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豐恩:有根的世界主義與新世界史的追尋

歷史的力量

多年之前,我偶然在日本書店購得《邁向新的世界史》一書。作者羽田正教授,任教於東京大學,也是日本國內知名的伊斯蘭專家,他的父親羽田明、祖父羽田亨,都是日本京都大學的歷史學教授,可說頗具家學淵源。

在這本書中,他以這麼一句話拉開了序幕:

歷史是有力量的。具有改變現實的力量。為人們指向未來的力量。

這句話讓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這本書由日本知名的岩波書店出版,屬於小開本的「新書」行列,篇幅不大,前前後後不過兩百餘頁。在那之後,我反反覆覆翻閱過這本書許多次,甚至曾起心動念,打算將它譯為中文,介紹給台灣讀者。不過,當時並沒有想到,有天我會坐在羽田正教授的課堂裡,親炙他的思想與學問。

那是二〇一四年秋天,我為了搜集論文資料,到東京訪學一年,同時感受日本的學術環境。我想起了羽田正教授的那本書,竟冒昧寫了信給他,希望有機會向他問學請益。那年他在東大開授「全球史研究」的研究生課程,而我在啟程前,正好上了一年全球史的課程,我便以此為引,向他自我介紹。這或許是有些唐突之舉,但信寄出不久,旋即收到了回音。信中,羽田正教授表示歡迎加入課程的行列。但更值得一提的是,他說,這堂課上有來自十個不同國家的學生,課堂上英日文並行,言下之意,是十分國際化的環境。

原來,在羽田正教授的領導下,當時的東大已經和中國、美國和歐洲等地的頂尖大學,建立起密切的合作關係,推動全球史的研究,並共同培養新生代的學者。因此,在他所屬的東洋文化研究所內,由於此計劃來訪的學者與學生,早已屢見不鮮。

一門全球史的課程,有著來自全球的參與者,應該算是十分合適了吧。

新的世界史

羽田正教授也是《興亡的世界史》套書系列的作者之一。這些年來,他與日本其他知名的歷史學者,如京都大學的杉山正明(也是本套書的編輯委員,不少作品在中文世界已經有譯本)、大阪大學的桃木至朗等,各自領軍、分進合擊,在日本推動世界史的研究與撰述。

他們活力充沛,寫書、編書,不斷提出新的想法,刺激著學術界對於「世界史」的想像。但這不是只是一場象牙塔內的熱潮,他們也積極的編寫教科書,寄望透過中學與大學教育,將他們對於世界史的構想,進一步延伸到社會的其他層面,特別是年輕一輩的學子。

這些學者們的專業各不相同──羽田正在法國獲得博士學位、專研伊斯蘭史,杉山正明是蒙古與內亞歷史的專家,桃木至朗則長期致力於海洋史的研究。但從不同的角度出發,他們卻共同有著一個類似的目標:追尋一個「新的世界史」。

不過,究竟什麼是「新的世界史」?又是為什麼,在這樣一個時代裡,歷史學者會覺得我們需要一個「新的世界史」呢?

我們得把故事說的遠一點。

在日本近代歷史上,所謂的「世界史」有過幾種不同的意義,也扮演過不同的角色。在明治維新期間,日本政府與知識分子銳意向歐美學習,歷史也成為他們開拓視野,學習西方的重要手段。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講述世界歷史的書籍,便一個接著一個的推出。不過那時,世界史還不叫世界史,而是稱之為「萬國史」。

一八六九年,西村茂樹出版《萬國史略》,算是這股趨勢的先驅,而後又有箕作麟祥《萬國新史》、津田甚三郎《萬國略史》、天野為之《萬國歷史》,抑或是翻譯著作如《巴來萬國史》、《須因頓氏萬國史》、《低落爾氏萬國史》等等。不過,既然是為了西化,這些書籍當然多半是以歐洲為中心,非西方世界在他們的敘述中,只能算是附屬。

進入二十世紀之後,有越來越多以世界史為名的書籍登場,「世界史」開始取代了「萬國史」。不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戰前日本大學的史學科,是把歷史分為了「國史」(即日本史)、「東洋史」(以中國史為重心)與「西洋史」三個獨立的部分,也就是不存在一個個別的「世界史」領域。(附帶一提,在戰前的台北帝國大學中,西洋史被換成了「南洋史」;而在殖民地朝鮮的京城帝國大學,則是以「朝鮮史」取代了西洋史。)

