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惠民:霸權的移轉,以及如何選擇觀察歷史的角度?

福井憲彥著,黃耀進譯,《歐洲霸權的光和影──「近代」的形成與舊秩序的終結》,臺北:八旗文化,2018。
作者:周惠民(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

近代以來,歐洲一直以霸權的姿態活躍於國際舞台,二十世紀以後,雖然西歐逐漸沒落,但美國繼之而起,指導世界各個角落的民主與自由體制,儼然是仲裁者或「世界警察」。許多國家也願意伏低做小,換取保護或一些經濟利益,無疑承認歐美白種人高人一等。但歷史發展的軌跡卻是:十五世紀以前,歐洲文化相對落後於亞洲或拉丁美洲。

十一世紀時,中國為大宋朝,南美洲是印加王朝一枝獨秀,印度各地則由不同王朝統治,都發展出高度文明。阿拉伯的法提瑪王朝控制地中海各地,不斷挑戰以東地中海為基地的羅馬帝國。十一世紀起,歐洲人逐漸接觸東方文化時,驚喜莫名,就如孫猴兒在靈臺方寸山、斜月三星洞遇到須菩提祖師一般。此後,歐洲不斷從東方學習知識,增長見聞。

歐洲後發先至

西歐原本是塞爾特人活動地區,羅馬帝國興起,塞爾特部落遷徙,讓出活動空間。四世紀以後,羅馬帝國重心東移,來自東邊的日耳曼部落移入,散居各地,義大利北方的倫巴底人,法蘭西的法蘭克人,伊比利半島的哥德人,德意志區的德意志人,乃至英倫三島的薩克森、盎格魯人都是日耳曼人。

日耳曼人原本以遊牧為生,只有語言,不立文字,接觸羅馬文化以後,才借用其文字與制度。但日耳曼各部林立,缺乏組織,沒有集權政府,只能從部落組織發展出「封建制度」。但這種封建組織沒有一定章法,各地不同。八世紀以後,法蘭克部落勢力漸強,其共主卡爾(Karl, 747?-814)併吞歐洲中部許多地方,幾乎要建立統一政權,但他身後,歐洲又歸於封建常態。倒是基督教傳播漸廣,反而成了社會主導力量。

至十一世紀之際,諾曼人剛剛抵達英格蘭;法國的卡佩王室(House of Capets)必須面對維京人的騷擾;羅馬教宗則要推動十字軍,號召群眾前往耶路撒冷,但因武器落後、補給線過長,又缺乏統一指揮,軍事效果微乎其微。

西歐人民抵達東方後,眼見東方文化發達,物資充足,從此向東方學習,並藉阿拉伯學者的著作重新認識古希臘羅馬文化,思想逐漸解放。占有地利之便的義大利半島,成了與東方連結的中心,許多在亞洲不足為奇的工藝品,到了西歐都成了稀世珍寶,就連歐洲人的味覺都開始發生變化。

從甘蔗說起

歐洲不產蔗糖,甜味主要來源是蜂蜜,高溫時不易感覺甜味,沒有蔗糖可口,產量有限,價格又高,卻無其他選擇。十一世紀以後,歐洲人從東方進口各種香料,蔗糖也進入歐洲,此後,歐洲貴族才知道甜美的滋味。蔗糖經過長途運輸,價錢可比黃金,王公貴族和富商才能享受,甜食可算是一種身分象徵。英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 1491-1547)、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卡爾五世(Karl V, 1500-1558)都極喜蔗糖,卡爾連喝雞湯都可以攙糖。

當義大利商人緊控貨源時,其他地區希望另謀通路,伊比利半島地區與阿拉伯接觸較多,學習許多海洋知識,計畫從海上另覓商路,並成功抵達美洲與亞洲。這些歐洲航海者的行徑相當強橫,掂量自身實力,可以占領、掠奪,並不手軟,否則也願意花錢購買,反正利潤豐厚。

