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明清帝國的新視角：海洋、白銀、物與環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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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流通

用「物」來寫歷史，是《海與帝國》的另外一大特色。上田信這樣的物質文化的書寫特色，也反映在明清史的研究新趨勢上。近來的明清史有些新的研究課題，像是：「物質與消費」、「身體、醫療與社會」、「城市、空間與日常生活」、「感官與飲食文化」、「文化相遇」、「閱讀與出版」、「旅遊與書寫」、「雅俗與士庶文化」、「視覺與圖像」、及「記憶與歷史」，這些課題除了以往的文化史取向外，許多研究是採取物質文化的視野。

李孝悌在他所編的《中國的城市生活》的前言曾提到：「物質文化的研究，是一個已經被提上議程，卻有待進一步研究的課題。在這一方面，對中古時期的椅子、茶，以及明清時期的流行服飾、轎子等細微之物的研究，令人耳目一新。這其中關於服飾與交通工具的研究，其實和海峽兩岸學者對十六世紀初葉之後，商品經濟的勃興所造城的社會風氣及物質生活的改變所作的大量研究，有極密切的關係」。舉凡逸樂、宗教與士人生活、士庶文化、城市生活、商人的文化、微觀歷史、傳統與現代都是當前明清史學者關注焦點，例如有巫仁恕的服飾、交通研究，邱仲麟的冰、水、煤炭及花卉研究、賴惠敏的毛皮與洋貨研究。在參考上述成果的同時，李孝悌的提醒也相當中肯，他認為，像轎子、椅子、服飾及遊具等玩物或小道，該進一步思考如何讓這些瑣碎之物與大的歷史及社會脈絡產生關連。

《海與帝國》中有好幾個小節就是直接以物當作標題，像是：「蘇木環繞的海洋世界」、「以鹽建立的帝國」、「毛皮與帝國」及「鴉片與軍艦」。這些一個個看起來頗不起眼的物品，在上田信獨特的敘事筆法下，既微觀又宏觀。

其中我最喜歡的部分就是蘇木與毛皮，這或許也與我本身是研究清代的東北人蔘有關，對於這些談貿易打造的世界史特別敏感。上田信提到自永樂到宣德的十五世紀前半的海洋世界交易狀況時，他舉的就是琉球國尚氏中山王的例子。透過《歷代寶案》的史料，我們會看到一四一九年時，受命出訪的使者搭乘三艘外洋船，攜帶禮物，抵達暹羅國（阿瑜陀耶）後呈上禮物。根據出訪回國後的報告，對方的官府稱禮物太少，要官員購買瓷器，而且還搬出禁制條例，表示不許在當地任意購買蘇木。在往後的幾年，每年都會有琉球船派到阿瑜陀耶進貢。這批《歷代寶案》中收錄六年後的阿瑜陀耶給琉球國王回禮的書信，從中就可以看到贈禮清單中有三千斤的蘇木。

過往少有史家這樣寫這段歷史，尤其將焦點集中在蘇木上。上田信卻提醒我們，在解讀這些史料的同時，也能看出十五世紀前半期的海上世界。除了要瞭解最初製作這些文件的琉球王國外，也要特別留意在東南及南海上的蘇木交易。

然而，蘇木究竟有何重要，上田信書中也有交代。蘇木是指豆科雲實屬的植物「蘇芳」的心材。屬熱帶亞洲的常綠小喬木，高五到十公尺。加熱熬煮就能成為紅色染料，也可當作中藥藥劑。蘇木在中國很受歡迎，當時除了琉球、阿瑜陀耶外，滿刺加及日本都會帶蘇木到中國。一來航行過程不佔空間，處理容易，量少也可交易，重點是很值錢，因此成為東海與南海航行者常攜帶的交易商品。

蘇木在中國很受歡迎，當時除了琉球、阿瑜陀耶外，滿刺加及日本都會帶蘇木到中國。一來航行過程不佔空間，處理容易，二來量少也可交易，重點是很值錢，因此成為東海與南海航行者常攜帶的交易商品。

