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日籍同盟會會員，如何成為中日戰爭的根源？

你聽過「日本是中國革命之父」這種說法嗎？

歷史課本可能提過，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1911）是由中國同盟會所策劃，聽起來同盟會像是單一組織，事實上，同盟會是在 1905 年由日本黑龍會協調「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多個革命團體而成。

即使有這樣的功勞，稱「日本是中國革命之父」仍是有點言過其實，但在下定論以前，本文想先介紹一位日本人的故事。

當辛亥革命的烽火在中國延燒之際，同盟會的宋教仁（1882-1913）為爭取日本政府對革命軍的支持，請求黑龍會予以協助。黑龍會便委派宋的好友，同時也是同盟會成員的北一輝（1883-1937），親赴上海支援宋教仁革命，成為黑龍會與同盟會的溝通橋樑。此後，北一輝便與宋教仁轉戰中國各地，足跡履及上海、武漢、南京、鎮江等地。

而北一輝究竟是誰呢？

一個日本人為何與中國同盟會有如此深厚淵源？

事實上，北一輝既無顯赫背景，也與中國素無淵源，只是個釀酒家族之子。早年因眼疾輟學而長期自學的他並無與中國留學生的交流經驗，漢語更是一竅不通。

真正讓北一輝與中國結緣的是，北一輝於 1906 年自費出版的處女作《國體論及純正社會主義》（国体論及び純正社会主義），大力批判日本天皇「萬世一系」的論點。北一輝「驚世駭俗」的言論立刻吸引眾人目光，畢竟攻訐明治政府自編自導、虛構的「天皇治國論」，需要極大的勇氣。該書爾後被日本政府以「對皇室不敬」為由查禁。

北一輝意識到，在日本政府的高壓政策下，反政府的社會運動毫無可能。1906年底，北一輝接受同盟會背景濃厚的「革命評論」社邀請，轉身投入支援中國革命的行列。北一輝設想，待中國革命成功，便能帶動整個亞洲改革的大勢，再回日本繼續推展革命。

在中國革命優先的理念底下，北一輝加入同盟會，結識不少留日的革命幹部。著名的革命黨人，如宋教仁、黃興（1874-1916）和陳其美（1878-1916）等高級幹部幾乎都有留日背景，革命運動的核心成員與日本關係極為密切。

這位參與中國革命的「日本人」，隨著革命事業的推展，注意到革命黨人無不流露著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1911年，革命黨人在上海起義時，奪取江南製造局的事前計畫洩漏，他們只得在彈藥不足的窘境下，冒死組織敢死隊強襲，最終攻陷江南製造局。見證此事的北一輝激賞地回報黑龍會說：

看這些留日學生的幹部們，他們的思想如同日本人，他們的神色如同日本人，他們這種提起空槍準備搶奪敵軍彈藥而勇往向前躍進的動作也如同我們日本人阿！

北一輝認為中國革命黨人能夠為革命誓死如歸，是受日本改造的影響。他在革命現場中觀察革命黨人，得出了一個重要的結論：日本教育造就了中國的革命思想。革命黨人幾乎都在日本接受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的薰陶，進而有排滿興漢的思想。對此，北一輝在給黑龍會的報告中提及，日本堪稱是「新中國的助產士」、「中國革命之父」。

事實上，革命政府的骨幹，確實以留日學生為主。宋教仁更以留日學生領袖的身份，活躍於革命陣營，各項計畫案無不按宋的意見執行，反倒是在海外聲名遠播的孫中山於中國內部革命毫無影響力。

然而好景不常，革命成功後甫成為新內閣總理的宋教仁於 1913 年被刺殺，與宋教仁合作無間的北一輝晴天霹靂、悲憤不已，於是北一輝決心自行組織緝凶隊調查，卻差點引爆了外交衝突，被日本駐上海領事勒令返國，且三年內不允許再到中國。

北一輝為何差點引爆中日外交危機？或許我們該從北一輝的名字說起。北一輝原名北輝次，弱冠後改名為北輝次郎，及是他與宋教仁行走中國時的名稱。直到 1916 年入境中國的禁令解除時，他才改名為「北一輝」，準備重返中國。「一輝」不單是一個很中國的名稱，更是後世以另外一種角度廣為日人知悉的名字──日本戰前的法西斯理論導師。

北一輝之所以被稱為「日本戰前的法西斯理論導師」，與他在 1930 年代強烈主張日本「軍隊」應是直屬天皇、對天皇效忠的「皇軍」，而非「政府（內閣）」的附屬有關。北一輝的主張，最終導致日本憲政體制瓦解，使日本走上由軍部主導的法西斯主義。但著書批判天皇制度的北一輝，為何會成為以「天皇」為尊的法西斯主義導師呢？這得從北一輝如何維持「中日友好」說起。

北一輝認為，中國革命黨人雖有親日傾向，但也不能忽略中國革命的排外本質。換句話說，縱然中國留日學生有親日傾向，但這種感情不等於留日學生樂於向日本國家利益效忠。因此，當中國的天下被宋教仁、黃興等留日學生掌握後，中國是否反日，端視日本對華政策而定。

