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明清帝國的新視角：海洋、白銀、物與環境（上）

過去幾年，若要我推薦一本給一般讀者看的明清史著作，我一定會說卜正民的《維梅爾的帽子》[1]，但現在，隨著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上田信的《海與帝國：明清時代》，我終於有了新的推薦名單。

要理解《海與帝國》的特色，我們首先要認識日本講談社「中國的歷史」（中国の歴史）這套叢書的製作動機。這套書出版於二〇〇四年至二〇〇五年，是為了慶祝講談社創立一百週年而製作，至今已相隔十二年。

其實，類似的叢書，講談社此前已經出版過數次，在一九七七年刊行的「新書東洋史」系列中，臺灣曾經翻譯其中與中國史有關的四冊，合而為一冊《中國通史》，由稻鄉出版社於一九九〇年出版，常被臺灣歷史系所當作中國通史指定教材，使用率相當高。這其實反映了臺灣的中國史閱讀，與最新的研究成果之間有不小的落差。另外一方面，從一九七七年到二〇〇四年，講談社的這兩套中國史，亦有不少變化的軌跡可循，例如，早期是將中國史作為東洋史的一部分而編入「新書東洋史」之中，直到二〇〇四年這套「中國的歷史」，中國史才獨立出來，自成一個系列。

本書作者上田信是日本明清史學界青壯派學者的其中一位代表人物，對於臺灣讀者來說，他的名字可能不如明清社會史或文化史的岸本美緒、大木康、松浦章等人來得眼熟，就連日本早期的海域史著作，也不見上田信的名字。[2]但《海與帝國》出版之後，終於讓大家見識到這位史家的地域史與海域史結合研究的功力。

要認識上田信，得從其他方面來看，其實地域史、宗族史及環境史才是他的拿手本領，尤其是環境史。從中國改革開放起，上田信算是第一批赴中國交換讀書、研究、田野調查的學者，相對於老一輩只靠文獻認識中國史的學者而言，他對於許多地方社會的歷史有更多書本以外的田野考察經驗。

一九五七年出生於京都的他，畢業於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科碩士，目前是立教大學文學部教授。早期從地域社會的角度研究明清的無賴，在南京大學留學階段（一九八三～一九八五），以田野調查的方式關注江南農村歷史，因而注意到環境的變化與歷史的關係，近年來則專注在研究生態環境史及亞洲海域史。從著作的主題，也可以看到上田信的研究轉向，如何從社會史轉至環境史、海域史。[3]

《海與帝國》的史觀與書寫特色

「中国の歴史」系列共十二冊，有大致統一的體例，但每本還是有各自的書寫特色。就我來看，《海與帝國》無論在份量及書寫架構、格式是所有著作中最特別的。《海與帝國》原書超過五百頁，是所有叢書中最厚的一本，其餘大約都在四百多頁左右。本書和以往的明清通史著作不同，上田信很清楚地在第一章交代了他的視角，以及他替中華文明的發展模式所建立的史觀，在閱讀這本書之前，我們必須先理解作者論述明清歷史的這幾個核心觀點。

從「交易」的類型來分析歷史，是這是本書的視角。作者認為，只有人類可以從完全不同的地區帶入物資消費，這種跨越穩定的生態環境進行交換物資的行為，在本書中稱之為「交易」。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有不一樣的交易類型，有掠奪、互酬、納貢、集中再分配、以及市場。這本書探討的這五百年間的歷史，就是一種歐亞地區納貢、集中再分配機制的興起與瓦解的過程，這之間穿插著掠奪的橫行，此外，歐亞地區萌發的市場制度，中國亦有參與。

其次，他提出了「合散離集」的史觀。

本書和其他冊不同，作者提出了他對中華文明的發展模式的看法。上田信首次提出這看法是在一九九九年的《森林和綠色的中國史》[4]書中，借用日本成語「離合集散」，予以拆解重組，用這名稱來解讀中國史特色，這幾個字代表中國歷史的幾個階段循環。首先是交易機制穩定的階段「合」，接著開始動搖，整個體系出現明顯裂痕就是「散」，當產生許多新的可能，各個體系領導反目成仇、展開抗爭，就來到「離」，到最後一個方案整合其他剩下體系就稱為「集」。

