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亞細亞的孤兒之前,預示臺灣人悲劇的先知──賴和和他的〈一個同志的批信〉

作者:宋澤萊

〈一個同志的批信〉[1]是賴和的短篇台語小說,不只是因為它是台語小說;更是因為這篇小說發出了日治時代台灣人反抗運動趨於崩散的警訊,預示了日後《亞細亞的孤兒》那種主角陷入極端孤立狀況的小說出現,所以它顯得特別的重要。

這篇小說比其他人的小說率先顯示了台灣人在被日本人孤立的狀況下,如何進一步自己孤立自己,也就是顯示日治時代台灣人如何慢慢陷入多重孤立的狀況。

「孤立」就是悲劇形成的原因之一。事實上,日治時代重要的文學作品,大抵都在闡述台灣人孤立的這個現象。

由被孤立到自己孤立自己的悲劇過程

悲劇文學作品和主角的被孤立狀況息息相關:孤立狀況淺,悲劇就淺;孤立的狀況深,悲劇就深。

日治時期的悲劇文學作品的悲劇力道並不都是一樣的,它乃是由表層進入裡層,由淺入深的一個過程;也就是說,日治時期的悲劇文學剛開始只是單一的孤立,後來逐漸演變到雙重或多重孤立的現象。由於孤立的現象越來越深,文學作品的主角到最後終於孑然一身,反抗終止了,逃避變成唯一的生存方式,所有的希望都喪盡了,成為一種絕望。

比如說,在日治時期新文學搖籃期(一九二〇—一九二五年)裡,有了五篇短篇小說。當中的一篇叫做〈台娘悲史〉,裡面有三個主要人物,一個叫做「華大」,這是象徵滿清帝國;一個叫做「台娘」,這是象徵台灣;另一個是「日猛」象徵日本。日猛為了要娶貌美的台娘為妾,就千方百計逼迫懦弱的華大將女兒台娘嫁給他,由於台娘孤立無援,結果日猛得逞了,台娘就墮入暗無天日的世界了。[2]

這篇小說當然是悲劇小說,但是,我們說他的悲劇是單純的,因為痛苦的來源只是日猛的逼迫,使台娘從父親的卵翼中孤立出來,這時候假若台娘願意進行反抗,去尋求其他親友的幫助,而親友也還願意幫忙她,事實上還是能夠進行反抗的。這就是台灣割日之初,台灣人還能團結成立「台灣民主國」,甚至努力尋求國際支持好用來對抗日本的原因,只因反抗運動還未到絕望關頭,還有一搏的機會。

但是,到了後期的二戰期間,吳濁流所寫的長篇小說《亞細亞的孤兒》,[3]情況就不是如此。在這篇長篇小說裡,故事的主角胡太明象徵台灣,成了多重被孤立的人。不但日本人孤立他,周邊其他國家的人也孤立他,最後是他自己從台灣人中抽身出來,不願也不曾和台灣人的任何反抗運動合作,最後是把自己徹底地孤立起來了,再也找不到任何的朋友;他孤零零的一個人,橫衝直撞,充滿激憤,最後當然是在絕望中發瘋了。也就這是說越接近二戰,由於台灣人的孤立成為多重,就越來越無力,最後任由日本人宰割,再也沒有反抗的可能了。

我這麼說,一定還有人不知道我說什麼。我再舉一個例子:比如說,我們把羅密歐與茱麗葉這齣戲定義成悲劇,大概是沒有問題的。它的悲劇的起源是來自他們的戀情被雙方家族所反對,也就是被家族孤立。他們兩人慢慢從封建的家族中被排擠出來,變成孤立的存在。不過,他們的孤立來源畢竟只是單純的一重性,也就是他們的封建家族加諸於他們的壓力是唯一的壓力。也因此,在整個故事裡,他們兩人還能夠團結互助,矛頭一致,反抗家族的力道就顯得非常強大,足以震撼人心。

