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寫給香港的情書——讀陳國球《香港．文學：影與響》

作者：路恒

今年金馬影展的主視覺海報，以王家衛的《春光乍洩》為設計靈感，無意間再度提醒了我，距 1997 年已過二十寒暑，而遠去的哥哥（張國榮）也出道四十週年。即便不執著於數字，改變仍是唯一的不變真理，只是我懷疑情感上真能接受的又有幾人？也同樣想問，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東西是不會過期的？

變與不變是創作中的常見主題，更確切來說，是關乎人生的重要課題。於是乎，藉由文學，我們試圖理清那些交雜重疊的記憶，召喚那無法重回的過往，目的或許是希望更加瞭解自己，以期有個走向未來的立基點。而陳國球教授的新作《香港．文學：影與響》，除了追懷舊日外，也正是這樣一封訴說自身如何與文學、香港流連繾綣的誠摯情書。

文學史、抒情傳統、香港文學

陳國球教授，目前任教於香港教育大學，早年研究明代文學批評，後轉向文學史及中國抒情傳統的研究，著有《胡應麟詩論研究》、《感傷的旅程：在香港讀文學》、《文學史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情迷家國》、《抒情中國論》、《香港的抒情史》等。近年則是擔任十二卷《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 》總主編，主編《評論卷一》。

作為一位香港的「本土」學人，陳教授學術關懷的起點雖是中國古典文學，但「香港」其實一直存在於身後的背景之中，而近來所作的《香港的抒情史》，加上這本《香港．文學：影與響》，則是陳教授嘗試顯影這原本隱約的背景。

這本著作分為四個部分，依序分別是「歲華荏苒」、「映雪囊螢」、「縱以清談」、「鏡本無像」。簡要來說，「歲華荏苒」主要從個人的生活經驗出發，講述其在香港的成長歷程，以及其對人、事、物的感懷。「映雪囊螢」為替他人所作之書序與讀書心得、文藝評論。「縱以清談」則是與他人的訪問對談，「鏡本無像」為他人對陳教授其人與其所進行研究的認識。

本書雖由不同主題的文章所集結而成，結構乍看鬆散，其實有跡可循，從其學者身分的角度切入，或可幫助我們理解陳教授的思考脈絡。如書中一篇鄭政恆的〈陳國球――文學歷史．文化傳統．香港文學〉，談及陳教授的學思歷程，主要可由「文學史」、「抒情傳統」、「香港文學」三個部分所串連，而對這三者的思索反省也就交織構成此書的主旋律。

陳教授年少時就已對現代文學深感興趣，但其文學史研究，主要則與其在八○年代時，所面臨到中國、香港迅速變遷的文化環境有關，特別是立足於香港這樣一個「非國、非共」的華語地區。該怎麼評價中國現代文學的作家作品，該怎麼釐清中國文學的流變，顯得別具意義，如陳教授於〈我與文學史與胡適〉回憶到：

當我以胡適作為導師時，中國大陸尚以批判胡適為正道。我正要懷疑胡適，大陸學界卻又漸漸改變態度，要給胡適補上一個歷史的位階。如何書寫『過去』？這問題對我不止是一個具挑戰性的課題，更是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於是我開始認為理解『過去』如何被認知與評斷，也是了解自己存在意義的一個途徑。我開始與臺灣和大陸的朋友討論文學史的種種議題。（頁 40 ）

文學史的建構，是基於對過往文學的理解，而對過往的理解必然深受傳統文化的影響、制約，於是關懷中國文學的陳國球教授，從「文學史」走到了「抒情傳統」的研究。

抒情傳統約略來說，是由旅美學者陳世驤（1912-1971）在一次會議中所提出的概念，主要是對照西方文學強調「史詩」、「戲劇」，這種以敘事類型為主的文學傳統，陳氏認為較重視詩文部分的中國文學，有其強調抒發個人內在情志的「抒情傳統」。

「抒情傳統」論述，其後由高友工（1929-2016）等學者接續延伸，並進一步談到承載「抒情」的文體，其實也不僅限於詩文，即使是小說、戲曲等以敘述為主的體裁，都能見到某種「抒情精神」，且抒情傳統的時間斷限既可上溯至先秦的《詩經》、《楚辭》，就連在近現代的書法、音樂等不同媒體中亦可見及蹤跡。[1]

在陳世驤、高友工二人發端之後，抒情傳統逐漸成為臺灣中文學界開展的學術論題，然陳教授卻不認為其意義僅為臺灣所獨佔，其在〈「抒情傳統」論述是在歷史視野下理解文學的意義——上海《文匯報》訪談〉中提到：