這種被稱之為「日東西」的框架,一直延續到了今天。它讓日本的歷史學界,在這三個分別的領域,大家輩出,創造出了輝煌的成績。但是,也因為這三個領域獨立發展,本國史(日本史)與外國史之間,變成了各自為政的態勢,而學院派的歷史學者因此很少、也不需要去追問綜合「日東西」這三者的「世界史」寫作,應該是什麼模樣。更不用說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與專業化,每個歷史學者鑽研的範圍越來越小,要捕捉世界史的圖像就更顯得困難了。

二次大戰結束之後,日本的政治、社會都經歷了大幅度的改革,中學的歷史教育隨之改變:東洋史與西洋史合成了一科,以「世界史」之名,列入課程當中。這一次,世界史終於登堂入室。特別的是,儘管在中學教育中,東洋史與西洋史已經合併,但以大學為核心的學術界,卻依舊延續著過去「日東西」的架構。

超越西方中心論

在提倡新世界史的人看來,儘管過去百餘年內,日本的歷史學研究已經翻過幾番,有著長足的進展,但似乎從未能擺脫上述的問題:世界史充斥著歐洲中心論的色彩,也因此彷彿成了專屬於西洋史的領域,日本史或東洋史的學者,要不是自我退卻,就是顯得無從置喙(除了少數特例,如著名的中國史學者宮崎市定)。

甚至在研究上,非西方歷史的學者,往往必須以西方歷史為參照,想辦法將自己的研究範圍套入西方歷史的概念或典範之中。最經典的例子,莫過於直接或間接影響了許多日本歷史學者的馬克思主義。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說法,人類歷史有一定的規律,世界史區分成五個階段: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最後走向共產主義。至於世界史是不是真的符合這樣的「基本法則」,抑或是有其他的變形──比如所謂的「亞細亞生產模式」──就成為了學者們爭論不休的課題。這樣的世界史定律,根本上還是以歐洲歷史為本,好像非西方的歷史,不管是日本、中國、還是其他地方,只能是歐洲這個模範的例外。

一九六七年起,岩波書店開始刊行第一版的《岩波講座世界歷史》,一共二十九卷,作者群集合了日本頂尖的歷史學者,可以反映當時的日本史研究水準。值得注意的是,這套書也沿襲了歐洲史常見的分期習慣,將世界史分為了「古代、中古、近代、現代」四個部分,而把非西方的歷史硬是放入這樣的框架中,而今看來,不免令人有削足適履之感。

歷史學者也是歷史的產物,當然也有時代的侷限。歐美自十九世紀以來支配著世界的政治、經濟,乃至與知識、文化等各方面,過去世界史寫作中的西方中心論,也可說是其來有自。而今歐洲霸權衰落,世界走向多元,在這樣的時代裡,如何超越過去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史寫作,成為了新世界史學者念茲在茲的問題。

這項工作說來容易,實踐起來則困難許多。學術研究是一代一代的累積,必須在前人的成果上往前一步,要拋棄由來已久的典範,不僅需要勇氣、需要識見,更需要大量的辛勤的工作。更何況,世界史本身就是龐大的工程,在學術如此專業化的當下,不可能寄望一兩個不世出的天才來獨力完成。因此,這一代學者在提倡新世界史寫作時,並非有一個明確的結論或定案,而是提出各種挑戰,企圖打開世界史寫作的可能。世界史不是個拼圖,沒有一個既有的模板可以參考;世界史更像是七巧板,元素雖然已經決定,卻可能創造出新的「圖像」。

這也是為什麼,他們說,一個新的世界史還不存在,還等著人們去發想、去書寫。他們的著作,因此更像是一份邀請,期盼更多人能踏上這個追尋的旅程,用新的眼光看待世界、思想歷史。

他們主張,應該對歐洲中心論的概念與框架保持警覺,也應該超越過去將本國史與外國史對立的格局,換句話說,日本史是世界史的一部分,而世界史也應該寫入日本史當中。世界史不是西洋史的專利,日本史(與東洋史)的學者也應該積極的參與討論,從他們的專業提出貢獻,進而發展一種日本(或東亞)視角的世界史。

