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凱麟:韋勒貝克,或小說的擴增實境

作者:楊凱麟(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跨域研究所教授)

再次的,韋勒貝克(Michel Houellebecq)以小說掀起了滔天巨浪,在他的第六本小說《屈服》裡,擱在賭桌且準備與全世界梭哈的是伊斯蘭教。

「使用了恐懼的事實」,他這麼承認。但小說裡並沒有毫無節制的「恐怖主義到底」的血腥情節 ,相反的,出現的是伊斯蘭超級天才政治家,經由極高明的政治協商在二〇二二年的法國總統大選中一統江山,反伊斯蘭反移民反歐元的極右派民族陣線瑪琳.勒朋出局,法國全面被伊斯蘭化,一夫多妻、保守服飾、女性退出職場……各種新制與習俗悄無聲息地改變社會的樣貌,政教再度合一,阿拉伯世界的巨大財源挹注到各種重要職位上,皈依伊斯蘭教者獲取一切利益,薪資、住房、美食、收藏、嫩妻等等唾手可得,歡迎有能力的伊斯蘭兄弟共同加入這個美麗新世界……。

這本「政治預言」小說(或「政治驚悚」、「政幻小說」、[反]烏托邦小說……)刺中歐洲最敏感的神經,直球對決般毫無意外引爆了左派勢力的集體憤怒、焦慮與深重挫折。

二〇一五年初上市前夕,法國媒體沸騰閃爆,各方政客、評論、名嘴廝殺見骨,有人直說這是「文學自殺」(suicide littéraire),伊斯蘭恐懼症者寫出的最失敗、腐化文學的書,也有人將《屈服》與《一九八四》、《美麗新世界》並列為「揭露現在真相」的預言。作品引發的政治評論(與謾罵)遠超過文學評論。

以小說家的自由(寫作的自由與選擇議題的自由)嚇壞所有人,無人能出韋勒貝克之右,他似乎總是深諳於示範文學的反叛,與必要的政治性,而且每一次總是跨過那道界線,觸及殘酷的底限。

對於韋勒貝克的介紹通常這麼起頭:法國重要作家(有時再加上「最」),最多被讀與被譯的法語小說家,二〇一〇年龔固爾奬得主(得奬後對圍繞的記者群說:以後你們不用再問我何時才要拿龔固爾奬了),然後,是他歷來小說所製造的各種風波與「醜聞」,包括小說裡戀童與賣淫的白描、抄襲、各種政治超不正確等。

他既是小說家也是詩人、攝影師、導演、劇本創作者、演員、評論家、歌手、菸不離手的酗酒者、媒體炒作者、醜聞與極度挑釁者、暢銷書作者、逃稅者,父、母、祖母皆是共產黨員,自我流放在愛爾蘭與西班牙多年後,二〇一二年因「對外語的厭倦」返回巴黎定居。傳奇般的一生與各種創作簡直是當代法國文學的救世主與白馬王子,文學在韋勒貝克之後成為一種生動的現象與事件。

然而,韋勒貝克從不待在我們期待之處。

置身在福婁拜、普魯斯特、塞利納、羅伯-格里耶等偉大法文文體作者之列,他的書寫卻以「無風格」著稱 ,意思是,沒有太特殊易辨別的行文特徵(被喻為「菜市場的波特萊爾」),甚至被舉發在《地圖與疆域》中有好幾頁是未加標注地逐字抄錄維基百科,再版時不得不狼狽地向維基致謝。

這樣的「屈服」,韋勒貝克並不以為然,他以一則短視頻提出或許是當代小說技巧最激進的雄辯,「將現實-虛構糅雜莫辨的企圖,許多人早就做了,我特別受到培瑞克、波赫士的影響……這構成文學方法的一部分……如果他們想成是剽竊,那麼是(他們)水準不夠 。」

米歇爾.韋勒貝克(Michel Houellebecq)(via Wikipedia)

是的,小說所真正押注的全副籌碼在此。小說既非現實也非虛構,而是現實與虛構的不再可區分,虛與實的界線消融於創造性的敘事運動之中,不是簡單的說謊、瞎掰或偽知識,而是動員一切「事實材料」,「補綴、編織、交錯」,但既不是為了「說真話」,更不是為了唬爛,而只是為了最終能抹除真假黑白的僵固界線,劈開讀者的腦袋,讓劃界不再可能,終結一切形式的真理法庭。

因為小說從不是為了黑白分明的世界而存在,虛實判教並不是小說的責任,相反的,當代文學誕生在真假無法被指定、無法被定位也無法被檢證的不可見動態之中,也奠基在此動態所掀起的一切殘酷性上。這便是當代小說家的「債務」,因為不管是在當代哲學或當代藝術領域,一切對真理與真相的再現都已不再可能,真理體制早已傾覆,小說家必須致力於擴增這個在一切形式與意義上「再現已死」的世界。

以小說抺除虛實的界線,韋勒貝克是箇中高手。在這個意義下,他堅定地以小說創作實踐了當代對柏拉圖主義的反叛,但不是以假亂真,而是不僅不再在乎真假,也取消一切與真理的距離測度,不再排序也不再區分。簡言之,不管堅持真或堅持假,都仍然隸屬古典的真理體制,而顛覆的真正創造性在於徹底抹除真假的邊界,從此休談什麼真相,小說僅誕生在界線的挪移、跨越與最終的消失中。

