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國的殖民地教育政策,為什麼在臺灣與朝鮮是截然不同的結果?

作者:藍雯威

只是記誦四書五經的教育,一點都不實用。雖然不是沒有文字的野蠻民族,但是從今日的教育來看,實在如同沉居於愚蠢動物的境界。[1]

1895 年,伊澤修二(1851-1917)登上臺灣島前,曾如上述公開表明自己對臺灣教育的想法。而後,伊澤渡臺成為臺灣總督府的第一任學務部長,他樂觀地秉持「臺灣人日本化」的信念,致力推廣灣人學日語,接受日本精神、文化的薰陶。然而,實際實行之後,他才發現,原來南北地區的語言如此不同,他甚至完全無法與原住民溝通,帶在身旁的口譯官根本毫無用武之地。同樣地,在其他殖民地也出現的語言隔閡問題,促使同屬帝國下的朝鮮同樣實行日本語教育,在滿州國與華北地區也普遍設立教育機構,推廣日本語教育。

殖民政府藉由教育達到文化統合的想法不曾間斷過,「日本語教育」即是在各殖民地因地制宜調整教育方針的共通整合手段。然而,同時代的不同地點,一樣執行「日本語教育」,在臺灣與朝鮮卻得到了截然不同的結果。據此,不禁讓人試問在多群族、多文化的殖民地中,該如何看待文化統合?

《殖民地帝國日本的文化統合》即是為此問題而來的回應,作者駒込武在序章首先提出核心的課題:如果近代日本是以憲法、教育敕語、日語三位一體(頁 23)統合形成國民國家,那殖民地的三位一體又有什麼不同?

《殖民地帝國日本的文化統合》,臺大出版中心,2017

作者從教育史的視野出發,檢視日本政府於各地施行的「教育政策」,深入調查負責此類事務的官僚人物,分析教育敕語和日本語教育在各殖民地的實行狀況,及其內質變化,企圖探究殖民地帝國如何運用教育達到文化統合。

本文旨在討論臺灣、朝鮮,與日本語教育、儒教之間的關係,並整理過去日本與臺灣對此書的評論,最後提出筆者的拙見。

無法忽視的儒教

《殖民地帝國日本的文化統合》由京都大學教育學科駒込武教授撰寫,內容係基於其博士論文,另加上幾篇新章節組成。本書以宏觀的視角重新探討日本帝國下各個殖民地的「同化政策」,分析方法有別於其他教育史研究著重於教育機構的數量變化、「國語」教科書的內容、學校成員構成。

駒込以殖民地教育政策的決策者、技術性官僚等人物為著眼點,藉由其留下的資料、公文、意見書等一手史料析論,進一步定義何謂「文化統合」。作者指出,當時的殖民政府因為不時要修改臺灣的教育政策,以消弭民族抗爭。例如伊澤修二起初排斥漢文及儒學經典,爾後之態度轉變,不僅接受臺灣人的儒教傳統,甚至在國語科(日語)的課本附上臺灣語的對譯。

換言之,渡臺後的伊澤意識到臺灣本島的實際狀況,採用折衷方式,加入儒教的元素至教科書中,與日本語教育作結合。如此一來可以得到地方人民經濟上的支持,學生也開始願意入學,才使公學校能夠維持經營。

另一方面,可能是為了削弱臺灣人面對全新的語言和文化的抗拒。持地六三郎(1867-1923)則認為殖民地根本無須「同化」。然而政策丕變,隈本繁吉(1873-1952)主事期間卻又將日語教育放到第二順位,導致臺灣人民不斷地因應局勢,切換「模式」。

不論臺灣人是否「被一視同仁」、或者臺灣人是否要當「日本人」,殖民時期的教育還是以「日語普及」為軸。雖然如此,日本語的意義卻還是隨著時間的更迭而有所不同。教育後的結果是少部分的臺灣人已經開始有「自己是日本人」的意識。但是,同為殖民地的朝鮮,日本語的「效用」卻有很大的不同。

反觀朝鮮,在被殖民以前,很長時間處於單一國家的狀態。日本殖民政府如法炮製在臺的日語教育,在朝鮮戮力推廣日語普及。不過日本政府很快就意識到朝鮮土地上有兩股不可忽視的兩派,一是執著於李氏王朝、死守著傳統儒教的兩班階層;一是奔向近代化的知識份子。那麼,他們該如何面對新來的殖民政府以及教育政策?

朝鮮書堂(圖片來源:https://goo.gl/qAzvZM)

根據作者調查,朝鮮各地區皆設有學習儒學與漢文的「書堂」,可見朝鮮人內心對「儒教」與「日語教育」的拉扯。與臺灣鄉紳所主持的「書房」情況相反,朝鮮的書堂未減反增。人民雖然無法捨棄固有的儒教與漢文,但學習日語卻是出人頭地的入場券。如此複雜的情緒,再加上朝鮮人民對殖民地當局的反感和根深蒂固的儒教世界觀相互作用,強力抵抗了公立普通學校的滲透(頁 116)。如此之下,或許可以將當時的「書堂」存續視為「抵抗公立普通學校滲透」的方式。身在被統治的局勢下,也許繼續接受儒教薰陶,是當時朝鮮人民在適應新政府的過程中,能夠延續過往舊有理念的方式,並且「書堂」也是一處遠離近代化與新政府下的「朝鮮」地方。

