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不正義的根源,思考何謂「正義」──壓迫和支配結構下的另一種正義面貌

艾莉斯・楊(Iris Marion Young)著,陳雅馨譯,《正義與差異政治》,臺北:商周出版,2017。
作者:陳禹安(長庚大學醫學生、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碩士生)

這是一本什麼樣的書?

正義與差異政治》是一本關於政治理論的學術書籍,然而平實的議論、章節間概念相互呼應的提醒,以及不厭其煩的學術名詞定義補充,使其成為一本得以從學術場域走入人群的書籍,尤其適合正嘗試對社會議題進行思考、採取行動的讀者。這些議題包含種族/族群歧視、性別歧視、恐同、年齡歧視、身心障礙歧視,更涉及了勞動分工和城市生活。

以《星際大戰》系列電影解析社會議題聞名的作者凱斯・桑思坦(Cass R. Sunstein,1954-),[1]曾讚譽本書的作者艾莉斯‧楊(Iris Marion Young,1949-2006)為「過去二十五年來最重要且最有創見的政治哲學家之一」。桑思坦接著說道「她在女性主義與左派政治思想界無人能出其右,而她的作品將會產生持續性的影響」。[2]這點表現在臺灣翻譯書市便是《像女孩這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論文集於 2007 年出版,以及十年後的《正義與差異政治》這本書。

正義與差異政治》一書共分為八章,探討的是二十世紀以降以美國為主的新社會運動,以及政治和哲學理論如何深化我們對政治哲學的基本議題:「正義」的認識。作者強調本書雖要討論正義(justice),但並非要建構一個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其中差別在於,後者做為普世性理論獨立於實際社會制度與關係,前者則是透過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進行歷史與社會脈絡的規範性反思。因此,本書前三章可說是從西方當代情境,思考另一種正義的論述。

除了正義之外,書名《正義與差異政治》中的「差異政治(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也有其意涵。這個概念相對的是本書第五章標題中的「同一性政治(the politics of identity)」。作者贊同以阿多諾(Theodor Adorno)為首等學者對西方哲學與理論的批判,他們認為這些理論論述蘊含同一性邏輯(the logic of identity),這樣的邏輯否認或壓抑差異。本書後五章便延伸這樣的批判,探討在同一性邏輯下所有對於人的觀點,如何全被等同於特權群體的觀點。

若讀者們未閱讀過本書,可能腦海中浮現的圖像是下圖這張網路上流傳的圖片,並將「同一性政治」等同於圖中的平等(equality),「差異政治」等同於正義(justice)。

然而,從第七章中作者對平等的定義出發──「所有群體都能參與、並被包容進制度及位子之中,而差別待遇(differential treatment)有時更能實現這樣的平等(頁 328)」,便能理解作者的平等圖像更傾向圖中的右者。對作者來說,為較矮小的觀眾墊上箱子的做法,或一般所稱的平權法/積極矯正歧視措施(affirmative action),並不是對矮小觀眾加深歧視/加以區別(to discriminate),而是為了區別後「達成了消除某個群體所受壓迫的目的(頁 331)」。

從壓迫和支配思考正義

是的,「壓迫」,作者構想正義的起點正是不正義的根源──壓迫(oppression)和支配(domination),前者指的是對自我發展的制度性束縛,後者指的是對自我決定的制度性束縛。不同於當代正義論述會讓人們看到上圖時,將問題聚焦於箱子──「應該怎麼分配箱子」,而不是「圍牆是以什麼人為基準,為何蓋的那麼高」,或是進一步問「為何進場看球賽的都是白人」。

為了邀請讀者一同構想本書的不正義根源,作者在第一章末給予讀者壓迫與支配的定義。此外,在第二章中詳述了壓迫作為結構性概念的五個面向,除了與物質生活極為相關的剝削(exploitation)、邊緣化(marginalization)、無能(powerlessness)之外,還有任意壓迫群體的暴力(violence)以及與本書後續四到六章密切相關的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3]

因此上圖關於正義的圖像,可以說是作者想要置換的當代正義論述──「分配式典範(distribution paradigm)」的圖像。作者認為分配式典範聚焦於財物、社會位置的分配,一方面忽略了協助決定分配模式的社會結構與制度脈絡如何使群體弱化,另一方面未曾留意當分配的概念從財物延伸到非財物的權力、權利、尊嚴時有其侷限性。

在第三章關於分配式典範意識形態,如何在福利資本主義社會運作的討論中,這兩點便表現為分配式典範無法處理決策權和公共參與的正義課題──利益團體透過政府機關促進自身利益,未被代表的公民被排除於公共討論之外,社會政策形成過程的去政治化,使得人們無法看清宣稱價值中立的官僚體制,如何反映壓迫和支配的結構。