在這樣的大方向下,我們看到了許多新的嘗試和新的論點。比如杉山正明主張現代世界的起點,不是我們過去所熟知的歐洲地理大發現,而是要從蒙古帝國征服歐亞大陸算起。又比如日本明清史研究的當代大家岸本美緒,幾年來針對東亞的「近世」時期提出不少論見。過去研究這段時間的學者,經常會去尋找中國史(或東洋史)與同時代歐洲史上類同的現象,進而論證中國也進入了所謂的的「近世」(early modern),但這樣的作法仍舊是拿中國史在比附歐洲史;岸本美緒則說,如果十六到十八世紀前後的中國史屬於近世,不是因為中國與歐洲在政治制度或經濟形態上有什麼雷同之處,而是面對了同樣的問題──既有體制崩潰、新的秩序亟待建立,而事實上,各個地方得到的解決方案可能截然不同,進而也產生了不同的歷史圖像。

除了時間,還有空間。在新的世界史中,國家不再是書寫歷史的唯一單位,在國家之內,可以有不同的地域,在國家之上,可以是不同的區域或「文化圈」。這樣的趨勢,不是要否認國家的存在或國別史的有效性,而是看見歷史演變中的不同層次與框架。世界史不只是一個一個國家歷史的集合,也可以是不同區域在知識上、文化上或是經濟上的交流。而更進一步,借用羽田正的詞彙,更為「激進」的方法,則是把「世界」視為一個「整體」──或所謂「以人類爲立場出發的世界史」。

在這樣的視野之下,有些領域因此特別受到了關注。比如海洋史,它帶我們看見不同國家、族群與區域之間的互動及連結;又如環境史,它讓我們認識到在自然面前,國界其實不那麼重要,而人類可以被視為一個單位的命運共同體。

這些新的世界史構想當然不是憑空而生,也不是日本學者們的獨有觀點。他們反映了二十世紀末以來歷史學界的整體趨勢,是國際學界相互激盪下的成果。當年我說有幸旁聽的那門課,可以作為例證。換句話說,新世界史本身就是一個好例子,說明知識的交流如何推動著歷史轉變。

說了這麼多,或許有人不免要問:所謂的新世界史,會不會是只侷限在學院裡的潮流?

如果我們閱讀這些提倡者的文字,不難看出他們雖然身在學院,但心中卻有著更大的關懷。圍繞著新世界史的討論,不只是學術圈的爭論,而是希望找出一條新的道路,透過歷史的寫作,培養出屬於未來的世界公民。畢竟,學習歷史,不只會得到關於過去的知識,同時也形塑著我們對當下世界的理解,以及對於未來的想像。這或許就是歷史的力量之所在。

所以書寫是重要的、出版是重要的,把學院裡頭的辯論、探索和發現,轉化為一般人能夠接觸的形式,才能讓知識發揮它的力量。

這就帶我們回到了《興亡的世界史》。

出版作為大眾教育

這一套從二〇〇六年開始出版、一共二十一本的系列,是作為講談社創社百年紀念而發行的鉅著。這是日本出版界又一次針對世界史所推出的大作,在此之前,岩波書店曾經在一九七〇與二〇〇〇年前後推出兩套《岩波講座世界歷史》,最為受到矚目。其他的出版社,如中央公論社、山川出版社、筑摩書房、河出書房、文藝春秋,甚至是講談社自己,都曾經推出這樣大部頭、多卷本、由多人合著的世界史。雖然都以世界史為名,但他們的形式與寫作角度各不相同,這也提醒我們,歷史可以、也應該不斷的被重新書寫。

前面我們談了很多學者對於世界史的想法,這裡則必須補充說明,在日本現當代的知識史上,出版界以及編輯扮演了非常關鍵的角色──包括書籍與人文雜誌的編輯,他們透過企劃、邀稿,以及與作者往復討論,才讓許多重要的思想得成形;只是多數時間,他們隱身幕後,重要性時常被忽略不見。

《興亡的世界史》出版者「講談社」的意義,尤其值得一提,不只是因為它是間百年老店,更因為它在日本的出版界有十分特殊而具有代表性的位置。

講談社的創辦人名叫野間清治,原本是東京帝國大學(今天的東京大學)的辦事員。他的創業之作《雄辯》雜誌,是把帝國大學校內學生們的演說內容記錄下來,沒想到一舉成功,他於是乘勝追擊,推出《講談俱樂部》雜誌。日語中的「講談」指的是種獨特的傳統表演形式,講談師有些類似說書人,透過單口相聲,講述吸引觀眾的故事,而且時常是以歷史為題材。顧名思義,與《雄辯》相對嚴肅的菁英演說內容不同,《講談俱樂部》刊載的是大眾讀者都愛看的內容。在野間情治的經營下,《講談俱樂部》大獲成功,也讓講談社的名聲鵲起。

