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從事生產卻感覺被國家背叛,筋疲力竭的以色列中產階級為何憤怒?

作者:亞瑞・沙維特(Ari Shavit) ▎譯者:葉品岑

一九九〇年代和二〇〇〇年代,在以色列政治一塌糊塗、和平希望破滅、伊斯蘭核威脅興起的同時,以色列經濟突飛猛進。以色列因擁有史特勞斯、里赫特的公司,以及其他上千家企業,因而在二十一世紀成為西方最靈活的經濟體之一。

為瞭解現況的前因後果,我登門拜訪史坦利・費希爾(Stanley Fischer)。六十九歲的經濟學家出生在羅德西亞,長大後到倫敦求學,然後在美國打響專業知名度。他自一九九四至二〇〇一年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第一副總裁,自二〇〇二至〇五年初擔任花旗集團副主席。他當了八年(二〇〇五至一三年)以色列銀行行長,扮演以色列經濟的祭司長。他在荷茲利亞的家中接待我,腳踩鹿皮鞋,下身是棕色百慕達短褲,上身是 Lacoste 綠色襯衫。

描述當代以色列的經濟情況時,費希爾傾向搬出真憑實據,而不是天花亂墜地吹噓。大紅扶手椅使他顯得相對嬌小,他用盎格魯薩克遜希伯來語慢條斯理地說出相關數字。二〇〇四至〇八年,以色列的平均年均增長率為百分之五點二。當全球經濟在二〇一〇至一一年陷入危機,以色列的平均年均增長率為百分之四點七。「以色列還是比不上中國,」他告訴我,「但表現遠勝歐美國家。」這確實是一項無與倫比的經濟成就。

費希爾告訴我,以色列的成功有四個原因:政府支出大幅減少(從二〇〇二年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五十一,到二〇一一年的百分之四十二);國債顯著降低(從二〇〇二年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百,到二〇一一年的百分之七十五);維持保守負責的財政系統;推動以色列高科技持續成長所需的條件。

「以色列高科技真的不同凡響,」他說。「它是以色列經濟成長的火車頭。因為有高科技產業,我們的進出口貿易達到平衡,吸引可觀的直接外資。以色列已成為扎扎實實的新創國家。以色列投入研發的資金全球最高──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四點五,相較之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的平均才百分之二點二。以色列新創公司之於人口的比例目前在世界上無人能及。以色列人的發明數量多得驚人。難怪那斯達克(NASDAQ)上的以色列公司比加拿大和日本還多。難怪以色列的創投資本比德國和法國更大。

我聽得嘖嘖稱奇。以色列創新、大膽、野心勃勃。以色列人願意承擔風險,他們相信自己銳不可當。因此以色列存在一種獨特的創業精神。這個精神使以色列成為科技創造力的巨頭。我們切莫志得意滿。以色列依舊是面對種種艱難挑戰的小國寡民。但高科技革命結合深謀遠慮的總體經濟政策,使以色列成為商業景氣的焦點。」

我問費希爾這個國家有哪些危險,他小心翼翼地回答。「我們有四個問題,」他說。「我們的教育系統愈來愈糟,不利於我們維持科技優越性的能力。極端正統派男性的就業率只有百分之四十五。多數阿拉伯女人不進職場。不到二十家的商業集團控制了絕大多數本地市場,導致競爭受限。目前,高科技奇蹟掩蓋了這四個拖累整體經濟的問題。不過長期來看,這些問題終將危害以色列保持富裕與繁榮的能力。」

丹・本・大衛(Dan Ben David)不像費希爾那麼忌諱。我從荷茲利亞驅車北上,拜訪以本・大衛為首的耶路撒冷智庫,聽這位經濟學教授把中央銀行行長隱晦的言論變成大白話。「以色列真正的經濟奇蹟發生在一九五五至七二年,」本・大衛告訴我。「那段期間,以色列國內生產總值比西方國家成長快兩倍,而且以色列始終是西方最平等的國家之一。雖然吸收數百萬移民,打過三場戰爭,以色列成功提升了國民生活水準與勞動生產率。在此同時,它促進教育發展、社會團結和軍事力量。」

