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對德國難道沒有貢獻嗎?」——這些年,德意志在歷史與記憶間的掙扎

作者:郭秀鈴(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希特勒對德國難道沒有正面貢獻嗎?」

從開始研究德國史到教授德國史十多年的今日,這個問題一直在我身邊打轉、從未消失過,人們常問:「希特勒這麼一個如此積極改造德國、自始至終完全以德意志民族利益為優先的政治強人,他難道沒有正面貢獻?」是的,再怎麼十惡不赦的個人,對家庭、社會、國家,都或有貢獻,遑論這位舉世聞名、曾經以德國國家利益為名翻攪國際政局無數次的政治領袖?

希特勒與戈林,攝於 1932 年。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一、德國人怎麼看待希特勒與納粹黨?

這個問題隨著我對德國研究與認識的漸次深入、愈顯得複雜,無法三言兩語說清楚⋯⋯

自 1871 年普魯士統一德意志地區各邦至今,這幾近一百四十年的歷程,德國在各領域搶盡風頭、獨領風騷,從不曾在主要國際舞台上缺席,無論是政治、經濟、哲學、工業科技,甚或藝術文化等;也因此,想要理解德國的歷史、記憶與當下境況,這個複雜糾結的龐大議題,需要方方面面的認識與多方觀察。

近日在國際媒體上關於德國的沸揚討論的焦點,是被英國脫歐、歐盟申根邊界與移民問題,搞得焦頭爛額的德國首相梅克爾。這些燙手議題各自都有其盤根錯節的歷史淵源,而其各個面向也都有著環環相扣的因果關係。從俾斯麥促成德意志聯邦統一,到兩次世界大戰、從戰後的國際協商決議,到德國的分裂與再次統一,德國人民的心情跟洗三溫暖一樣,極致的「勝利」終究也帶來極致的毀滅。

隨著時間演變,德國人民每個世代對於自身國家的歷史境況有著截然不同的理解:十九世紀後半葉的他們,在找尋文化認同、國族一統使命、擁抱開創工業化發展的積極腳步中,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戰;兩次大戰戰間期的低瀰、消頹,到希特勒與納粹黨的出現、進而振臂一呼,帶領所有德國人民大步朝世界一流強國隊伍邁進。

這些在此階段中心悅臣服、積極上進的德國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看到了人性的黑暗與最深的絕望,而他們戰後必須面對的,不僅是國際視聽的強力譴責與國際法庭的賠償罰則,更難處理與面對的是每個國民內心的愧疚、質疑、喪失信念,以及個別地如何面對自己的下一代、如何向他們解釋這一段不合理性與人道精神的經歷?

況且,被納粹迫害的並不僅止於猶太人,德國人民彼此間也被以「國家民族利益為優先」的冠冕旗幟,多番整頓。他們之中,有人一開始就完全相信這個國族利益至上的信念,並以它為畢生職志;有人反對這樣激烈極端的思維,這些人很快便被羅織入獄;而更多的人則是在沉默觀望後,自願或非自願地加入這「愛國愛家」的群眾行列。

上述難題在戰後、尤其是年輕世代反叛思維喧囂的 1960 年代,特別棘手、煎熬,批判德意志國族意識的言論聲浪相當浩大。而這樣的歷史陰影,一直到今天,從來不曾從德國人腦海裡消逝。這也是為何在德國、在歐美、乃至全球各地,人們聞希特勒(或納粹黨)色變,也因為這樣,今日的德國,對於國旗、國歌這些象徵物的使用也特別敏感、小心。

德國現任總理梅克爾(Angela Dorothea Merkel,1954-)於柏林總理府開放日替群眾簽名,攝於2007年。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二、國族認同、戰爭與今日德國

今日全球所處世界昇平、七十餘年無大規模全面性戰事的榮景,就人類歷史發展歷程來說,並非常景。這現象正面觀之,或可視為人類文明進步的表徵;但以悲觀角度而言,或許也暗自意味著新的危機四伏。中東地區、以及北韓與美國間一再相互喊話挑釁、蠢蠢欲動的格局,讓人格外憂心:這已歷經整整三個世代未曾親身見識與體驗過戰爭殘酷的人類社會,是否已忘卻了歷史血淋淋的教訓?

