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科學史上的詐騙案,還是目擊真實的證言

1933年,電影「金剛」(King Kong)上映,好評如潮。此後這頭「怪獸」成為螢光幕的常客,屢次翻拍,堪稱歷久不衰的經典題材。導演梅里安‧庫珀(Merian C. Cooper)的發想絕非憑空而來,1965年接受採訪時表示,人生的轉捩點是叔叔送他的一本舊書《赤道非洲的探索與冒險》(Explorations and Adventures in Equatorial Africa)。

電影「金剛」1933年劇場版海報

《赤道非洲的探索與冒險》的作者是一位探險家「保羅‧梮謝呂」(Paul Du Chaillu,1831-1903),他在非洲的故事不僅是「金剛」的原型之一,更可以說是第一位詳實記錄大猩猩的人。不過,他也曾受當時科學界嚴厲攻擊,被認為是位作假詐欺的科學騙子。

保羅真的親眼見過大猩猩嗎?他對大猩猩的描述符合事實嗎?關於這個爭議,究竟是科學史上的一宗詐騙案,還是目擊真實的證言?本文期盼透過《測量野性的人:從叢林出發,用一生見證文明與野蠻》《大自然的藝術:圖說世界博物學三百年》二書,簡述這段百年前「發現」大猩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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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是法裔美國人,從小在非洲中部的加彭(République Gabonaise)長大,後來曾前往美國教授法文。然而語言課程無法滿足保羅的野心,他始終心繫非洲大陸,或更確切地說,朝思暮想著那傳說中的動物:大猩猩。

保羅對大猩猩的著迷其來有自,《測量野性的人》的作者蒙特.瑞爾(Monte Reel)指出,保羅身處的十九世紀後半葉,「正處於分崩離析的邊緣。宗教觀點詮釋的歷史、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以及現代化的民族觀念,世人正熱切地重新思考這一切。」這是一個價值觀、世界觀的重整期,混亂矛盾,每個人都渴望確切的答案。與其說大猩猩勾人心弦,不如理解為人類對未知的好奇,具體而微地投射到這神秘的物種身上。

十九世紀的世界地圖並不明朗,處處佈滿未知之地,博物學家的探險是唯一照亮黑暗的方法。他們走在「歐洲人」未曾履及的土地上,觀測前所未見的新穎物種與地理景貌。然後他們繪測、記錄,將眼前的光景傳回國內,成為拓邊異域的英雄。這是一個發現世界的時代,從國外運回的標本、手繪的素描,告訴世人,千里之外的真實。

博物學家在各處攻城掠地,挖掘世界的幽微秘密,而保羅也不甘落後。很快的,保羅接受費城自然科學研究院(Academy of Natural Sciences)的邀請,重返加彭。他計畫前往非洲內陸,帶回更多標本,為當時科學知識的「未知」填上解答。

十八、十九世紀,歐洲科學界對非洲仍然所知不多,借用《大自然的藝術》的說法,歐洲人「對非洲內陸究竟有些甚麼,卻幾乎一無所知」。保羅的非洲之行搭配著大時代的機運,例如他的非洲背景,以及當時博物學對海外知識的好奇,均推使著他離開非洲,又再度回來。

保羅離開美國後,第一次返回非洲,冒險旅程異常順遂,如有神助。他靠著過人的社交能力,結識不少沿途的部落酋長,方得以突入非洲內陸。同時,儘管保羅沒有接受嚴謹的訓練,但簡直就是天生的博物學家,尤其是一位天生的獵手,槍法精準。今人或許會訝異「科學」、「狩獵」有何干係,但在十九世紀,這兩項活動密不可分。博物學家為製作標本,往往需要獵殺動物,當時並不認為這是一種粗俗野蠻的行為。因此,「博物學家基本上都要培養出神射手般的技能」,這是在野外攝影普及之前,最接近「真實」的法門。

如果要說保羅的非洲之行有甚麼重要發現,莫過於親眼目擊「大猩猩」了。他在部落居民的陪同下,深入叢林,尋覓大猩猩的蹤跡。歐洲的博物學家對這神秘的生物充滿好奇,大猩猩究竟如何生活?他們像猴子一樣跳盪於樹上,還是行走於陸地?他們捕抓動物進食,或是茹素食草?科學界對他們一無所知,惟傳聞兇猛異常,生人勿近。

《赤道非洲的探索與冒險》就是保羅關於非洲內陸的調查,以及與大猩猩相遇的記錄。儘管保羅伊始沒能在美國獲得肯定,但隨後在英國受到科學界堪稱「轟動」的禮遇。任職大英博物館的科學家理查‧歐文(Richard Owen,1804-1892)更將他奉若上賓。

關於大猩猩的記載之所以可貴,牽涉到科學史上的一件大事。1859年,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出版劃時代的鉅著《物種源始》(On the Origin of Species)。該書關於演化的觀點,在此不贅言,惟需指出的是,歐文正是批判達爾文的敵手。

歐文對於演化、嬗變的認知受基督宗教影響,例如他認為「人類是獨特的造物,是獨立於其他動物發展出來的」。如此說來,在科屬上很接近人類的大猩猩,是不是也可能是人類的兄弟?科學界關於演化的討論,與宗教權威的正面衝撞,映照出十九世紀的錯綜複雜與迷人之處。