不過,假若說,在羅密歐與茱麗葉的反抗過程中,羅密歐與茱麗葉忽然發現彼此可能相互背叛,再也無法合作無間,反抗運動雖然還在進行,但他們的力量已經無法匯集,甚至互相對峙。這時,他們的孤立來源變成雙重性,也就是身處在內憂外患的狀況中,孤立的狀況比先前更深,結果這個悲劇就可能進入更加悲慘中,最後大概只剩下絕望和崩潰。

總之,我們知道,悲劇所傳達的孤立現象(也就是悲劇性)是有輕重差別的,像早期的〈台娘悲史〉是輕的,《亞細亞的孤兒》則是重的。而賴和的〈一個同志的批信〉這篇小說則是介於輕重之間,也是日治時期悲劇文學作品的悲劇性由輕到重的一個轉折。

〈一個同志的批信〉是賴和發表於一九三五年的《台灣新文學》雜誌上的台語小說。異於賴和從前具有堅強抗爭性的作品(諸如〈一桿秤仔〉[4]這篇小說),小說的主角與抗爭的同志產生相互分離的現象,整篇故事充滿頹唐、不振的氛圍。當時,比賴和年輕的新一代文學家不滿意賴和的這篇小說,認為賴和已經陷入創作的危機中。[5]

按照年輕作家的看法,他們希望文風的反抗性永遠強勁,持續不退。但是,賴和突然改變了那種文風,變得軟弱,與年輕一代的文學家看法產生分歧。那麼,究竟是賴和的看法才對,還是年輕一代的作家對呢?其實,賴和才是真正的先知,賴和的〈一個同志的批信〉在文學上預示了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的出現,在政治上顯示了台灣人反抗運動走向了黨派分裂、潰散破敗的命運。這篇小說很值得我們注意!

賴和已經落伍了嗎?

〈一個同志的批信〉這篇小說是講述一位剛從監牢被釋放出來的反日志士向小說裡的主人翁請求金錢援助的故事。身為主人翁的「我」是一位商人,一向不吝金錢,為所有的反日運動出錢出力,和左翼的人很有感情。但是由於反日的左翼路線一再往前進展,越來越左傾,「我」終於被同志批判為落伍、向後轉的分子,「我」的心裡不免有怨氣。可是,當「我」收到激進的左翼朋友向他求援的信後,看出朋友的確重病又缺錢,竟然動念又想寄錢去援助這個左翼的朋友。不巧,在行將寄出時,日本大人前來募捐,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他只好把錢先給日本大人,只能在暗中向這位左翼的朋友請求原諒和說抱歉了。

原文翻譯濃縮如下:

郵局來了一封信,「卜」的一聲,郵差把信件擲在「我」的桌子上。

「我」翻開信封底面,上頭寫有「大橋市福壽町 許修」的字,原來是不久前出獄的同志的來信。「我」拆開信件,閱讀了裡頭的內文,信上寫著:「身體病得厲害,需要一些營養補給,身邊卻沒有錢。」 「我」看了,不禁就想:「你沒有錢,難道我就有幾百萬的錢嗎?有錢我自己不會用嗎?我有義務供給你嗎?」

「我」想:「為什麼要叫我同志?我不是一個被你們譏笑為落伍者、向後轉的人嗎?現在又怎麼樣?你們這麼堅強,這麼忠實於自己路線,就應該堪當病的折磨,又何必吃藥補給呢?你們這些人,怎麼偏要輕視地說我生意做得好,賺得錢多,就說我落伍。然而,如今卻伸手向我要錢!」

不過,拿起信,又看了一陣,覺得來信的同志本來身體就軟弱,病況也很難瞞人,一定要幫忙他。然而,這筆錢大概需要積蓄幾天,才能湊足。幸好,這幾天,剛好累積了一些錢,只要再等幾天,錢足夠了,就寄過去。「我」雖然這麼慷慨地盤算著,但心裡還是有些捨不得這些平日積蓄而來的金錢。不急!反正郵局也太遠了,今天還不要緊,隔幾天再寄吧!先把錢放在口袋裡再說!