當然,豐厚的利潤之後,藏有許多風險,疾病、風暴隨時可能讓人葬身異鄉。拉丁美洲最先遭到自稱「征服者」(Conquistadores)的西班牙軍人與探險家荼毒。他們帶來的病菌,造成人口極大消耗。後來為了種植甘蔗,又擄掠大量非洲青年,移入美洲,改變了拉丁美洲地區的人種樣貌。

西班牙商人發財的故事讓其他地區也躍躍欲試,尼德蘭、英格蘭人前仆後繼,與西班牙競爭航線、基地與利益。加上十六世紀歐洲發生的宗教衝突也滲透到其海外活動中。羅馬公教傳教士隨著西、葡兩國船隻前往世界各地,在拉丁美洲的傳教工作在「征服者」(Conquistador)的高壓之下,成果異常顯著。

不過歐洲海外活動仍是以商業利益為主要著眼。工業化以前,農業還是最重要的生產方式。歐洲人發現,蒐購不如自行種植,就發展出「屯墾殖民」的辦法:找到適當地點,引進勞工、種子與工具,種植各種歐洲需要的經濟作物,送回歐洲。西印度群島、南亞,甚至台灣一度都是歐洲帝國主義者種植甘蔗的「屯墾殖民地」。

除了甘蔗之外,咖啡、胡椒、豆蔻都是歐洲人喜歡的「經濟作物」。此外,西班牙的征服者還將馬鈴薯、玉米、番茄與辣椒等作物四處傳播,改變各地飲食習慣。現代的學者稱之為「哥倫布交換」(Columbian Exchange),認為帝國主義者有功於文明。

帝國主義升級

十九世紀以前,武器進步的速度緩慢,使用「冷兵器」時,歐洲人的優勢有限。十九世紀以後,這種情況有了顯著改變,槍砲彈藥的製造技術隨著鋼鐵工業的發展而提升,歐洲海外擴張的行動因而升級,從拉丁美洲到大洋洲,無處沒有帝國主義者的足跡。

原本西歐海外擴張行動由大型控股公司主導,十九世紀起,政府逐漸介入,開始有了「列強」(Powers)的概念。尼德蘭東印度公司於一七九九年底解散,巴達維亞共和國(Bataafse Republiek)一八一五年改組為尼德蘭聯合王國(Verenigd Koninkrijk der Nederlanden)將東印度公司的業務轉為政府經營;大英帝國於一八三三年通過「印度政府法」(Government of India Act 1833),結束東印度公司特權,直接管理印度。十九世紀中期,美國打完內戰之後,也加入殖民行動。此後,海外擴張多由政府與財團合作,運用一切方法,追求政治與經濟利益。

英國學者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 1917-2012)稱十九世紀為《資本的年代》、《帝國的年代》,頗能精準傳達當時的情景。二十世紀初,英國經濟學社會學者霍布森(John A. Hobson, 1858-1940)不斷指責資本家利用金錢,影響政府決策,也運用立法權,獲取更大利益。列寧(Vladimir Lenin, 1870-1924)在這個基礎上出版《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1917),繼續批評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勾連。

許多人討論十九世紀的局勢時,多將眼光放在西歐霸權,很少注意到日本崛起與美國擴張。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者間的碰撞,造成歐洲的沒落,日、美兩個強權則悄悄崛起,也投身於殖民與擴張的競爭。

日本原本是一個隱身東亞一角的小國,千百年來,日本四島上有各種征戰與妥協,逐漸發展出一套封建秩序及與中國相當類似的天下觀。東北亞世界中很難容得下兩個天下,不過十七世紀以前的日本無法與中國抗衡,十七世紀以後的兩百年,日本又不願與中國抗衡,局勢尚稱平和。