「毛皮與海的帝國」這一段也相當精采。上田信從晚明的《萬曆野獲編》談起，提到晚明每年在宮廷需要分發給大臣的貂皮有一萬張，狐狸毛皮約六萬張。這些皮是從哪來的？又怎麼取得的？

從這則筆記資料，他將複雜的中國東北的毛皮貿易網抽絲剝繭地展示給讀者。當時皇帝賜給大臣的毛皮中，最珍貴的就是黑貂皮，而將這項商品帶入中國和朝鮮的就是女真人。作者還提到，十六世紀，透過海洋有大量白銀流入中國都市，造就了一批富人階級，對於黑貂皮的需要也越來越高。這種需求與其說是禦寒，倒不如說是成為北京有錢階級的身份地位象徵。上田信說這些故事當然不是只是談時尚、消費文化而已，他要談的反而是點出這樣的皮毛貿易需求對於建州女真勢力崛起的影響。因為掌握這些交易的政治集團，就是活動區域離中國最近的女真。

不只是中國，這種毛皮與帝國的故事還延伸到俄國政府。滿州人在統治中國後，毛皮需求大增，俄國政府為與中國交易，從一六七〇年後，持續派使節團到北京交涉，從西伯利亞運到北京的黑貂皮一年高達一萬多張。事實上，當時的這種毛皮貿易已經是全球史的故事中的一環了。俄羅斯帝國此時轉向中國銷售毛皮，背後反映的是北美洲也開始出產毛皮，使得俄國市場萎縮，不得不轉往其他國家。

有關這部份，《維梅爾的帽子》有較清楚的交代。早從十七世紀開始，美國人、法國人與原住民彼此就為了皮毛一事，交戰不休。卜正民的這本全球史名著就有許多篇幅提到海狸皮的重要性。十七世紀初期，法國的尚普蘭是入侵北美大陸的第一波歐洲人之一，他隨著法國考察隊首次由聖羅倫斯河往上進入五大湖區，目的之一是找尋海狸。在找尋皮貨的過程中，法國人常要和原住民部落結盟，白人就是透過與這種方式，對抗與白人互動較不密切且有敵意的部落。法國人的火繩槍是影響勝敗的重要關鍵，打破了原住民部落之間原本就已岌岌可危的關係。

然而，不只東北的毛皮與帝國的發展息息相關，其實人蔘也是。這部份上田信就完全沒有著墨，僅在第一章提到當從商業時代到產業時代時，產業化的方式之一，就是以國產化的方式製作寶物，或寶物的替代品，人蔘就是一例。他舉的例子是德川吉宗時代的日本，獎勵種植竹節人蔘來取代過去的朝鮮人蔘。

當時整個東亞的人蔘都有相當頻繁的流通，不僅是人蔘藥材，還包括有與人蔘知識有關的各種專書。我在《人參帝國》（浙江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五年）一書中提到，十八世紀中葉以來的東亞，出版過許多人蔘專書，當時的朝鮮、日本及中國，約有四十幾部這方面的書籍，可見這些東亞國家的醫藥知識與博物學的交流相當密切。唯有透過這些書籍的出版文化與醫學知識互動的研究，才可以讓我們了解當時東亞間的藥物知識與博物學交流的實際面貌。明清時期，東亞的中日朝鮮地區，經由人蔘消費的流通，彼此無論在消費知識與醫療知識上，都有頻繁的交流。