到了晚上吃飯的時候,年老的父親彷彿把幾天累積起來的怒氣,一下子全都釋放出來,訓了兒子們一頓說:「我老了,你們的事我可以不管,你們要怎樣就怎樣,但也要為自己著想。你們還有幾年賺錢的日子呢?替人家賠的錢還沒有賠完,又要給別人幾筆錢。你們長大了,卻不知珍惜金錢!」「我」一聽,不敢應話,只能默默由老人家說教。吃了一碗飯後,趕緊離開飯桌。

到了晚上七、八點鐘的時候,睡不著覺,想到父親的教訓,又聽到小孩的吵鬧,家裡待不下去了,就決定到外面走走,去和棋友們下下棋也很好。

「我」跑到公眾大廳去找棋友,可惜來晚了,棋社已經沒有人在裡頭,黑白的棋子散落在桌上,想必棋友們已經惡戰了一番,先行回去了。既然找不到棋友,倒不如到醉鄉樂園去快樂一番也好,總之有妓女陪伴喝酒,就不會感到寂寞了。

於是,「我」終於到了酒家,在紅綠燈下、在酒香、在女人的溫柔中喝了起來。「我」和女侍一人一瓶「月桂冠」,喝得醉醺醺的,之後,又掏錢給了女侍,走起路來,腳步也輕快起來。等到回到家,摸摸口袋,錢居然花光了。

這下子,想起了同志那封求救的來信,只好暗中向朋友說抱歉,真的必須再等幾天,才有錢寄去了。

過了幾天,終於又有收入了,大抵能夠供給朋友的求援。不過,又想再拖幾天才寄,反正朋友大概不會那麼容易就死去,報紙也沒有登出朋友的噩耗。

「我」這麼盤算的時候,日本的大人和保正來找「我」「樂捐」了。日本大人並沒有說明為哪項支出前來「樂捐」,只是語帶威脅地說「若不能理解官方的困難」的人就不必樂捐;又說「討價還價」的人也不必樂捐。不過,後來經過保正的說情,減掉四分之一的金額,以現金「樂捐」給日本大人,由於臨時沒有錢,所以「我」只好把新收入的那筆準備寄給朋友的錢「樂捐」給日本大人了。

「我」只能在心底這麼說:「啊!同志!這是你的命運啊!」

這篇小說裡的主角顯然是一個同情左派路線的生意人。他稱左派的友人為同志,就表示這個生意人也實際參加了抗爭運動,為左派盡了一份力量,和左派有很深的情誼。不過主角生意人的資產階級身分可能限制了他的某些意志和行動,無法像左派同志那麼激進,後來他被批評為落伍、向後轉的人,左派拒絕再接納他。所以,主角在灰心、喪志、不滿的狀況中,對是否再金援左派的同志猶豫起來。

這篇小說其實在於顯露抗日運動的分裂原因,那就是左派不能容忍右派所造成,重點應該是主角所說的這一段話:「為什麼要叫我同志?我不是一個被你們譏笑為落伍者、向後轉的人嗎?現在又怎麼樣?你們這麼堅強,這麼忠實於自己路線,就應該堪當病的折磨,又何必吃藥補給呢?你們這些人,怎麼偏要輕視地說我生意做得好,賺得錢多,就說我落伍。然而,如今卻伸手向我要錢!」因此,這篇小說其實是在責備政治運動轉向激進,左派排擠右派的不當現象,賴和清楚地指出了台灣人反抗團體自己孤立自己的不當。

不過,由於賴和一向同情左派,和左派陣營人士的感情不弱,因此當前有一些評論家就這麼認為:這篇小說應該不是賴和個人在反對運動中被排擠的實際寫照,只是一篇賴和用來「自我反省」的作品。意思是說,賴和藉著這篇小說來自我激勵,希望不被越來越激進的左派潮流所拋棄。

其實,這種論斷是很勉強的。這篇小說事實上極為單純,意思一目了然,它只是賴和為自己的(小)資產階級的身分做辯護的小說。同時也陳述在抗日運動中,資產階級不見得對左派沒有感情,抗日運動本來應該是不分左右派,共同攜手來對付日本統治者才是恰當的。當左派開始排斥右派的時候,左派自己也必不可免地陷入孤立無援,終而使左派抗日腳步再也走不下去。

