的高。大法官經總統提名後，參議院要審核過半數同意才能擔任（2017 年參議院修改規則改成過半數），在這過程中必須通過社會的檢驗、媒體的批評以及國會議員的質詢，確保擔任這位置的人不具危險，因此這絕對是一項艱難的工作。

這樣的權力是誰給予的？憲法會比得過國家基礎不穩定的政治力嗎？美國的開國元老們難道都同意這樣會和他們對幹的機構存在嗎？

司法權力由來

這是非常有趣的故事。

在美國開國之初，司法體系其實並沒那麼有權力，這樣的權力建構來自於時任最高法院院長馬歇爾（John Marshall，1755-1835）。當時總統亞當斯（John Adams，1735-1826）輸掉選舉，轉由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1743-1826）執政。輸了誰都會心有不甘，因此亞當斯在卸任前，簽署一批行政命令，將自己信任的人，派到行政以及司法體系下，但是動作太慢，簽完還沒送達，就離開了。

傑佛遜上台之後發現，心想：「我才不要用你的人！」因此不管那些命令。有一位官員馬布瑞（Marbury）覺得不開心，亞當斯既然要給我職位，我當然要拿回來，要求最高法院請現任總統發布這些命令。

最高法院馬歇爾是和前任總統亞當斯同黨的戰友，但最有趣的是他和現任總統傑佛遜是表兄弟，私底下卻感情極差，互相厭惡。而在這個案子中，傑佛遜放話：「我是總統，憲法當然是由我來解釋，你馬歇爾要怎麼判關我屁事？有種來來找我執行！」

於是馬歇爾陷入一種兩難，倘若判傑佛遜贏，我不就等於認輸？要是判他輸，他不理我，以後還會有人理我最高法院嗎？

此時身為最高法院院長的馬歇爾做了一個決定，他判定馬布瑞當然有理由抗議新總統不發行政命令，因為這個命令已經簽訂了，因此當然要發布。但是！馬布瑞所依據的「法律」是違憲的！

馬布瑞所依的「法律」規定可以直接向最高法院提起訴訟，但這和美國「憲法」第三條明確規定最高法院是終審法院，也就是說必須向下級法院申訴，才能上訴到最高法院有違，因此抵觸「憲法」的「法律」應屬無效，因為解釋憲法是最高法院的工作。

馬歇爾的判決完全是創造一種「雙贏」，一方面他說馬布瑞雖然有理，但另一方面是依據的「法律」違反憲法，因此判決馬布瑞敗訴，和總統避免正面衝突。傑佛遜很高興，因為他們不需要發布這些命令，馬布瑞也並非無理，只是依據的法律無理，在這樣大家都可以接受，且又得到「政治力」默許的狀態下，他確認了「解釋憲法」這項最高法院的權力，也是史上第一次最高法院宣判國會法律無效，從此奠定了最高法院的職權，這就是著名的 Marbury v. Madison 案，在判決當中有一段話，成為最高法院永恆的標誌：

本院認可的法律，才是法律。

大法官是神龕嗎？

即便大法官擁有如此大的權力，我們也理解，他終究不是神。歐康納本書雖然敘述了美國大法官壯麗的歷史，但同時也揭開了那樣神秘的面紗，讓我們豁然瞭解大法官也是擁有令人莞爾之處。

如同「巡迴法院」之稱，當初在交通尚未發達時，大法官必須乘坐馬車巡迴審案，但經常體力不支，因此辭職。大法官在辯論完之後的中午會一起聚餐，但潛規則是不可以談論剛剛的工作，因為這畢竟是難得的放鬆機會。有趣的是，每一位大法官必須坐在自己承繼的上一位大法官的座位，因為這樣才可以感受前任大法官的「用餐」視野。

作者還指出，過去的大法官經常和行政職重疊，就曾有大法官在任時還競選過總統。在最高法院的辯論庭中，有一些大法官會認真聽取辯論內容，並且心證也會因此而受影響，但也有大法官表示辯論對他來說一點意義都沒有，因為他不會因為辯論而撼動自己原先的立場。

而如同一開始所述，每一位大法官之所以會被總統挑中，必然是他和該任總統的意識形態有相似之處，因此大法官在議題上也會展露出自我「政治哲學」的意識形態，對於某些政黨所擁護的意識形態的支持，一覽無遺。

在書中歐康納將許多大法官的生命故事書寫進去，並且將他們的情緒、個性等，不論好的壞的都放進去，讓人民對於大法官這樣崇高的符號，有了更清楚也更真實的認識。

想想我們

反觀臺灣，大部分的民眾其實都不認識大法官，也不了解相關的法律制度。這不完全是民眾的問題，重點是我們總是如此不經意地去建構與大眾隔絕的法律高牆；另一方面，也因為我們的釋憲制度不審「個案」，是單純宣告「法條」本身是否違憲，尤其相較於美國在個案中的直接論述，比較容易在新聞媒體上，缺少血肉的故事作為呈現，較難得到社會關注，更遑論審視各大法官的立場。

同時，我們缺乏如《最後的正義：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歷史》這樣的書籍，簡單、平白，沒有任何壓力，沒有喘不過氣的法律名詞，只有溫柔地揭開大法官的神秘面紗，介紹那些大法官平常我們看不到地方，卻也是最和我們接近之處。這樣的書寫方式，將他們從神壇上拉下來，讓人民更願意接近法律。或許，這樣我們才有可能趨近，一個互信的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