用當代哲學的語彙來說,小說意味著「擬像」(simulacre),柏拉圖世界中所最懼斥否決之物,因為它總是「似乎相似,但卻不真的相似」。因此能錯亂與重置一切真假虛實的僵化判準,摘除了我們總是對於真相的執妄,離開以模仿與再現為志業的柏拉圖主義,贖回屬於文學的權力與威力。

因為小說,虛構與現實正慘烈地相互侵吞,而且因此可以不斷相互跨界,其中之一取代另一,或反之。這不僅是指向早已四處烽火令人喪膽的恐怖攻擊(戰爭已不被框限於電視螢幕裡的敘利亞沙漠,而且侵入法國首都的劇院並屠殺百餘人……),當代小說所欲激起的激進實踐,以層層瓣瓣彎摺疊壘的曲筆所達成的「非虛構」(non-fiction),既非純然虛假或謊言,也非當下事實,而是歷史的加速、快轉(accélération de l’Histoire)與擴增實境,是在時間軸線上動靜快慢的天才調撥與操弄,個體在大歷史的結晶作用下(羅馬帝國一統天下或世界的徹底伊斯蘭化)持續滋生與流變的生命層。

在虛實真假無止境侵越與相互冒犯中,《屈服》是當代最敏銳、激進的高端小說提問。傳統左右派政黨政治早已失靈,性別抗爭逐漸退隱,一切分明的劃界與區隔都在消失,在全球的尺度上存有模式已成為某種「宗教先決」的世界。回歸宗教,甚至是回歸基督猶太教與伊斯蘭教的古老衝突與對決,只是這一次不再是十字軍東征,而是伊斯蘭教的逆襲,意圖在歐洲重建一個「伊斯蘭化的羅馬帝國」,領銜主導的不再是左派或右派勢力,而是媲美拿破崙的伊斯蘭政治協商天才,在尼采宣告神之死後一百年,神再度復活,只是從此祂的唯一名字是阿拉,伊斯蘭(Islam)的阿拉伯文意思正是「屈服於神的秩序」。

這是何種「人間條件」(condition humaine)?何不讓這一切在小說裡實現?正是在這個讓歐洲喪膽的「何不主義」,韋勒貝克擲出了他小說中虛實相間的文學賭注,這本滑行在恐懼上的小說迂迴潛行,一次又一次的折返與逆行,語調陰鬱、氣餒而極度絕望地聲稱「歐洲已完成了它的自殺行動」,直到最後現實與虛假的不可辨識。

在每一次因小說所掀起的「韋勒貝克現象」之餘,《屈服》展示的某種文學當代性更是值得進一步思考。本書主角是十九世紀末法國作家於斯曼(Joris-Karl Huysmans)最頂尖的研究者,在書中翻騰攪動的政治現況中,韋勒貝克寫的其實是一本「書迷之書」,以於斯曼作為漣漪中心層層往外觸及十九世紀法國文壇,建構一整個充滿個人感情的「文學友誼」,並意圖以此重構絕望與平庸的現世世界。

政治與文學、文學與宗教、未來與過去在小說中裂解為多重的平行世界,卻也在主角身上會合。在政治與社會的錯亂與紛擾中,主角不斷重讀於斯曼的作品,被授命主編於斯曼的七星文庫全集(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重訪他當年的行腳蹤跡,政治預言透過文學史的考校與思索而被進一步戲劇化與問題化。

寫小說就是寫「寫小說」的過程與程序,作為當代最聰明的小說家之一,韋勒貝克再次向我們展示這個程序。這次他鑽進「法國文學史」的故紙堆中,以本格的方式見證某種小說即「自我繁殖自我」的詭怪生殖過程。

此期封面為哭泣的伊斯蘭先知穆罕默德肖像,手拿「我是查理」標語,封面標題為「一切都被寬恕」。(via https://goo.gl/vWJ1c5)

屈服》預計上市的當天早上(二〇一五年一月七日),兩名武裝分子侵入並屠殺《查理周報》辦公室,槍手在一週一次的編輯會議中逐一點名開槍,十二死十一傷。當期的封面就是韋勒貝克的諷刺肖像,標題:占星家的預言。

虛構與現實在這一天再度無情的交會,界線再一次的被抹除,只是這次不只是政治預言,暴力也不再被拘禁於字詞或影像中,而是一切現實力量都昂起匯聚並實現其威力的「混合實境」(Mixed Reality)。韋勒貝克中止一切新書活動,在警察保護下人間蒸發。

一週後,《查理周報》在無數人的支持與聲援中如期出刊,封面是哭泣的阿拉伯人,標題:「一切都被寬恕」。

本文摘自麥田出版《屈服 反抗者們,和解的時候到了, 迷途者們,第二段生命即將啟程…… 政治與藝術的巧妙同步── 是小說家的虛構, 也是成像於文字的現實倒影。 是有待印證的預言, 也是朝未來無盡延伸的現在進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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