有兩個例子可以推論出賴和在當時必定親自感受到左派對他的批判和排斥,這些左派可能都是比他要更年輕一輩的激進左派分子。一個是王詩琅的例子;另一個是黃石輝的例子。賴和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發表〈一個同志的批信〉於《台灣新文學》的創刊號上,隔年一九三六年的八月,王詩琅就寫了〈賴懶雲論〉,[6]發表於《台灣時報》二〇一號。在這篇評論文裡,王詩琅雖然對賴和有褒有貶:但是批判的力道卻很強勁。

王詩琅至少提出他對賴和的三點重大的批判:一個是說:賴和「還保有大量封建文人的氣質」。「他相信階級問題的必然性,也同情窮苦階級,但是他決不會躍身其中,去領導運動。」另一個是說:「時代在不斷地推移……,這樣一個時代,便要求舊有意識形態的解體。而由於賴懶雲並不是一個先行於一時代的英雄人物,就有一份更多、更大的苦痛。被遺棄了的,失去了理想的他,又當然不能不尋求麻醉的途徑。於是醇酒和美人成了他唯一的去處。」「他的隨筆〈赴了春宴回來〉(載《東亞新報》新年號)中有『不敢違我母命,美人情重難違』之句,坦白無傷地寫出他最近的心境。」最後一個是說:「在長時間停筆後的近作〈一個同志的批信〉(在《台灣新文學》創刊號),便是一個被時代遺棄而又失去希望的人的自嘲。」「他的近作〈一個同志的批信〉裡,令人覺得他過去的強韌性顯得淡泊了,創作的火花也顯得抑弱了。」

在這些批判裡,最值得注意的是王詩琅說賴和具有「封建文人」的氣質,而且賴和「相信階級問題的必然性」;意思是說王詩琅認為賴和永遠無法變成無產階級,無論如何,賴和都是屬於資產階級的一分子,彷彿這是賴和的宿命。另外,王詩琅認為資產階級的賴和已經「被遺棄」和「失去理想」了;意思是說賴和跟不上無產階級的運動,終而放棄為無產階級服務的良心了。還有王詩琅認為賴和「強韌性顯得淡泊」了;意思說賴和已經不像以前那麼有戰鬥性,逐漸乏力了。

王詩琅的批評當然是在賴和發表〈一個同志的批信〉之後才寫的;可是,這些看法絕不是由於〈一個同志的批信〉的發表所帶來,可能更早就有激進的人士這麼批評賴和,王詩琅不過只是重複許多人的批判而已。最該注意的是,王詩琅認為〈一個同志的批信〉是賴和實際生活的寫照,也是他的自嘲(自我的表達)。簡言之,王詩琅認為〈一個同志的批信〉是賴和的自傳,不是虛構。由於王詩琅是當時激進派的青年之一,因此,〈賴懶雲論〉可以代表當時激進分子對賴和的一般性批判。對賴和而言,這種批評必然教他很難受。

另一個是黃石輝的例子。在一九三〇年五月,黃石輝在《伍人報》發表〈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主張用台灣話寫文章,展開了有名的「鄉土文學論爭」。之後,黃石輝似乎寫了一篇叫做〈以其自殺,不如殺敵〉[7]的台語小說投稿給賴和,到底是什麼時候寫的,沒有辦法確定。到底是投給《南音》雜誌呢?還是投給《台灣新文學》雜誌呢?也難以確定,因為賴和在這兩本雜誌上都擔任過編輯。不過,這篇小說當時被賴和壓下來沒有發表,到戰後,才被人發現。

最奇怪的是,這篇小說的內容涉及了一個好色、多財醫生的劣蹟敗行,指出這位叫做「愛銀」的醫生娶了三妻四妾,吝嗇成性,成了需要被無產階級革命所剷除的對象。小說對這位醫生的批判非常嚴厲,可以代表一般人對醫生的刻板印象。黃石輝明知道賴和是一位醫生,卻把這篇批評醫生的小說寄給他,這到底為什麼?是要考驗賴和的度量嗎?或者是表達無產階級的黃石輝本人對有錢醫生賴和的不滿嗎?不論如何,黃石輝〈以其自殺,不如殺敵〉這篇小說可以看出後一輩的無產階級作家是不怕小資產階級的賴和的,即使批判他,也不怕他知道,他們對賴和是不客氣的。