令人遺憾的是，1913 年，宋教仁遽然殞落，中國政壇態勢遽變。北一輝直指這是袁世凱、孫中山二人借陳其美之手除去宋教仁，原因是宋教仁推舉黎元洪（1864-1928）競選下屆總統，得罪袁、孫。北一輝的調查報告指出，日本人參與這場謀殺，日本官方深恐這「謠言」引起中國方面指控，影響日方形象，遂勒令北一輝返國。值得注意的是，北一輝卻指控他被迫返國是孫中山唆使導致！姑且不論刺宋案的真相，由此可見北一輝對孫中山抱持偏見。

在討論北一輝對孫中山的排拒心理時，必須考量到在中國革命領導階層中，孫中山是唯一接受西方教育的領導者，也是唯一不須要仰仗日文媒介，就可以接受現代文明的資訊者。對北一輝而言，中國革命陣營的領導階層中，唯有以純留日背景的人為班底，才能確保維繫一個具有實質意義的中日軍事同盟。在政治考量下，排擠孫中山是極其自然的結果。

然而，當 1916 年北一輝重返中國之際，黃興、宋教仁相繼過世，孫中山已成為中國革命陣營中碩果僅存的元老。北一輝自然無法在孫中山領導的革命系統中獲得發展，再加上自 1915 年起，二十一條條約與五四運動的反日浪潮，都讓北一輝在中國失去舞台。至此，北一輝頓悟到「解鈴還須繫鈴人」，唯有改變日本的對華政策，才能拯救中日間日趨惡化的關係。

1919 年，一戰結束後，列強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當時中國政府未能捍衛國家利益，引發國人不滿，所爆發強烈的反日風潮也就是我們熟知的五四運動。而在五四運動方興未艾之際，頂著反日風潮的北一輝在上海著手撰寫《日本改造法案大綱》。此時他追求的已非早年的社會主義，而是軍事強權的日本。為什麼有如此大的轉變？

北一輝對五四運動的認知是，中國背棄過去「以日為師」的革命路線，他沉痛的表示：

這段時間，耳目所及無非就是一片反日的浪潮。在這片反日浪潮聲中，那些在陣前所謂指揮、鼓動吶喊者不就是那些曾與我共度十年血淚、生死訂交的同志們嗎？若論世間之矛盾還有比此更甚者呼？

有別於與宋教仁合作時，無處不以收攬中國民心為目標，此刻的北一輝認為，中國民眾勇於反日，是受到英國、美國的煽動，中國已經淪為列強勢力角逐的戰場。為此，唯有以強大的軍事力量做為後盾，阻絕外力介入中日關係才能出頭。至於變調的中日關係，則要倚靠軍方發動政變建立一個與舊體制全面絕緣的日本政府才能重建中日友好。

北一輝將五四運動定位為中國對日本文化的告別，與同時期公開聲援五四運動的吉野作造（1878-1933）[1]形成有趣的對比。吉野作造認為五四運動是中國社會對政治民主化的追求，反抗專制政府與帝國主義的新思潮。

五四運動反對的是中國專制政府出賣國家利益給日本政府換取援助的共生關係，所以吉野作造主張日本官方應先保持沉默，先積極推動民間的友善交流，與中國新思潮展開對話。這正是吉野作造與北一輝的差異，形成了兩種選擇，令人遺憾的是日本最後並未選擇吉野作造的路。

1919年底，北一輝返日，回歸早年推動日本革命的初衷。重返日本的他，開始介入政治醜聞事件，透過黑函、恐嚇等方式取財。爾後他將這些經費做為於軍部活動的經費──如同辛亥革命策動新軍的手段。北一輝旋即在政壇崛起，並開始接受政治獻金，建立起軍方的人際網路，串聯少壯軍官並誘之以利，或灌輸革命思想。最終在北一輝的努力下，他的理論與書籍成為這群少壯派軍人奉守不渝的聖典，嚴然成為一股革命勢力。

北一輝在中國的革命經驗中發現，辛亥革命後中國陷入軍閥割據，相較之下日本因為淵源流長的天皇制度，使得日本的革命沒有領導中心重建的問題。因此，在他思想影響底下的少壯派軍人，在1936年2月26日突擊東京市區內的各政府要員官邸，並以「尊皇除奸」為口號宣布政變，史稱「二二六事變」。

令人意外的是，事變最終是以天皇下令鎮壓作結。北一輝雖未參與其中，仍被定罪為政變元兇，死於極刑。但日本軍部也在事變中奪得領導地位，權力開始無限擴充，導致憲政體制瓦解，國家大政由軍方主導。隔年（1937）盧溝橋事件爆發，中日陷入戰火的漩渦。

北一輝終其一生都在宣揚中日兩國為命運共同體，但為何受其思想啟發與奮鬥的日本少壯軍人，最終卻主張侵略中國？為何日本最後走向戰爭？上述的故事細節與問題的答案，都可在黃自進《》一書中尋獲。

該書獨到之處是有八成的資料來原屬日文，有助於讀者透過日本的眼睛觀看中國，突破諸多過往由中國視角所認知的「歷史印象」。歷史有趣之處，想必也在這複雜多變的過去中呈現，如何在直觀的二分法之外，去理解理解這段時局遽變的年代，恐怕是我們必須沉思的關鍵。

[1] 吉野作造被時人稱為「大正民主運動理論先驅」，是著名的知中派。關於吉野作造對中國的認識與評價，詳見黃自進，《吉野作造對近代中國的認識與評價》（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