日本殖民朝鮮到 1900 年代時,日本官方顯然意識到朝鮮人民是無法透過教育就變成日本人的(「朝鮮人教育不要論」)。當時的〈教育意見書〉提及朝鮮人無法像日本人一樣,看到伊勢神社就會感動[2](頁 92-93)。民族情感是難以用日本語教育植入的,所以殖民政府認為不需讓朝鮮人變成「忠臣良民」(忠良ナル臣民),只需要成為「順臣良民」(順良ナル臣民)即可。然而朝鮮內部的兩班傳統派勢力、美國基督教傳教士以及渴望吸收近代化的知識份子,目的各不相同,朝鮮的內部局勢可謂四分五裂。直到 1919 年發生三一運動,日本殖民政府被迫需要重整統治方針。

宜蘭南澳「蕃童教育所」,即國語傳習所。(圖片來源:https://goo.gl/ePoUVK)

有關本書的評論

本書出版後,引起廣泛的討論,日本的書評有六篇[3],臺灣兩篇[4]。在閱讀駒込的分析與實證,讀者能在錯綜複雜的歷史脈絡中釐清一些觀念。尤其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將「社會結構層次」做成座標軸圖,並且利用二分法的分類,這些創新的方法引起了不少討論。如橋谷弘[5]評論此書雖然成功地批判戰後的民族主義,但若從歷史學的角度探究語言與文化政治的脈絡關係,兩項對立座標軸的呈現方式太過於「結果論」。

並木真人也提到本書的理論分析及實證確實有相互關係,但如此之分類切割過於簡單化[6]。臺灣學者何義麟[7]則在評論中指出:本書把探討重點放在「國語」教育,以同化政策作為「分析對象」,此概念和分析方式雖然在當時有別於臺灣史研究者的手法,但作者用兩元成對的方式,會讓歷史的多重樣貌過於簡單。

不過,筆者卻認為,由於此書是一本相當縝密的學術專書,作者將其繁複與不易理解的脈絡以明瞭的座標軸表示,無疑能讓讀者更能一邊看著圖示,一邊思考已閱讀過的前文,達到加深印象的作用。二元相對的分類法清晰明瞭,但是將複雜的歷史脈絡利用大方向式的分類,著實過於簡單化。另,作者在本書大量使用日文資料,而較少使用中文與韓文資料(英文資料則更少),可能會讓歷史史實的解讀不夠全面。本書時常被歸類為殖民地教育史的研究專書,只要觸及戰後殖民地歷史相關的研究,都必須拜讀。作者的寫作手法非常有深度,日文原文語句不時展現日文學術寫作的轉折寫法。筆者認為即便是已經對殖民教育史有基本認識的讀者,雖然會感到其內容生動有故事性,但依然需要時間細細咀嚼文字,才能理解其中涵義;倘若是對殖民地歷史沒有基礎概念者,更會感到此書不那麼平易近人。

接觸殖民地教育史的人都知道這是一本不甚好讀,卻又不可忽略的重要著作,讓人著實感到「難分難捨」。因此中文譯本的誕生,可謂造福華語圈的讀者們。在此書出版後的二十一年之間,殖民地當地人民的教育、政治發展等研究的大作紛紛出版,與此書相互輝映。筆者認為作者提出許多面相迫使讀者思考「統合」、「同化」,這些常被運用的字眼該如何被理解與解釋。因而儘管現在殖民地史的研究越趨蓬勃,且不斷有新的著作出版,回頭閱讀《殖民帝國日本的文化統合》仍然會有新的啟發。

註:筆者在閱讀此中文譯本時,偶爾會看到日本原文的「影子」。也許是日文漢字的影響,例如頁 55 和頁 119 文中的「注目」二字,意旨提心、留意、提神,日文中的注目意旨視點集中於一物、注意、關心,翻譯者直譯的結果是忽略中文語句的流暢度與涵義。在此不一一舉例說明。將重要書籍翻譯時,該如何用自然的中文表達艱深內容卻又不失去原文的語義和意境,是翻譯者們最苦惱又糾結的部分,期待日後此書再版時修改。


[1] 「四書、五経の暗誦に過ぎざる。実用に遠ざかる事甚し。無文字の蛮族にあらずと雖も、今日の教育より見るときは蠢愚たる一動物の境界に沈み居る。」伊沢修二〈臺湾教育談〉《伊沢修二選集》,頁 571,1895 年(節錄駒込武《殖民地帝國日本的文化統合》吳密察、許佩賢、林詩庭【譯】(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7),頁 54

[2]駒込武〈朝鮮:1900 至 1910 年代-弱肉強食與平等博愛〉《殖民地帝國日本的文化統合》吳密察、許佩賢、林詩庭【譯】(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7),頁 92-93。(彼本居宣長參拜伊勢大廟,吟詩:雖然不知為了何事而來,但感動莫名淚水婆娑,此詩,實為日本民族心情最簡明直捷的表現。誰能斷言能同化朝鮮民族,使他們能體會這種美妙的情感呢?)

[3] 橋谷弘〈駒込武『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歴史学研究》第 699 期(1997,東京),頁 49-50。佐藤秀夫〈駒込武著『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教育学研究》第 63 卷 4 期(1996,東京)頁 414-416。藤澤建一〈駒込武『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日本教育政策學會年報》第 4 期,(1997,東京),頁 239-242。安田敏朗〈駒込武著『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日本史研究》第 425 期(1998,東京),頁 81-85。並木真人〈書評/駒込武著『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歴史評論》第 575 期(1998,東京),頁 131-136。

[4] 何義麟〈駒込武,《植民地帝國日本的文化統合》〉《新史學》第 11 卷 4 期(臺北:新史學雜誌社,2000),頁 131-137

張隆志〈評介駒込武《植民地帝國の日本文化統合》〉《臺灣教育史研究會》第 1 期(臺北:臺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1998),頁 3-7

[5] 橋谷弘,頁 50

[6] 並木真人〈書評/駒込武著『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歴史評論》第 575 期(東京:校倉書房,1998),頁 131-136

[7] 何義麟,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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