因此,我們也可以想到,賴和一定很想要回答激進分子對他的批判,把自己的怨言和不滿寫出來。在這種心理下,終於促使他寫了〈一個同志的批信〉,目的無他,就是表達台灣人自己孤立自己的分裂運動的不恰當,以及身為小資產階級的他也有他的自由和尊嚴,他不一定要買無產階級的帳!這才是他寫小說的目的。

賴和早已意識到台灣人孤立狀況的加深

〈一個同志的批信〉值得注意的地方還有一項,那就是主角「我」顯露出來的頹唐、自棄的情緒非比尋常。本來他是有一些錢可以援助剛出獄的貧窮同志,但是在失望中,他到酒家去和酒女喝酒,在燈紅酒綠之下直到把錢花光了為止。後來,累積了一筆錢,很快地又被日本大人「樂捐」了。看起來,「我」的生活頹唐了,對日本人的屈從也增強了,小說裡散發出一種萎靡、末日的情緒。王詩琅明白地批判「醇酒和美人」成了賴和唯一的去處。

為什麼一向堅強的賴和,在這篇小說裡竟然散發出這麼萎靡、失望的氣氛呢?有關這種情緒,可能在寫〈一個同志的批信〉以前,就在賴和的心中存在甚久。在一九二八年五月,賴和發表了一篇叫做〈前進〉[8]的散文。這篇散文以擬人化的手法,書寫台灣政治運動的左右翼拚命往前邁進的狀況,表面上似乎是頗讚賞台灣人左右翼一往直前的政治運動精神。不過仔細看,才知道這是一篇對台灣政治運動完全失望的文章。

由於左右派的分裂,剛開始,兩派似乎還能像兄弟的一樣,攜手往前直走,但是因為志不同道不合的緣故,左派覺得右派「行向不知終極的道上」,也就是說右派只是沒有目標的一場亂走;至於左派則意識到自己的道路上「暗黑的氣氛……又復濃濃屯積起來,眼前的光明,漸被遮蔽,空間又在再恢復到前一樣的黑暗,而且有漸次濃厚的預示」。也就是說左派也自感前途黯淡,看不到明天了。總括來看,在〈一個同志的批信〉發表的七年前,賴和的散文〈前進〉就明示台灣政治運動在左右翼分裂後,已經前途茫茫了。

當時,台灣反對運動的分裂是否是一種歧途,似乎很難讓人馬上加以斷定。由無產階級分子的主觀立場來看,台灣的抗日運動在左右派分裂之後,抗日的力量彷彿突然旺盛起來,因為工、農革命運動成為運動主體,抗爭越來越激烈。從文學作品來看也是如此,楊逵、楊華、呂赫若的勞動者小說彷彿超越了賴和的社會寫實小說,力道越來越強。但是,就賴和這種抗爭運動的老前輩來看,卻不是如此,他已經看到原來有力統一的抗日運動因為分裂而衰弱了,分離破散的反抗團體越來越孤立,甚至已經到了窮途末路的地步了。

不錯!在一九二七年之前,台灣政治團體有哪些分裂的情況呢?那就是文化協會分裂成為「舊文協」、「新文協」兩個陣營,[9]這個分裂造成一個無法癒合的傷害,台灣人因為這個分裂互相敵視起來,產生了台灣人相互傷害的現象。在一九二七年之後,「新文協」裡的連溫卿、楊逵又被除名,這就是一些人所說的「山川主義」和「福本主義」的大分裂,[10]連左派的運動團體都自行分裂。這些事情看在賴和的眼裡,絕對是一種很大的震撼,要他不感到抗日運動的江河日下是不可能的。

由於這些分裂,使得台灣人政治運動團體支離破碎,不再互相奧援,直接帶來了台灣的政治運動越來越孤立的現象,因此,折射反映在賴和的〈一個同志的批信〉裡,就變成萎靡、失望的氣氛,乃至於有了末日的那種感覺。〈一個同志的批信〉的悲劇性其實是很深的,它乃是預示了台灣人因為不再團結而陷入更孤立的狀況中,不再有希望,所剩的只有輾轉呻吟而已。果然,二戰很快就來臨,台灣人在政治上已經沒有什麼反抗的運動;至於在文學創作上,也落得由《亞細亞的孤兒》那種孤立到極點的小說來收拾一切!