作者認為在元以前，中國可分三個週期，每個週期都有「合散離集」，可在東亞的框架下討論，但到了第三週期循環還沒結束前，蒙古帝國建立起橫跨歐亞大陸的交易新機制，納入中國為其中一部份，此後，要理解中國史，就要在新的框架下來理解，因此作者創造了一個新的空間──「東歐亞」，要以此來釐清元明清的歷史。

不僅提出獨特的視角與史觀，上田信在講明清歷史時，是放在他所創「東歐亞」的空間架構裡，這作法和杉山正明有些類似，是放在世界史的脈絡下來看遼、西夏、金、元的歷史。所謂東歐亞的空間，以海域來看，指的是日本海、渤海、黃海、東海、南海，以及與這些海洋相連接的陸地或島嶼組成的空間。若從我們一般常用的世界地理角度來看，這部分包括了東北亞、西藏與蒙古高原在內的中亞、東南亞以及印度一部份。

在這樣的觀念下所書寫的明清歷史，果然各章的重點和以往通史著作截然不同；過往以皇帝、宮廷及事件為主的政治史架構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以「交易體系」為內容的世紀變化（見目錄）。除了「交易體系」的核心觀點外，本書另外有四個特色環繞著明清帝國：海洋、白銀、物與環境，這在其他明清通史著作中是較為少見的。

海洋的視角

在前言中，上田信以一段「花蓮媽祖在昆明」的趣味經驗，將讀者的視野帶到海洋的課題，這章的標題叫「大海環抱的兩個帝國」。上田信在一個近年來田野調查的重地──雲南昆明機場，遇到臺灣媽祖進香團，為何這群觀光客會帶著媽祖來麗江旅行？媽祖是誰？為何臺灣東部會有這樣的媽祖廟？而麗江為何會成為知名景點？要將這些故事聯繫起來，作者告訴我們，得從歷史上來解開謎題。

要談這樣故事，以往都從明末的政治史談起，但書中卻從元朝為開端。作者引用杉山正明的說法，元朝就是透過「集中、再分配」的交易機制，將勢力拓展到歐亞全區的帝國，這個時期發展出來的機制是白銀的大循環。但到了蒙古帝國瓦解時，歐亞大陸東部失去核心體系，轉到與次體系並存的狀況。到了明代時，雖然承繼的不是唐宋的模式，但也無意願及能力取代元朝創立，此時十四至十五世紀的中國退到一個次體系的位置。

這種檢視方法，我們不僅在過往通史著作未曾聽過，也沒在《維梅爾的帽子》裡看到。上田信擅長將明清帝國內部的變化放在蒙古帝國建立起來的白銀交易體系脈絡來檢視。因此，十六世紀貴金屬的精鍊技術提昇後，來自日本與美洲大陸的白銀大量流入中國市場，一度退到次體系位置的現象開始重生，此後，商業時代開始出現，建構出一幅新的核心體系。

簡單來說，作者一再強調，明朝是十三世紀在歐亞地區產生的白銀體系瓦解之後，於東歐亞產生的帝國。環繞著這樣的體系轉換，《海與帝國》每章都提到了海洋。看這本書，你不能從以往教科書灌輸給你的內陸帝國腦袋去看明清；從海洋來看帝國，我們會看到另外一種景象。不僅如此，我們還能看到日本學者才有的獨特解讀觀點。

十四世紀有：前期倭寇、海禁政策、朝貢政策，以及朱元璋皇太子意外死亡所引起的帝國再次面對海洋。到十五世紀，我們看到從馬和到鄭和的故事，馬和的父親很可能在幼年時和父親到過麥加去朝聖；明初華南的廣州與泉州引進了許多來自印度的去勢奴隸，稱做「火者」，通常被富豪家當作佣人看待。

在十六世紀，我們會見到以往兩岸的中國史學者較少提到的「寧波之亂」。故事是說當時有位浙江商人宋素卿，被當成未交貨商品的抵押帶到日本，之後受到大名細川氏的賞識，負責堪合貿易中與中國交涉的窗口。一五一四年，他以日方談判代表的身份來到寧波，當時日本另有一位大名大內與細川競爭，兩人常互爭代表權。一五二三年，細川派遣遣明船，由宋素卿擔任副使，帶著已失效弘治堪合符，進行實際交易。由於細川沒有正式證件，宋素卿因而賄賂市舶司大監，不僅完成貿易商品審查，還阻擋大內人馬進入市舶司。此舉引此握有正牌堪合證的大內反彈，展開對細川人馬的追殺，燒毀對方船隻及招待所，最後宋走海路逃脫，這事件稱為「寧波事件」。