「但一切在一九七三年變了調。經歷贖罪日戰爭的創傷後,以色列國防經費加倍,經濟成長減緩,通膨率飆升。即便通膨在一九八五年受到抑制,人均成長只有二十年前的三分之一。如今國家經濟的負擔不是國防支出,而是福利補助,其金額在一九七二到二〇〇二年的三十年間飆漲了五倍。相較於投資人力資本與必要的基礎建設,以色列正把大筆金錢用在窮人和極端正統派身上。這主要是因為人數不斷增加的極端正統派與阿拉伯少數族群,並未充分參與以色列的經濟和社會生活。

建國的頭二十五年,以色列在快速成長的同時,兼顧了卓越發展、團結一致和社會正義,但在過去二十五年,情況卻恰恰相反。近年來,儘管經濟成長率高,可是卓越發展、社會凝聚力,還有社會正義受到嚴重侵蝕。高科技榮景是上一代以色列人長期投資人力資本的成果。高科技榮景創造耀眼的繁榮幻影,掩蓋了我們今天沒有對未來人力資本做類似投資的事實。預算政策破綻百出,公共政策失敗,以色列社會抱恙。如果以色列不儘速改弦更張,就連高科技奇蹟也有消失的一天。」

本・大衛在美國長大,從芝加哥大學拿到博士學位。他是少數留在這個人才出走國家的頂尖學院經濟學家。不過二十年前,以色列還是個人才濟濟的國家。他在陶比中心(Taube Center)寬敞辦公室與我談話時,露出憂心忡忡的眼神。「你看這個,」他說,一邊把我招到他的書桌前。他對我說明電腦螢幕上的一系列彩色圖表。

「人口組成使前途更加黯淡,」他說。「你從這些圖表可以看到,過去三十年,以色列經歷了一次人口革命。這些年來,學齡孩童上極端正統派學校的比例,從百分之四增加到近百分之二十。學齡孩童上阿拉伯學校的比例,從百分之二十增加到百分之二十八。因此在今天,極端正統派和阿拉伯學校合起來有百分之四十八的全體學齡孩童。另有百分之十四為現代正統派。世俗猶太人僅占百分之三十八。依此類推,等到二〇三〇年,以色列持續縮水的世俗猶太多數,將成為少數。以色列的文化認同將改變,社經概況也會改變。世俗以色列人是工作、生產、繳稅的那一群。一旦他們在人數上被超越,以色列將淪為一個落後國家,無從面對第三個千禧年的挑戰。」

「你現在給我看的是一個日漸惡化的國家災難,」我說。本・大衛難過地點頭。「如果以色列過去有個實際的猶太復國主義政府,應該就能對抗眼前的災難性趨勢。現在亡羊補牢猶未晚矣,不過動作要快。可是接連上臺的失能以色列執政團隊卻背道而馳:他們獎勵不工作的少數族群,給予救濟金,而且不要求他們接受現代與民主的教育。因此,以色列有近半數人口和國家的成就無關,而且並未負起對國家未來應有的責任。具生產力的社會大軍被肩頭重擔壓得喘不過氣。

愈來愈少的以色列人做愈來愈多的工作,餵養不工作的以色列人。愈來愈少的以色列人跑愈來愈快,拉著連腳都懶得抬的以色列人。有缺陷的政治系統保障極端正統派、屯墾者和富商巨賈的特別利益。但孜孜不倦從事生產的中產階級卻被國家拋棄。難怪筋疲力竭的中產階級愈來愈憤怒。他們覺得國家背叛了自己。他們眼見自己鍾愛的以色列日漸瓦解。」

(Source:by Asim Bharwani, via Flickr
本文摘自八旗文化《我的應許地:以色列的榮耀與悲劇》: 一個民族的復興,是否非得以另一民族的苦難為代價?70萬被驅離的巴勒斯坦人、600萬被屠殺的猶太人,以色列人如何承擔悲慘歷史的枷鎖? 極端正統主義崛起、世俗理性式微、勇敢堅忍的愛國精神逐日消散,統治階級背棄中產大眾對正常國家的期望…… 以色列良心真誠的告解,挖掘民族史冊中最黑暗不堪的痛處,大膽挑戰左、右兩派敏感的道德神經,為危機四伏的家園尋找渺茫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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