再論孤立與悲劇

綜合上述所論,我們知道,〈一封同志的批信〉這篇小說在政治上其實是預示了日治時期反抗運動越來越孤立的形勢;在文學上也預示了《亞細亞的孤兒》那種主角被孤立,然後自己再孤立自己的小說誕生。它的情節簡單,意圖明顯,卻是非常重要的一篇短篇。

加拿大籍的文學批評家弗萊(Northrop Frye,1912—1991)曾說:「哀婉藝術(筆者註:即是悲劇的一種)的基本思想是將我們處在同一水平上的個體從一個社會團體中排除出去。」又說:「成熟的哀婉藝術的主要傳統是研究被孤立的心靈,是講這樣一種故事:即一個像我們自己一樣的人怎樣被內心和外部世界之間的衝突、被想像的現實和由社會輿論所建立的那種現實之間的衝突所分裂。」[11]我們注意到,弗萊話中所提到的「個體從一個社會團體中排除出去」、「孤立的心靈」這兩個問題。換句話說,悲劇如果要成立,主角就必須是一個擁有孤立心靈的人,同時他也要是一位被社會排除出去的人。可見悲劇即是表達一個主角如何被孤立的過程、現象、結果。

我們可以認為整個日治時期的重要的純文學,都是述說主角如何被社會勢力排除出去處於孤立狀況的文學。楊逵小說的〈送報伕〉是如此;吳濁流的小說《亞細亞的孤兒》更是如此。這些重要的談及台灣人被孤立的小說,共構了一幅台灣日治時期悲劇文學的面貌。日治時代的整個悲劇文學與孤立主題的表達分不開關係。只是,這些文學作品所表達的孤立狀況有輕重的差別罷了。一般來說,隨著日本統治日久,無權的台灣人被孤立以及自己孤立自己的狀況就越嚴重,台灣文學所表現的孤立困境就越深。這也說明了日治時代,所有的台灣人並不是台灣社會具有團結性的主體,而是任由日本人予取予求的孤立不堪、飄零破散的邊緣人!


[1]見李南衡主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一:賴和先生全集》(台北:明潭,一九七九年),頁二四六—二五一。

[2]見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二〇〇四年再版),頁三十四。

[3]見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台北:草根,二〇〇九年)。

[4]見李南衡主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一:賴和先生全集》,頁一〇—一九。

[5]見王錦江(王詩琅):〈賴懶雲論〉,《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一:賴和先生全集》,頁三九九—四〇六。

[6]見王錦江(王詩琅):〈賴懶雲論〉,《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一:賴和先生全集》,頁三九九—四〇六。

[7]黃石輝著、呂興昌校訂:〈以其自殺,不如殺敵〉,《文學台灣》十八期(高雄:春暉,一九九六年四月)。

[8]見李南衡主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一:賴和先生全集》,頁二三四—二三七。

[9]參見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美國加州:蓬島,一九八〇年),頁四九一—四九二。

[10]有關這件事情的詳細情況可參見黃惠楨:《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台北:秀威資訊,二〇〇九年),頁三四—四〇。

[11]有關上述弗萊的言論見陳慧等譯;弗萊著:《批評的剖析》(天津:百花文藝,一九九八年),頁十四。

本文摘自前衛出版《臺灣文學三百年(續集)》:

這是一本利用四季劃分階段、提綱挈領的文學史;
採用歷史循環理論、可以預測未來的書;
深入理解作家、作品,詳列年表,
並且劃分不同族群、分別論述特色的研究。

書中共收錄 24 篇文章,
時間軸線橫跨清領、日治、戰後至今,
乃是宋澤萊跨足文學創作與理論研究的精心之作,
對每一階段的代表作家之生平及作品詳細考究,
立論平實,敘述簡明,是台灣文學研究入門的必讀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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