也因此,在這個時代節點上,重新深入細緻地檢視兩次世界大戰發起國──德國,在戰爭的前、中、後所遭逢的困境與劫難,顯得特別重要。

回顧德國歷史,無論統一或分裂,做為一個民族國家,德國從來就不曾是個有扎實穩固自信心的民族國家。這一點當然並非是德國才有的問題,世界各其他民族國家在自身文化與族裔界限上,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外在與內部歧異。不過,比起英國、法國這些已在中世紀時期便屢經邊界戰爭洗鍊的國家,十九世紀末期才出現的新興德國,面對歷史上周遭列強的入侵占領、以及內部各邦國的發展程度不一、無法達成簡單共識,因此其憂患意識特別強,也就不該是個難以理解的現象。在這些不安、惶恐中步步為營的德國人,如何富國強兵、保衛疆土,一直是政治領袖們日思夜想的關切。

在這個脈絡下,比起英國起步較晚、卻突飛猛進的德國工業化發展,它在國家經濟、軍事等各項建設上自然也顯現了格外強烈的野心。二十世紀初期的德國,無論是醫療科學、化學工業、營造技術、軍備建設⋯⋯等,皆已有了長足的進步。

這些發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初試啼聲,儘管受了挫敗,威瑪時期的反省與修正,讓人民(企業、中產階級、勞工⋯⋯等)重整腳步,在希特勒所帶領的納粹黨奪權以後,則快速地將各項物質發展強勢地拉到極致(環城與城鄉間的高速公路、長幅跨山岳河谷的現代化橋梁、國民汽車、高效能化工企業、藥廠、推廣一致健康生活型態的衛生博物館、世界級首都柏林的完整改造計畫⋯⋯等),為了掩蓋內部的分歧,把國家內部總體壓抑的能量轉而向外、拉到蓄勢待發的境地。

納粹政府把人民積極參與這每一個環節的發展與生產,表彰為最好的愛國心展現。到了1930 年代末期,這些實質參與、完全地服從,則在敵我意識高張的備戰與進入戰爭時期,順理成章地成了絲毫不可被質疑的全民信念。

(如果你問我,人民為何沒有反思或獨立自主思考的能力?今日我們之中鮮少有人敢在網路上違背鄉民言論,那麼,試想像在那個劍拔弩張、保守壓抑的時代氛圍下,換成是你我,恐怕也只有默默隱身入人群中吧?)

希特勒乘坐福斯汽車,右首站立者為斐迪南‧保時捷,德國國民車金龜車發明人。圖片來源:《德意志:一個國家的記憶》。左岸文化,2017年8月。

三、記憶與紀念碑

二次大戰後的德國社會面臨的是直接的政治、經濟制裁、與國族、文化自信問題。

十九世紀末期德國統一以後的俾斯麥紀念碑樹立風潮、普魯士君王肖像紀念碑、以及後來所有納粹時期豎立的紀念碑與建築物,都在反思風潮裡被推倒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種深切批判反省自身歷史的藝術創作(許多與記憶、紀念碑概念相關),約瑟夫・波依斯(Joseph Beuys)、安塞姆・基弗(Anselm Kiefer)、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等是非常好代表人物。

此外,另有數量相當龐大的在二戰時期因受納粹黨排擠或迫害而輾轉逃亡海外的各領域菁英,如密斯・凡德羅(Mies van der Rohe)、沃爾特・格羅佩斯(Walter Gropius)、漢娜・鄂蘭(Hanna Arendt)等,這過程的苦難與磨難,淬鍊出了他們在海外定居後格外優秀、深刻的作品,而歷史與記憶的反思則往往成為這些作品的核心焦點。

二十世紀末期再次統一後的德國,對於歷史記憶有了進一步的思辨與討論,這些思維也在每一次的大眾論壇裡,經歷反覆的檢視,而逐步全盤統整,各大城市內的歷史反思紀念碑是最好的表徵。

柏林作為首都,每一棟公共建築與紀念碑都是全德人民與世界關注的焦點:從德國新「國會大廈(Deutsche Bundestag, 舊稱Reichskanzlei)」、在菩提樹下大道上的「新崗哨(Neue Wache)」、北側的德國歷史博物館整擴建工程、南側的「歐洲猶太人受害紀念碑(Denkmal für die ermordeten Juden Europas)」, 到「柏林猶太博物館(Jüdisches Museum Berlin)」,每一棟都由知名國際級建築師操刀,歷經多番公聽會討論與調整,以期最終能呈現出德國人民自我反思與定位,以及與國際社群討論、協商後的共通歷史記憶。

柏林歐洲猶太人受害紀念碑。圖片來源:《德意志:一個國家的記憶》。左岸文化,2017年8月。

四、小結

經歷了一個漫長的二十世紀的德國人民,對於歷史、記憶與當下的發展,有著比任何一個區域人民更謹慎細緻的態度。德國社會對於自己在每個節點上所做的政治決定,都格外地小心。談到了這裡,面臨今日的歐盟經濟危機(希臘的龐大財務缺口)、大量的敘利亞與非洲難民潮、英國的脫歐⋯⋯等,如果你是梅克爾,會做出不一樣的決策嗎?

本文改寫自 106 年 8 月 16 日於誠品書店敦南店【敦南夜講堂:德意志系列】「從建築看德意志的歷史記憶與掙扎」演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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