從這條故事，上田信帶出「日本銀」的問題，並做出一個關鍵的結論：「就在寧波之亂後續處理的同時，日本出現了即將席捲整個東歐亞地區的變化。」在〈第六章　社會秩序的變化〉中，提到十六世紀後半出現有別於朝貢機制的交易方式──「互市體系」。這體系起於「嘉靖大倭寇」王直死後，倭寇逐漸平息，明朝開始對海禁採取和緩政策。終於在一五六七年，默認「東西洋」的對外貿易，範圍從華南到越南、滿刺加方向的西洋航線，以及從中國經由台灣、菲律賓往汶萊方向的東洋航線。此後，我們看到的故事是隨著海禁到互市的開展，原本被舟山群島雙嶼港搶走光彩的福建漳州月港，再度躍上歷史舞台，這現象一直持續到十七世紀。

同樣的故事，我們在《維梅爾的帽子》也看得到。卜正民在〈秤量白銀〉這章提到，一夜之間，海盜成為商人，違禁品變成出口貨，地下交易變成了將馬尼拉等東南亞港口和泉州、漳州連成一氣的商業網絡。大批貨物從月港出口，白銀從月港流入，把中國和世界連成一塊。此後，我們看到的是大家所熟悉的跨越大平洋的西班牙勢力與美洲白銀的故事。

白銀與銅錢的雙重架構

從〈第一章 事件的時空〉開始，上田信就點出，從歐亞大陸東部這個框架下來看，白銀流通體系在蒙古帝國時期是核心體系，其周邊使用銅錢的經濟圈則形成次體系。白銀與銅錢在空間上的雙重架構，成為自一三五一年以來，長達五百年的交易體系。所以我們會在前面幾章看到他從日本銀的出現、稅糧與徭役的納糧化，一直談到第九章，聊銀兩與廣域流通。到了十八世紀，日本的白銀依舊透過其他管道流入中國。但到了十八世紀中葉，來自日本的白銀停止流入，取而代之來到廣州的英國等歐美船隻。隨著鴉片的大量流入中國，一八二〇年代後期，中國轉為赤字貿易，大量白銀陸續從中國流出。

上田信還補充了過往講解中國史教科書都沒提到的問題：這些白銀到底去了哪裡？他的回答是，由於十八世紀繁榮的麻六甲港口變得沒落，曼谷、西貢等新的交易中心崛起，根據推測，從中國流出的白銀多半是進入了新加坡。英國商人用這些白銀購買東南亞各地的物產，或是招攬來自中國的勞工。

對於這種世界史的動向與明清的關係，白銀的故事相當重要。我們或許可以模仿《國家為什麼失敗》[1]的作者批評《槍炮、病菌與鋼鐵》[2]作者戴蒙（Jared Diamond）所說的「笨蛋！問題在制度！」（頁十四），說出「笨蛋，關鍵在白銀」這句話。的確，此後的明清歷史與白銀有密切關聯。雖然上田信談了這麼多的白銀故事，但直到十九世紀這部分，他才描繪出這幅全球史的圖像。他認為從十九世紀中葉之後，中國裔民眾的活動開始跨出東歐亞的框架，開始往美洲大陸、澳洲、非洲等地拓展，他將從那時到現在稱之為「全球舞台」。

事實上，已經有許多學者從全球視角解析十七世紀以來的貿易流通。若要說起這種觀念轉變的源頭，一定要提到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那本於二〇〇〇年得到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獎的重要著作《大分流》[3]，這本書跳脫以往的歐洲中心論，不再以西方的擴張為分析的視角。他主張一八〇〇年之前，中國與歐洲基本上在經濟發展的方向是大致相同的，此後，才有了分流。最主要的關鍵，不在於以往的技術的創新論點上，而是一種偶然性的因素，也就是所謂地理上的好運帶來的能源革命，以及海外人力資源的特權。這種論點，著實影響卜正民寫《縱樂的困惑》[4]、《維梅爾的帽子》，甚至近來的《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5]。