但當英美等國商人攪動中國世界時,也順路到了日本,強迫日本締結通商條約。此時日本還有尊王攘夷的主張,生麥村事件發生之後,幾個重要的藩主決定放棄攘夷的想法,積極引進歐美新知與技術,開始徹底西化,順便還接受了殖民思想。當日本打敗中、俄兩國後,與美國合作,接收原本歐洲列強在亞洲的特權,成為東亞強權。

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的衝撞

世界歷史的發展往往出人意表,移民海外的歐洲人,在殖民地上過著稱心如意的生活,日久他鄉變故鄉以後,開始反對「母國」的干預,起來反對故鄉的「暴政」,尋求獨立建國。但建國之後,又不許其他人反對自己。英格蘭在北美洲建立殖民地之後,各殖民地人民開始反對倫敦政府,於是尋求獨立建國,一七七六年成立的美利堅合眾國就是一個明顯例證,而獨立的領導人無一不是來自英倫三島。

十九世紀中,拉丁美洲的「土生白人」(Criollo)也選擇同樣的道路:脫離西、葡兩國控制,建立新國家。美利堅合眾國的總統門羅(James Monroe, 1758-1831)還表示支持,反對歐洲列強插手干預美洲事務,於是薩爾瓦多、宏都拉斯、尼加拉瓜等國紛紛獨立建國,主其事者也全都是土生白人。這種脫離母國而獨立建國的事件,說明了政治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重大課題。

當門羅宣示歐洲列強不應插手美洲事務時,留下一個極大的空白。歐洲人介入美洲事務,算是帝國主義,而美洲人對美洲的盤剝,豈非帝國主義?當歐洲帝國主義者相繼退出美洲之後,美國的資本家很快填補這個空隙,而且比歐洲更有效。「香蕉共和國」(Banana Republic)正可以說明十九世紀以後美國資本主義運作的模式。

香蕉原是熱帶與亞熱帶地區水果,北美洲居民並不懂得欣賞。南北戰爭結束以後,北美地區人民開始「發現」中南美洲的許多好處。一八七〇年之後,美國開始推廣香蕉等熱帶水果,引起極大迴響,許多資本家因此積極進入拉丁美洲,經營熱帶栽培業,尤其以香蕉及甘蔗為主。此時,美國開始積極興建鐵路,運輸量突然擴大,路線也延伸到美洲各個角落。美國的跨國公司在拉丁美洲種植香蕉的面積愈來愈廣,並利用火車將香蕉迅速運到美國各地。

一八九九年時,美國資本成立的聯合水果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和標準水果公司(Standard Fruit Company)已經完全壟斷中南美洲地區的香蕉產業。美國人也愈來愈關切拉丁美洲各國的內政,他們主張美國政府必須協助商人掌控該地,才能確保香蕉供應。但是中南美洲政局並不安定,美國「被迫」不斷出兵干預。一九一二年,美國出兵宏都拉斯,確保聯合水果公司能順利興建運輸用的鐵路;一九一八年,又出兵巴拿馬、哥倫比亞和瓜地馬拉等地,鎮壓當地香蕉工人罷工事件。

一九二八年,哥倫比亞發生香蕉工人罷工事件,美國官員及聯合水果公司認為共黨勢力在背後操縱,美國政府乃威脅:如果哥倫比亞政府不能排除事件,將派武力解決。即便哥倫比亞政府開始處理,美國仍派遣武力鎮壓抗議群眾,造成上千人死亡,婦孺也不得倖免,「香蕉大屠殺」(Banana Massacre)震驚世界,學者提出「香蕉共和國」的概念不就是呼應霍布森及列寧對資本與帝國主義的譴責?

如何選擇觀察角度?