從文化帝國主義理解差異政治

文化帝國主義的概念除了開展四到六章的討論之外,也是回答本文最一開始「何謂差異政治」的重要關鍵。文化帝國主義牽涉到某個支配群體/特權群體的文化與經驗的普及化,並將其作為規範,被度量為不同的或次等的受壓迫群體,則在渴望被認同的狀況下,產生黑人運動領袖杜波伊斯(W.E.B. Du Bois)所謂的雙重意識(double consciousness)經驗──受壓迫群體既渴望被認同,卻又因支配文化認為自己是不一樣的或是劣等的。

這樣的規範隱含本書第四章中稱為同一性邏輯的建構,它試圖在公共生活消弭差異,將差異留在私領域,達到「不偏私/公正(impartiality)」的理想,達成共善(common good),卻排除了那些私人行動做為公共議題的機會,甚至在非公共的場合直言差異造成的偏見與歧視,只因它不是公共場域的意圖行動,而是屬於私領域的、是無意識的。如同第五章開頭引用非裔知識分子法農《黑皮膚・白面具》一書的情境,當白人小男孩看著受凍的黑人說出「媽呀,黑鬼會吃了我」時,現代規範哲學與政治理論,便未將之納入需進行道德判斷的範疇中。

相對於上述超越群體差異的同一性政治,作者支持的是理解群體間關係,並且肯認群體團結、自治的差異政治。差異政治正視個人在雙重意識下分裂、脆弱、複數的主體性,正視一個能讓各種社會群體參與的民主應該是異質的,而大眾要能肯認與代表受壓迫群體的特殊觀點,承認既定制度可能表達的是支配群體的利益,並且在城市生活中、在空間上讓不同的群體,得以混合與重疊,而非同質化與排除。

為了達到這樣的政治理想,作者呼應女性主義「個人即政治」的原則,除了強調公共討論之外,她強調要將「責備(blame)」和「責任(responsibility)」分開,前者強調廣義的回溯性懲罰,後者則是要求前瞻性地改變私領域和無意識的習慣和態度。進一步在這樣的改變中正視自己內在的異質性,掀起一場對主體自身的革命──「去質疑德性、美及理性的支配性規範,推廣自己對自己這個群體的正面定義,並因而將規範多元化(頁 262)」──才有可能與自己視為他者的群體自在相處。

走筆至此,你/妳可能贊同作者的觀點,或是贊同書評作者 Thomas L. Dumm 批評楊將不正義的定義過於延伸,未能回答哪些不正義得以被政策糾正,哪些不行;抑或是贊同書評作者 Murphy Andrew 批評作者忽略了共同性(commonality)的真實及潛能。但這些想法,連同對社會議題進行思考及行動的嘗試,都將值得你/妳花時間好好閱讀這本書。

《正義與差異政治》,商周出版。

*延伸閱讀

  1. Dumm, Thomas L. (1992). Book Review.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6(2): 520-521.
  2. Murphy, Andrew (1992). Book Review.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54(3): 911-914.
  3. Young, Iris Marion,何定照譯,《像女孩這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On Female Body Experience: “Throwing Like a Girl” and Other Essays),臺北:商周出版,2007 [2005]。

本文在寫作時受益於海光人文書院開設的《正義與差異政治》讀書會課程,也承蒙讀書會授課教授張君玫老師、讀書會成員潘柏翰先生、說書編輯部給予本文初稿修改建議。此外,也感謝說書 Speaking of Books 所舉辦的抽書活動,使我在抽中書的第一時間便埋下了寫作此文的種子。最後謹將此文獻給一群陽明醫學系的學長姐們,他們不僅在本書中文版問世前籌組政治哲學讀書會閱讀本書,也在臨床/學術/社會實踐上不斷叩問正義的意涵,正是他們對這本書的好評以及實踐促使我閱讀這本書,進而撰寫這篇文章。


[1] 原書書名為 The World According to Star Wars,中譯本由先覺出版社出版,書名為《原力思辨:哈佛法學教授用星際大戰解析生命中重要的事》。桑思坦教授現任教於哈佛法學院,其他已有中譯本的著作包含 Nudge: Imp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中譯本為時報出版,再版書名為《推出你的影響力:每個人都可以影響別人、改善決策,做人生的選擇設計師》)、Conspiracy Theories and Other Dangerous Ideas(中譯本為衛城出版,書名為《剪裁歧見:訂作民主社會的共識》)。

[2] 原文見:www-news.uchicago.edu/releases/06/060802.young.shtml。

[3] 讀者們可能認為暴力和文化帝國主義是微觀或互動層次上的壓迫,但作者和當時研究女性和非裔群體解放運動的學者們選擇從結構的角度理解這些經驗,進而將這些議題重新帶回社會不正義的課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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