在中日朝三地中，以日本的人蔘專書數量最多，這不僅反映日本在十八世紀中葉以來的本草學發展，更代表這個時期東亞之間的本草學知識間的交流盛況。例如日本幕府時代，德川吉宗為了避免白銀外流的情形惡化及緩和漢譯洋書輸入的禁令，曾引進各國農作的博物誌，推動產物國產化運動。其中，一七二一年（享保六年），江戶從對馬藩，從朝鮮祕密引進三株原生種人蔘，並在小石川藥園種植，可惜移植失敗。一七二七年，又透過長崎的中國商人，引進中國人蔘三株及種子，經過多方嘗試，這種被稱為「御種人蔘」的人蔘，開始在幕府的直轄地及全國各地配種栽培，並進行獎勵措施，最後成功培植出國產人蔘，一度還於一七八一至一七八九年間，反向朝中國輸出日本人蔘。

當然產業化的不只是人蔘、生絲，另外還有以出口商品的方式進行，像是日本出口到中國的海產，以及英國走私到中國的鴉片。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看第八章「產業時代」所提到，裝在草袋中的海產「俵物」的出現。當時在中國盛世的榮景下，對於乾燥海產出現了強烈需求，在一七一五年的「正德新制」下，鮑魚乾、海參、魚翅大量流入中國，成為宴會料理不可或缺的食材。

環境與地理

上田信過往在中國做了相當多的田野調查，研究地域社會與環境史，因此本書在寫作上除了上述三個特點外，還特別強調環境與地理的因素。

在提到明朝初期有許多因政策而起的移民傳說，除了山西洪洞大槐樹移民傳說外，貴州、雲南也有。上田信舉了明初朱元璋攻打雲南的地緣關係的例子，說明這件事是打造完整帝國的一大工程，以往很少有人以環境的角度來看雲南的重要性。雲南在歐亞大陸上有著非常重要且特別的位置，雲南南部與東南亞之間構成文化圈，西部則是自古就藉由「西南絲路」這條交易要道與南亞連結，與西藏高原之間則有著名的茶馬古道交易路線。此外，雲南是好幾個文化圈交集的地區，有人以「東歐亞的臍帶」來比喻。上田信在談明朝在此建立的政權統治體系時，還提到由於雲南有高山、溪谷，構成了複雜的地形，是由多個民族分居共存，因此在統治時並不容易。

例如在第五章寫到新安商人的人脈網絡時，上田信舉了一位十六世紀的富商黃崇德的例子。這人的生長背景在黃山南側的山麓的徽州盆地，由於四面環山，多次免於戰火波及，很多人都移居到這開發。此外，徽州因以水路和杭州相連，負責提供首都的建築所需木材等山區物資。由於擁有這樣的地理與經濟文化背景，十六世紀的這塊盆地出現許多前往中國各地或海外的商人，彼此建立起綿密的商業互動網。

上田信不僅在論述國家權力的擴展或海外移民，處處都提到了環境的特色與限制所帶來的各種影響與人文景觀形塑，本書還繪製了許多詳細的地圖，讓讀者更容易有地理概念與空間感。這或許與上田信的訓練與田野調查特色有關，雖然這特色其他冊也有，但並未如本書繪製的地圖這麼多且如此精細。例如圓仁的旅遊路線圖、倭寇猖獗的地區圖、鹽城周邊地圖、南海貿易據點、東南亞的日本人街、利瑪竇的旅程、江戶時代對中國交易的四條路線、美洲大陸原產作物傳播世界圖、十八世紀互市體系下的中國沿海都市、江西商人交易分布圖……等等，讓人印象深刻。

《海與帝國》的延伸閱讀

《海與帝國》出版後十年，儘管這種透過海洋看明清中國的研究已經越來越多，本書還是這些專著中最深入淺出，既有觀點又有故事的好書。本書的其中一個優點就是書末列有參考文獻，若讀者要進一步參考當代研究，可以參考哪些延伸閱讀的書單。

然而，畢竟已出版超過十年，讀者若還意猶未盡的話，倒是有幾本進階的書可參考。日本近來的這方面研究已經形成「東亞海域史」研究群，其中最顯著的研究成果，就是東京大學小島毅教授主持的日本文部科學省大型計畫：「東亞的海域交流與日本傳統文化的形成」，一般俗稱為「寧波計畫」。在這個計畫下成立了東亞海域史研究會，成員以歷史學、文學與哲學為主，二〇〇七年舉辦了第一次研討會，計畫期間出版好幾套叢書，展現出研究成果，像是「東アジア海域」叢書及「東アジア海域に漕ぎだす」叢書。