歐洲霸權的光和影──「近代」的形成與舊秩序的終結》一書以近代歷史為中心,討論歐洲霸權的起伏,十九世紀是一個重要的轉換關鍵。當各地民族主義興起之後,歐洲的霸權勢必受到影響,甚至走向終結。不過,歐洲霸權結束,並不表示世界再也沒有霸權,美國興起之後,不就是重複歐洲歷史的足跡?因此許多歷史哲學家主張:歷史是大事件的重演。

法裔美籍學者巴森(Jacque Barzun, 1907-2012)的鉅著《從黎明到衰頹》(From Dawn to Decadence)敘述十五世紀以來西歐從興起走向沒落的過程,他闡述史觀時,不免受到法國年鑑學派史家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 1902-1985)的影響,從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段探討歷史發展的脈絡。

的確,布勞岱爾寫作《菲利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l’époque de Philippe II)時,將歷史發展區分成不同的時段,從地理環境出發,探討社會與經濟變遷,再說明政治與軍事等重大事件。而各種軍事或政治衝突只是任何文明長期發展時的小波瀾。包括巴森在內的許多學者受其影響,多從較長的時間區段討論「大歷史」(Macrohistory),甚至比較不同文明間的差異,這與許多現代學者僅注意短時段的區域研究顯然不同。

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是歐洲霸權結束的關鍵時刻,但歐洲霸權結束,世界並不因此免於霸權。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美日兩國合作,成了新霸權。西歐的「文化優越」心態也轉移到新霸權身上。近年來,亞洲世界雖然也加速發展,卻始終抱持西歐至上的基本觀點。尤其是許多東方學者是透過西方學者的著作去認識歐洲,不免受到其史觀影響,無法站在自身的角度上觀察、理解。從日本學者的著作看歐洲歷史,也許是另一扇窗。

只是,日本學者對自己的世界觀也未必能清楚掌握,日本民族主義的發展反映在「華夷變態」的說法上。日本自唐代接受中華文化以後,將自己與中華文明緊密結合,不免造成自信危機。明末鼎革之際,許多日本知識分子順勢提出「華夷變態」理論,說:「崇禎登天,弘光陷虜,唐魯才保南隅,韃虜橫行中原,是華變於夷之態也。」幸好有日本繼承中華文化傳統,好似俄羅斯認為他們是「第三羅馬」,繼承羅馬的歷史。

日後,日本向朝鮮與中國擴張時,還有一種重建天朝秩序的想像在內。因此,當吉田松陰於一八五〇年代主張「墾蝦夷,收琉球,取朝鮮,拉滿洲,壓支那,臨印度」,建立「帝國生命線」後,數十年間影響甚大,如北一輝、大川周明等都是。大川甚至主張日本帝國是上天所派,富有領導新世界的責任;福澤諭吉於一八八一年提出「東洋盟主論」主張:日本應以東洋盟主自居,不僅要阻止中國干涉朝鮮,還應該指導中國文明進化。這些思想反映在近衛文麿於一九四〇年時主張的「大東亞共榮圈」,並且付諸行動。

從吉田松陰到近衛文麿的一百多年間,日本帝國主義信念未曾動搖。現代日本學者如何描述歐洲霸權,就值得讀者關心。我們不妨先認知作者基本的立論為何?要傳達哪些信息?站在怎樣的立場敘事?是羨慕歐洲的發展?還是小心帝國主義的影響?還是該如何學習歐洲強大的經驗?或者是預示下一個霸權在何時何地興起?

本文收錄於八旗文化《歐洲霸權的光和影── 「近代」的形成與舊秩序的終結》:

令亞洲望塵莫及的歐亞大陸最西部的國家們,如何席捲世界,在現代擴散其影響?最終,近代歐洲霸權又是如何崩壞?一戰結束前的近代歐洲史,是一部歐洲稱霸世界的故事。然而,人類無論哪個時代的歷史都有光明與黑暗的一面。

本書從大航海時代到歐盟的成立──以長期跨距,全面俯瞰歐洲霸權勃興與衰退的四百年。
歐洲稱霸世界的主因──民族國家、產業文明,以這兩條線索為主軸,探索歐洲如何席捲近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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