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北大改革、五四運動──重返現代中國的原點

作者:菊池秀明   ▎譯者:廖怡錚

天安門事件與五四運動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全世界的目光聚集在北京的天安門廣場之上。四月,中國共產黨內的改革派人物胡耀邦逝世,以此為契機爆發了學生運動。學生訴求糾正彈劾幹部的腐敗行為,並要求政治的民主化。

這項要求民主化的運動,逐漸擴散至一般民眾,其中包含一部分的政府相關人員,以及勞工階層,最後發展成為一百萬人規模的群眾運動。五月,政府在北京發表戒嚴令,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首次的戒嚴,人民解放軍進駐北京市內。然而,學生們並未屈服於政府的威脅,並且以絕食行動抗議,要求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紙《人民日報》,必須撤回將他們的行動定調為「動亂」的社論。六月四日,政府稱這項運動為「反革命的暴動」,命令軍方開炮。根據官方所發表的數字,這場暴動的死傷人數高達九千人以上,是一場大規模的鎮壓行動(又稱為天安門事件、六四事件)。

當時,筆者正在廣西省的深山地區進行調查,農村裡的人們,緊盯著畫質不佳的黑白電視,關心著事態的進展。他們同情譴責腐敗的學生們,對於以蠻橫高壓態度與學生對話的國務院總理李鵬,異口同聲地指責:「對著一群孩子發什麼脾氣啊!」對於學生們表示反對社會主義所設置的民主女神雕像,他們則是表現出排斥、抗拒的反應,害怕學生們的舉動,將會帶來如同文化大革命重新上演一般的巨大政治變動。此外,他們也擔憂孩子們在都市中參加抗議活動的平安與否,在事件發生後,聽聞參與抗議活動的參加者們必須接受處分的消息,感到十分地痛心。

有個形單影隻的年輕人手中提著購物袋,站在一排沿著長安大街要開往天安門廣場的坦克車前(Source:Wikipedia

自五月下旬起,政府便訂定出明確的鎮壓方針,但是距離鎮壓活動的真正施行,期間間隔了好些日子。這一年恰巧是五四運動(一九一九年)的七十周年,同時也賦予了學生們發起運動的契機與正當性。在中國建國後,自五四運動發生以來,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止的這一段期間,被稱之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時代。揭開五四運動序幕的契機,便是以北京大學學生為首的反日抗議行動。換言之,五四運動對共產黨政權而言,是一個不容褻瀆的「聖域」;以紀念五四運動為由而展開的學生運動,當然不能貿然地下令鎮壓。

現代中國的原點──五四運動,實際上是一場什麼樣的運動呢?以下,就讓我們先來看看五四運動的舞台、也就是北京大學內部的動向。

北京大學的改革與蔡元培

北京大學的前身為一八九八年建立的京師大學堂。一九〇一年,前往日本考察教育的吳汝綸,以及被中國聘為主任教習的東京帝國大學教授服部宇之吉,致力於將這所戊戌變法所留下唯一成果的學校,改造為一所近代的大學。一九一二年,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由引進進化論理論而聞名的嚴復擔任該校校長。但是從科舉時代留傳下來的「讀書當官」之觀念,仍舊深深地銘刻在世人心中,因此,北京大學成為培養官僚的重要場所。

改變北京大學此種官僚養成所氛圍的人物,便是出身紹興的進士、曾組織過光復會的蔡元培。他於一九一二年擔任臨時政府的教育總長,制定了「大學令」等,奠定了近代中國教育制度的基礎;但在七月,因為與袁世凱之間產生了矛盾而辭職。二次革命後,蔡元培前往法國,在當地參加了勤工儉學運動(半工半讀)的特殊留學制度。當時參與這項運動的,還有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勤工儉學運動在工人運動與馬克思主義的吸收上,造就了相當豐富的成果。

改變北京大學官僚養成所氛圍的人物,便是出身紹興的進士、曾組織過光復會的蔡元培。

袁世凱死後的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大總統黎元洪任命蔡元培為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身邊的人都反對讓他前往保守勢力堡壘的北京,但他本人卻表示「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在蔡元培擔任校長後,強調大學的使命,應該是讓學生從事自由的學術研究,而不是成為未來當官賺錢的手段。且大學生應該作為眾人的模範,勸戒北京大學的學生們,必須徹底遠離麻將、酒精和妓女。