界定大猩猩、人類是否有「關係」,歐文指出關鍵在大腦的結構,他認為天擇的緩慢作用永遠不可能讓大猩猩的腦演變成人腦。於是解剖大猩猩成為關鍵的科學證據,順著這個脈絡,保羅在非洲的壯舉頓顯重要。因為這不是標本,而是針對大猩猩貨真價實的觀察。

《測量野性的人》(臉譜)、《大自然的藝術》(暖暖書屋)的書影

然而,保羅在聲勢看漲的讚譽之下,亦不斷萌生各種攻訐,其中部分甚至是惡意的無端指摘。德國探險家海因里希‧巴爾特(Heinrich Barth,1821-1865)嚴厲指責保羅「沒有攜帶任何形式的科學儀器」,質疑他「故意偽造材料」,而且「大部分的旅程都是捏造出來的」。另一位博物學家查爾斯‧沃特頓(Charles Waterton,1782-1865)則深信所有的人猿都大同小異,大猩猩應該是生活在「樹上」,斷言保羅不可能在「地面上」遇到大猩猩。

鋪天蓋地而來的質疑,力道不斷加大升級,從科學辯論轉為人身攻擊。保羅自然親身與大猩猩接觸過,即使他確實有誇大所見所聞的嫌疑,但關於大猩猩的描述大體正確。值得注意的是,撇開那些惡意的評論不說,他的「壯舉」不符合十九世紀博物學的標準,才是招致惡評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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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微了解同時代的人「如何探險」,即可知道保羅是多麼「外行」。例如曾多次造訪臺灣的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1830-1899),他在擔任美國駐廈門領事期間,幾番前往臺灣考察。李仙得受過地質學訓練,能親自繪製地圖、地形剖面圖。他會攜帶各種科學儀器,測量氣壓;蒐集岩石、木材、珊瑚,製成標本。

李仙得(左一)及探險團隊在大甲的留影。圖中可見李仙得攜帶不少科學儀器。本圖引用自《觀‧臺灣》第二十八期。

至於難以接近的野獸,即便無法製成標本,博物學家也有觀察、記錄的辦法。倫敦自然史博物館的朱蒂絲‧瑪吉(Judith Margee)所著《大自然的藝術》,收錄兩百餘幅的畫作,大多出自博物學家,或其專屬的藝術家之手。透過此類畫作,就能明瞭博物學家如何克服難題。

《大自然的藝術》各種關於動物、植物、昆蟲、原住民的手繪素描、精細畫作,彌補實體標本的不足。當時要複製實體標本並不容易,印刷圖像較為便利,傳播速度也較快。同時圖解不僅能呈現生物在不同週期的樣態,借重顯微鏡,也有辦法描繪「細小的真實」。如果說博物學是人類探索世界的大冒險,那麼書中的藝術品,以及沒沒無聞的藝術家,就是人類賴以觀察的眼睛。

艾雷特(Georg Dionysius Ehret),洋玉蘭,水彩畫,上等小牛皮紙,一七四四年,469 x 354 mm。他的技巧純熟,偏好使用小牛皮紙,以水彩與不透明染料畫,非常成功地將這一株洋玉蘭花瓣的光滑質地展現出來。本圖出自《大自然的藝術》(暖暖書屋)。

如此說來,十九世紀正是「探險」逐漸科學化、標準化的時代,數據與描述力求縝密詳實,並合乎越趨一致的規範。當時科學界對保羅的批評,進而質疑「造假」關於非洲的資料,實是合情合理。

令人慶幸的是,幾近身敗名裂的困境,沒有磨除保羅的鬥心。他賣掉手邊的標本、藝術品,誓言再次深入非洲內陸。他要讓世人見證大猩猩,那頭在「地面上」行走的猛獸。他要證明,他是正確的。

為了證明清白,他得研習博物學家觀看世界的方法,一切按照規矩。當時許多書籍都提供相應的知識,例如《旅人須知》(Hints to Travellers)、《觀察什麼:旅人的注意事項》(What to Observe; or The Traveller’s Remembrancer)。保羅不僅精讀此類作品,也向當時一流的博物學家請益,學習觀測天文、測量氣壓,甚至練習拍照的技術。

最終,幾經波折,保羅安然返回英國,並出版《阿旋戈遊記:深入赤道非洲》(A Journey to Ashango-Land: And Further Penetration Into Equatorial Africa)。前次質疑的人不是噤聲不語,就是轉而讚賞,這次保羅獲得普遍正面的評價。他證明自己所言不虛,成為眾人肯定的探險家。

正如作者所言,保羅誇張的說法確實值得批評,但這並沒有「嚴重到扭曲事實」,畢竟大猩猩真的能夠直立行走,也是素食主義者。此外,保羅正確地發現不同部落語言之間的聯繫,描述部分部落的習俗,這都成為今人認識過去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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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保羅的故事,得以感受十九世紀「發現世界」的熱潮,並觸及博物學日益精密的歷程。《測量野性的人》《大自然的藝術》乘載的不止是保羅一生的起落跌宕,也不僅是博物學家觀察自然的知識積累。一切之所以動人,是因為今時今日的我們,同樣渴望探尋世界。好比保羅在非洲的深夜,拿出儀器判定所處的緯度,計算紮營地點的海拔高度,然後抬頭仰望,繪製星象圖。人類時時刻刻定位自己,進而重新體會自身存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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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政緯

吳 政緯

迷戀紙本書籍的人,出生於雲林,長於臺東。幻想著回到三百年前的首爾,徒步啃饅頭走到北京,體驗朝鮮使者的視界。
吳 政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