主導這場歷史變遷的，就是在明朝中葉以後成為民間主要流通貨幣的白銀。沒有白銀，十六世紀後期及十七世紀初期，就不可能出現中國商品的全球出口現象。有關這點，我們不妨找出包樂史的名著《看得見的城市：全球史視野下的廣州、長崎與巴達維亞》[6]，不僅引領我們看到這些白銀流通帶領的影響，更將三座城市的歷史與當時的跨國公司荷蘭東印度公司聯繫在一起。

中國與歐洲的需求，創造出白銀的大量流通，從而促使日本和南美成為兩大供應來源。十七世紀的全球經濟，基本上是圍繞著這個供需結構而形成。到了明中後期，白銀已經是通行全國，位居貨幣流通的主導地位。當明代的白銀儲存量與銀礦開採量不足、難以應付民間日益擴大的白銀需求時，海外的資源自然成為探尋的焦點。此時，舊的對外貿易模式（朝貢貿易）已不能滿足國內需要，私人海外貿易蓬勃發展，直接刺激了日本銀礦的開採。在此同時，葡萄牙人於一五四〇年代到達日本，他們發現中日間的絲銀貿易可以獲得巨大利潤，遂開始積極扮演中介的角色，並將貿易範圍擴大歐洲。

西班牙人到亞洲後，也發現了這項商機。一五七〇年代起，西班牙大量開採他們在南美洲波多西（Potosi）的銀礦，再經由墨西哥的阿加普科（Acapulco）轉運至他們在菲律賓馬尼拉的基地，以購買中國出口到此地的商品。其中，絲綢與瓷器是輸出至歐洲的主要商品。有些白銀是經由葡萄牙人之手，經由澳門流入中國。因而，白銀的故事將我們對於明清歷史的認識，擴大到全球史的脈絡下來觀看，唯有如此，才能看到海洋與明清帝國的關係。

下篇由此去：閱讀明清帝國的新視角：海洋、白銀、物與環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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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ron Acemoglu, James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2013，Crown Business。中文版由衛城出版，二〇一三年。

[2] Jared Diamond，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W. W. Norton & Company。中文版由時報出版，二〇一五年，20週年典藏紀念版。

[3]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中文版由巨流圖書有限公司出版，二〇〇四年。

[4]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1999，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中文版由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二〇〇四年。

[5] Mr. Selden’s Map of China: The Spice Trade, a Lost Chart and the South China Sea，Profile Books Ltd，2015。中文版由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二〇一五年。

[6] Visible Cities: Canton, Nagasaki, and Batavia and the Coming of the American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中文版由蔚藍文化出版，二〇一五年。

[1] Timothy Brook，Vermeer’s Hat: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Dawn of the Global World，Bloomsbury Press; Reprint edition，2009。中文版由遠流文化出版。

[2]像是二〇〇八年桃木至朗編的《亞洲海洋史研究入門》是東亞海域史研究的重要入門書。其中共收錄有二十五位重要海洋史研究學者的文章。主題從海上帝國的中國、蒙古帝國與海洋亞洲、明朝的國際體系與海域世界、倭寇論，一直到東南亞的港市國家的形成、海陸的互市貿易與國家及海產物交易等主題。然而，這些海域史課題中卻不太容易看到上田信的名字，可見他以往並非這方面的專攻。

[3]曾著有：《傳統中國：從盆地、宗族考察明清社會》（1995）、《森林和綠色的中國史》（1999）、《亞歐大陸東部的生態環境史》（2006）、《風水的環境學》（2007）、《鼠疫與村落》（2009）、《大河失調》（2009）、《中國海域蜃氣樓王國的興亡》（2013）。最新的一本書是《貨幣的條件》（2016），已經將環境史、經濟史及海域史結合在一起。從這份作者的書單可以看出上田信的研究取向，不僅是特別強調環境史，還強調海域、交易與跨區域。而這樣的研究取向也反映在他這本二〇〇五年的作品《海與帝國》。

[4]上田信，《森と緑の中国史》，岩波書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