在蔡元培所提出的改革中,最為重要的便是教授陣容的換新,他招聘了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首任總書記的陳獨秀,擔任北京大學的文科學長,此舉造成社會上一大轟動。陳獨秀是革命派的留日學生,辛亥革命後回到故鄉安徽省擔任祕書長。二次革命後逃往上海,參與雜誌《甲寅》的編輯工作;一九一五年九月,自行出版《青年雜誌》(第二號起改名為《新青年》)。在創刊號的〈敬告青年〉一文中,陳獨秀提出「民主與科學」的時代精神,並主張只有自立自強的青年,才有能力拯救瀕臨滅亡的中國。除此之外,陳獨秀也呼籲,應該與傳統思想、特別是「儒教」訣別,他嚴厲地批判:儒教正是支撐著中國兩千年專制政治的精神支柱。

當時,袁世凱將孔子崇拜引入學校教育之中,主張儒教國教化的康有為,也支持張勳復辟清朝的行動。換言之,陳獨秀對於儒教的批判,不只是停留在思想、文化的層面上,同時也帶有政治性層面的批評。蔡元培每天前往陳獨秀居住的旅館房間,不厭其煩的表達自己的誠意,最後終於說服了陳獨秀。同時《新青年》的編輯部也遷移至北京,北京大學因此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情報發源地。

陳獨秀就任文科學長後,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論文的精銳學者們亦隨之聚集到北京大學;留美期間為挪威國民作家易卜生之作所傾倒,並提倡「我手寫我口」白話文學的胡適,便是其中一人。於早稻田大學留學期間,推動反對《二十一條要求》運動的李大釗,也被招聘為北京大學的圖書館主任及經濟學科的教授;李大釗在他的作品《青春》中主張,只有青年的自我覺醒,才能夠使「青春的中國甦醒」。

蔡元培的方針,並未受到政治立場或是主義的侷限,而是將目標放在廣招有才能的學者之上。其代表人物便是劉師培,他曾經協助袁世凱推展帝制運動,但是他擁有卓越的中國古代經典知識。

另外,自一九二〇年代末起推動獨特的鄉村建設運動,在文化大革命後被重新評價為現代新儒家的梁漱溟,由於他在印度哲學方面的論文廣受好評,年僅二十四歲就被聘為北京大學的講師。對於新文化運動的風潮中,認為只要可以運用西洋思想來批判傳統就已足夠的觀念,梁漱溟表示反對,並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試圖重新審視儒學的內涵,並倡導中國文化的優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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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的日本時代與公務員生活

在這一節要登場的,是有「中國近代文學之父」之稱的魯迅。魯迅本名周樹人,是出身紹興的留日學生。正如前文所述,在弘文學院時代,對於被要求參拜孔子一事感到不悅,而後又與同鄉的蔡元培、秋瑾等人一同加入了光復會。魯迅投身文藝活動的契機,據說是一九〇六年,在仙台醫學專門學校留學時期所發生的一件事。當時,魯迅正在上微生物學的課程。授課時經常使用幻燈片,當課程有多餘的時間,便會播放日俄戰爭等時事問題給學生觀看。某日的幻燈片放映的是一位中國人,被日軍以間諜的罪名逮捕並處刑。周圍站立了許多圍觀死刑的中國人,各個體格健壯,卻都只是面無表情的旁觀著一切。如此的場景,讓魯迅深受打擊,並領悟到「光靠醫學是無法拯救中國人的,只要一天不改造他們的精神世界,那麼他們永遠都只會成為殺雞儆猴的材料和冷眼旁觀的圍觀者」,因此立志於文藝活動之事業。

這段故事也出現在魯迅的作品〈藤野先生〉一文中,現在則是被認為,這段文字並非是直接傳達現實的狀況。當然,每周批改魯迅筆記的醫學部教授藤野嚴九郎,是確實存在的人物,且魯迅一生都十分尊敬這位教授。而在期末考試中合格的魯迅,被不及格的日本同學中傷「是藤野老師洩題給他」,魯迅憤慨地表示「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無怪他們疑惑」,並因此離開仙台之事,也是事實。

魯迅抵達東京後,一邊在外語學校就學,一邊祕密地參加革命運動。某日,他被指示去暗殺某位要人,他問道:「如果我被抓住,被砍頭,剩下我的母親,誰來負責贍養她呢?」而被革命運動者指責「你這樣怎麼行呢」,因而將魯迅排除在計畫之外。魯迅十分敬重長年負擔家計的母親魯瑞,就連筆名也是取自母親的姓氏。若是當時他前去執行暗殺任務而死,那麼就不會有小說家魯迅的誕生了。