但戰前講談社的代表作,則非一九二四年底創刊的《KING》雜誌莫屬。這份雜誌的編輯方針,緊扣著講談社的出版理念:「有趣、有益」,力求符合大眾品味,又在創刊期間投入了大量資源、毫無保留地大力宣傳和廣告,結果第一期便發行超過七十萬冊,而後發行量更一度高達百萬冊,成為戰前日本大眾文化的代表刊物。

在戰前,岩波書店與講談社代表了兩者不同的路線:岩波書店帶有菁英色彩、著重所謂的「教養主義」,是知識分子信賴的品牌;講談社則走向大眾,擁抱一般讀者,重視出版作為一種社會教育的功能。這樣的區別,到今天依舊依稀可見。就拿岩波書店的《岩波講座世界歷史》與講談社《興亡的世界史》來說,雖然同樣出自學者之手,但前者以一篇一篇論文集合而成,學院派的色彩濃厚;後者則更重視敘述的技巧,將歷史的起伏娓娓道來,讓非專業讀者也能進入其中,悠遊其中。

從台灣出發的世界史

這一次《興亡的世界史》在台灣出版,應該是讓我們再次思索世界史的契機。

過去在台灣的歷史教育中,世界史一直是相當薄弱的一環。且不說歷史淪為背誦科目等根本問題(附帶一提,這問題在日本也存在),很長一段時間,中學裡頭教授的世界史幾乎就等於西洋史,而西洋史又幾乎等於西歐史。這雖然有著時代背景,但也不能不說視野上有著明顯的侷限,尤其關鍵的是,我們對於周遭的國家幾乎視而不見。如果說日、韓等東北亞的歷史,還可以從大眾媒體上接觸到一二,那麼我們對於東南亞的認識,可以說是驚人的匱乏。

而這般的世界史,與一般學生遠為熟悉的台灣史或中國史,又是脫節的──大概很少人在上過中學的歷史課後,會注意太平天國與美國南北戰爭發生在同一個時代,因為在我們的教育中,台灣史、中國史與世界史,與其說是理想中的同心圓,不如說是三條不相干的平行線。

晚近高中的歷史教育雖然經歷不少改變,但在一次一次煙硝瀰漫的爭論中,世界史似乎總是被忽視的一塊。好像它無關乎國族、無關乎認同,就不再重要了。不過,如果我們相信台灣未來應該走向世界,那麼我們難道不應該對世界史多投注一些關心嗎?走向本土與走向世界兩者其實不是衝突的目標,認識自己與關照他人,應該是相輔相成的過程。

如果說日本的學者正在努力建構一個日本視角的世界史,那麼我們或許也應該尋找從台灣出發的世界史。借用哲學家阿皮亞(Kwame Anthony Appiah)的用語,我們需要一種有根的世界主義(rooted cosmopolitanism)。台灣將會是一段世界史的起點,而不是終點。

那時我們所講述的歷史,將不再只是荷蘭時代的台灣,而是十六世紀的台灣、荷蘭與世界;不再只是清代台灣,而是近世時代的台灣、清帝國與歐亞大陸;我們將不再只討論日本帝國統治下的台灣,也能認識到同時代其他帝國的發展,與其他殖民地的經驗;我們將看見戒嚴經驗在戰後世界各地的共同記憶,以及民主轉型的各種歷程。到那時候,也許我們就將不再孤芳自賞,也不再顧影自憐。

這一切聽來像是個遙遠的目標。而我們的確還有許多工作需要完成。

不過,也許讓我們也遞出那一份邀請,邀請你一起來探索那一種新的、尚未被描繪出來、屬於未來的世界史。

 【2018年國際書展活動 】台灣要如何在『世界史』中定位自己——《興亡的世界史》系列書系 新書發布會 ▎主持人:富察 (八旗文化總編輯) ▎講者: 郭重興(讀書共和國出版集團社長,金鼎獎得主) 翁嘉聲(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主任,羅馬及希臘史專家,古典學博士) 蔣竹山(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新文化史及全球史研究專家) 涂豐恩(「故事」網站創辦人、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候選人) ▎時間:2/07(三) 13:30-14:30 ▎地點:臺北世界貿易中心 世貿一館主題廣場 ▎詳情:https://goo.gl/36Y48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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