臺灣學者發揚了中國文學的『言志抒情』傳統的意義，固然因為臺灣有特定的環境，是有方便的、有利的地方，但按照我對『抒情傳統』理論譜系的理解，當中聞一多、朱自清都不在同一時空，宗白華也不是；對於中國文化的『言志抒情』的表現，其實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甚至晚清下來，都不斷有人在思考，漸漸演化成一種論述以至認知的方向，……。（頁 158 ）

如果「抒情傳統」是個不斷流轉遞嬗的「活的傳統」，那麼它的「當代性」也就有可能在不同地區展現，即便是殖民地香港。像在〈遁情畢竟更癡情——談唐滌生《帝女花》之〈庵遇〉〉一篇，作者從港人熟知的粵劇《帝女花》談起，並透過其中的〈庵遇〉一段，講述唐滌生如何跨越史實，改良前人的劇作，打造出特有的抒情空間，體現出某種融合敘事的「抒情精神」。這也無意間使港人透過戲劇，參與了歷史、政治的想像；而香港自身的文化與文學特性也因此更加彰顯。

陳教授學術研究的起點，雖是關於明代的文學批評，但在書中提到了早自中學時期，他就已熱愛現代文學。只是當時的文學教育，乃承襲自中國南來的師長輩，他們試圖將自身的情懷投射給學生，故在選文上多承繼五四以來，陰柔感傷的文學品味。

相形之下，反而有關「香港」的書寫卻從來沒有被納入視野，於是青年學子們於成長階段總是在回首他人的前塵，延續某種中年人的傷感。故陳教授在〈感傷的教育〉末尾曾提到：

香港，我們的一代，就是這麼一個失去自己身世的孤兒。現在，又見老父輩來教我們認祖歸宗；我們的記憶，或許從大家族中話聚天倫時，不無少補；我們的失憶，正好把這段野外求生的經歷忘掉。

歷史，不屬於我們。（頁36-37）

情歸何處

〈感傷的教育〉一文作於 1997 年，「借來的時間」終須歸還，但二十年過後，香港就有了自己的歷史嗎？倘若歷史，仍不屬於香港，那文學的空間又剩幾多呢？而如果少了文學，個人的殊性又怎能被看見呢？忽視個體存在的社會，會是香港所期盼的嗎？

我猜想，這些問題可能會是陳教授長久以來所念茲在茲的，因此也才會主持《香港文學大系》的編纂，以及寫作《香港的抒情史》，推動香港文學的記憶建構工程。而這些行為，其實都是探問著香港與文學所存在的意義。

至於書中我印象最深刻的還是〈懷人〉一篇，是作者為了紀念一位早逝的學生所作，這篇文章在寫作中穿插了對其弟的記憶，作者透過雙線交錯，一步步拾回舊日生活的點點滴滴，隨著敘述推進，拼湊的記憶看似將要清晰，卻也因著二者的生命慢慢走入長夜而日漸模糊。文內雖不見呼喊，但並非僅是紀錄，反而更像是在傾訴，好似試圖投遞那無法送達的書信，猶記文章的最後一句提到：

阿弟，「九七」後我沒有離開。我還想把我的香港心，放在我寫的書內。（頁 65）

陳教授的書寫使人易感，但這不是一部〈五柳先生傳〉式的暗褒自陳。本書包含他人對作者的觀察，以及彼此間的深入對話，藉此都能夠看到一位謙虛的「學者」，如何讓文學走進他的生命；以及香港的種種事物，是如何漸漸構築成他的「我城」。陳教授情迷中國，心繫臺灣，更放眼世界，自少年對中國現代文學的情有獨鍾，接著從文學史、抒情傳統再走到香港文學，雖然這條道路不免曲折，且疑惑有時、憂慮有時，但也因著步履不停地探索，路也漸漸變得寬敞了。

陳教授曾至各國講學，試圖將文學帶到更多的地方，但其研究並不「離地」，還是鍾情於香港。宛如《春光乍洩》中的黎耀輝與何寶榮，在飄泊過後，也都要尋求某種「回歸」，只是這個「回歸」，並非簡單地離開或留下的二者擇一，它終究是曖昧、混雜且流動不居的狀態，具有某種難以言詮的「港味」，這或許也是生命的一種實相。

雖然這不是一本足以概括香港、文學的目錄索引，但透過此書，或可讓我們稍稍觸碰到香港、文學的感發力量，並進一步感知到文學、香港既是陳教授生涯「有情」的起始，也是其情的回歸。

[1] 「抒情傳統」的論述如何在現代情境下發揮作用、影響，可參考王德威：《現代「抒情傳統」四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