魯迅〈藤野先生〉手稿。

 一九〇九年,魯迅回國,返回家鄉紹興擔任教師,但是紹興的民風保守,魯迅完全無法發揮自己留學時期的知識。特別讓魯迅感到為難的是,他血氣方剛的學生們,打算要剪去髮辮的時候。由於魯迅在留日時期剪去了髮辮,回國後就像是在《阿Q正傳》中登場的老錢的長子一般,遭到周圍的「冷笑與怒罵」。感受到各方壓力的魯迅,不想讓他的學生體驗到同樣的痛苦。然而,這群學生卻批評魯迅「表裡不一」,最後他們還是剪去了髮辮。

一九一一年爆發武昌起義,紹興也被捲入革命的浪潮之中。街道上插滿了白旗,並成立了軍政府,但事實上,紹興地方仍舊是由舊有勢力掌控著權力,沒有任何的改變,魯迅對此感到失望,於一九一二年,應蔡元培的邀請,前往北京。在北京,魯迅以教育部教育司科長的身分,開始了他的公務員生活。

搬到北京的魯迅,起初住在紹興會館,後來搬到市內西部的八道灣。雖然生活較為穩定,但是隨著宋教仁的暗殺事件,以及袁世凱推行獨裁的影響,教育部整體也籠罩在沉重的氛圍之中。這時,魯迅外出至北京的名勝之一琉璃廠,致力於收集拓本,根據他自己的說法,是「麻醉自己的靈魂」;換句話說,一方面是為了喪失革命成果而產生的落寞感尋求慰藉,另一方面也可以佯裝自己正沉迷於個人的興趣之中,藉以逃離特務機關的懷疑目光。

文學革命與〈狂人日記〉

一九一六年十月的《新青年》雜誌上,刊登了胡適和陳獨秀的書簡,指出今日的文學極其腐敗,只顧形式而毫無內容可言。翌年(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出用白話文寫作的八條方案[1];二月,陳獨秀發表〈文學革命論〉,呼應胡適的主張,表示要打倒貴族文學,建立平民文學。亦即文學革命之起始。

某日,魯迅的友人錢玄同到魯迅的家中作客,他是一位提倡廢除漢字的學者,勸魯迅在《新青年》上寫點什麼。當時對文學革命並不甚關心的魯迅問道:「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裏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

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錢玄同回答道:「然而這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無庸贅言,「鐵屋」所指涉的,就是當時封閉的中國社會,曾經對革命滿懷熱血的魯迅,體會過「窒息的苦楚」。然而,難道真的沒有能夠改變社會的「希望」嗎?是否應該再努力地嘗試一次,把在壓抑之下「昏睡」至瀕死狀態的人們喚醒呢?長期以來,魯迅自己也在思考這個問題。以此一問題意識為基礎,一九一八年六月,魯迅發表了作品〈狂人日記〉。

這部作品是以罹患被害妄想症病人為主角,以日記形式書寫而成。主角「我」認為,周圍的人們都想要吃了自己,因而感到不安,徹夜查找書籍資料。在滿篇「仁義道德」教義的字裡行間,竟然到處浮現出「吃人」的字眼。「我」特別害怕的是自己的親生哥哥,因為可愛的妹妹也被他吃了,當時她才五歲。不只是哥哥,自己在不知不覺中,也沾染上了中國數千年來所謂吃人的行為。

文章的最後,主角呼喊著:「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救救孩……」。

這部作品將儒教社會比喻為「吃人」的社會,栩栩如生地描繪出,活著的人們在「害怕被吃食」的同時,又伺機攻擊對方的樣子。事實上,在當時的報紙中,曾經刊登了兒子或妻子割下自己的肉給母親或是丈夫吃的案例,並從儒教的價值觀出發,對此種行為給予讚揚。對於中國社會中這種存在壓抑性的體制,魯迅加以嚴厲批判,並透過這部作品,實踐了胡適等人所提倡的文學革命。


[1] 【譯按】須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之呻吟、務去濫調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

本文摘自台灣商務《末代王朝與近代中國:晚清與中華民國》  經歷鴉片戰爭和甲午戰爭的失敗, 面臨亡國危機的清朝末年, 由工人、農民、學生和知識分子引發的變革, 挽救中國免於成為殖民地。 本書擺脫以往中國近代史悲情晦澀的印象, 用「嘗試復興中華」的民族主義角度, 拋開黨國一家的論點, 還原從太平天國之亂到七七事變, 這段被消失的中國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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