據東大教授羽田正的說法，這些叢書的書寫有幾項特點，一是海域概念的引進與開闢新的世界史方向，二是時間序列史的相對化與歷史的模式化，三是團隊合作的研究，所有的議題及書寫都是共同討論出來的，而非以往的會議論文式地各寫各的。簡單來說，就是較以往更為強調，全球史的取向是近來的新趨勢。

在這些研究中，若想要很快地掌握東亞海域史方面的研究趨勢，首先我的建議還是從研究入門著手。桃木至朗編的《亞洲海洋史研究入門》（《海域アジア史研究入門》，岩波書店，二〇〇八年）是其中首選。這本書的作者不限於中國史或日中交流史領域，其中我最喜歡的是中島樂章，他最早的研究課題是明清徽州商人，之後參與「東アジア海域叢書」的計畫，撰有《寧波と博多》。　這之間又曾與藤田明良、鹿毛敏夫、岡美穗子、山崎岳合作參與了「東アジア海域交流與日本傳統文化的形成」。之後中島樂章在二〇一三年又編有《南蛮·紅毛·唐人—一六・一七世紀の東アジア海域》，結合了日本史與東洋史學者共同探討亞洲海洋史，這在過往較為少見。《海與帝國》中所提到的幾個重要觀點，本書都有進一步的深入探討，相當值得一看。

此外羽田正編的《從海洋看歷史》（廣場，二〇一七年）也是一本重要的入門書。這書算是「東アジア海域に漕ぎだす」叢書的首卷，將這套書的東亞海域歷史發展特色做基礎的介紹。監修的小島毅對這套書的描寫是：「本系列叢書是以這一千年的時間跨度，觀察到東亞區域內即使幾乎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但是經過多采多姿和豐富多元的交流活動，並且對於催生日本本國的『傳統文化』具有關鍵性的角色。」

前後呼應的「花蓮媽祖」

儘管《從海洋看歷史》選出了三個「百年間」，具體描繪各自的時代特徵與多樣性，和以往的歷史敘述相當不一樣，算是此書最具特色的一點，不過就整體而言，《海與帝國》以中國為主體，從海洋的角度看整個明清帝國，對一般讀者而言，更能看出這跟以往教科書所學的中國史有何不同。因此，儘管已經距今十多年，《海與帝國》還是目前坊間最完整也最好的一本明清通史讀本。在如今出版市場上全球史當道且不斷強調全球視野的主流趨勢下，這書的出版更加凸顯了從海洋看歷史的重要性。

為了行文方便，這篇導讀將《海與帝國》的四種書寫特色：海洋、白銀、物及環境分別論述，但這不代表作者在寫作時是分開思考問題，相反的，本書處處可見這四種特色的影子。直到結論〈媽祖與明清歷史〉時，作者再度展現敘事的功力，將這四部分整合在一起，又回到了前言中所提到、在昆明機場遇到花蓮媽祖進香團的故事以及他的疑問，並用以下這段話總結本書：「如果花蓮的神像中確實附著著媽祖的靈魂，在跟著鄭和橫跨歐亞海域，於南海及印度洋看過無數港灣的她，對於眼前麗江的風景又有什麼感想呢？聽完隨行信眾的說明後，當我再次凝視著端坐在機場長椅上的媽祖容顏時，明清五百年的歷史瞬間化為一道閃光竄過腦海──那正是媽祖遍歷歐亞大陸及海洋的旅程。」

看到這裡，我們終於明白一開始作者所鋪的哽，的確，媽祖的故事就是明清帝國與海洋的五百年故事。當讀完這整本《海與帝國》，相信你的世界觀一定會有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