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翁稷安
2017 年由魯伯特・桑德斯(Rupert Sanders)所執導好萊塢版的《攻殼機動隊》,雖猶未蓋棺,但大抵而言,應該可斷定為悲劇。即便抛去《攻殼》的包袱,當作一部原創的科幻片看,也只能說是一部平庸的美式商業片,整體劇情的連貫性和深度上仍顯不足,算是成就了一部華美的特效集錦,沒有太多驚豔之處。
儘管這部 21 世紀的新詮釋讓眾多攻殼迷大感失望,但電影本身完成了好萊塢對攻殼機動隊的原初設定,我們可以從啟用桑德斯這位過去拍攝廣告影片,電影作品僅有《公主與狩獵者》(Snow White and the Huntsman),一部顛覆童話但乏善可陳的作品。他的前部作品靠著話題女演員的美貌和特效的刺激,在商業上取得成功,這也讓我們得以猜測,自電影公司到編導團隊對新版《攻殼機動隊》真人電影的設定──一部訴諸感官刺激(夾雜一點點思考)的科幻爽片。
新的《攻殼機動隊》完全複製 1995 年押井守動畫版的外部設定,卻忽視(或是無力)重現漫畫原作和押井守版的精神內裡,以一襲華美的袍,將舊瓶重新打磨包裝,不在乎瓶裡裝的是酒還是醬油。以目前的票房數字來看(至今以達成全球 1 億 5 千萬美元,本片成本為 1 億 1 千萬美元),這樣的設定在商業考量上不算有太大偏差,押井打造的世界加上新世代的特效,以及喬韓森(Scarlett Johansson)個人魅力和演技,搭配一堆硬底子的配角,這部片至少取得了好萊塢式的成功,與原作和後續的動畫作品相比,好萊塢的成功光環仍不足比擬原作(和後繼的動畫)的傳奇地位。

商業考量顯然不是成就經典的必要條件,不管是押井守的動畫版本或是 1988 年大友克洋傳奇性的《阿基拉》,這兩部衝擊全球科幻世界的經典電影,賣座雖不差但相較於全球化流動快速的 21 世紀,是小巫見大巫,觀眾群屬於小眾,卻有深遠的影響。
以《攻殼機動隊》來說,從漫畫起,動畫、動畫電影,創造出的符號和語彙成為駭客文化重要象徵,2016 年奧利佛・史東(Oliver Stone)籌拍《神鬼駭客:史諾登》(Snowden)這位揭露美國老大哥監控,當今最出名的駭客英雄故事時,特別保留了主角和女主角約會時,兩人皆喜歡《攻殼機動隊》的段落,這個橋段一閃而過,但讓內行的觀眾一眼就鮮明地勾勒出主角的性格。
電視動畫《攻殼機動隊 Stand Alone Complex》中的「笑臉男」(笑い男),雜合了沙林傑(J. D. Salinger)的小說《麥田捕手》(及《笑臉男》、《逮香蕉魚的最佳日子》等)和 1970 年代的格力高森永事件(グリコ森永事件)所創作出的劇情,笑臉人頭像更成為駭客們慣常使用的符號,包括知名的駭客行動團體匿名者(Anonymous)和民權組織電子前哨基金會(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都曾借用這簡單、純真卻意味深遠的標誌。例子不勝枚舉,在在說明了《攻殼機動隊》如何成為賽博叛客(Cyberpunk)中的精神指標之一,以及對現實文化(特別是虛擬世界)的深遠影響。

《攻殼機動隊》大體可以依原著漫畫、電視動畫、動畫電影和真人電影分成四個不同的故事,四者共享著相同的設定:在 2030 年的未來,人們已經能將意識(靈魂)和軀殼分離,機械義體成為未來人類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可以全義體化地活著,靈魂則經由網路彼此連結,灌注在不同的軀殼中。一旦人的靈魂被電子訊號化,再加上人造靈魂即機器意識的出現,產生了更複雜型態的駭客手法,藉由對靈魂(無論是天然或人造)的駭入,進行犯罪。主角「少校」草雉素子所率領的公安九課,便是為了打擊這類犯罪為目標所設立的團隊。
除了心/物分離的設定外,另一共享設定的則是社會背景,未來的世界並未因高科技而成為美好的烏托邦,反而社會階級更加分化,貧富差異加劇,各種大我變向的特權恣意橫行,形成賽博叛客中常見的「High Tech, Low Life」世界。依四種不同出版媒介的設定來簡介《攻殼》無疑是粗暴的,這在愛好者所購成的粉都(fandom)之中,任何概略性的界定和區別,都會引起新的爭論。重製經典從來都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牽一髮動全身,別說是桑德斯的嘗試;就連 2013 年黄瀬和哉重製的劇場版《攻殼機動隊Arise》一改草薙素子的造型,就引來輿論紛爭。不幸的是,好萊塢選擇了最簡單也最粗劣的方式(不是人人都是 Peter Jackson),以片面的呈現換取商業成果。
遭到商業世界的收編豈是一朝兩朝的事呢?早在攻殼在粉絲之間得到巨量的好評之後,各種符號早就出現在流行服飾、模型、電玩等各種商品之中,這回的新電影不過是再一次地向亞洲以外的粉絲們收取稅金。我們大概只能安慰自己,因為商業上的需求,也帶來一些正面的「副作用」,最重要的大概是讓《攻殼機動隊》橫跨個年代的不同版本,有機會重新出現在世人眼前,讓舊雨重溫、新知得以上溯。
以臺灣來說,隨著新電影的上檔,押井守的動畫版也將小規模的重映,這無疑是電影發行商(Catchplay)趁著話題要進場分一杯羹,但粉絲們誰不想再進電影院看看呢;臉譜出版社也將絕版多時的士郎正宗原著(台灣前一次出版是 1995 年的尖端版),以盒裝全集的形式,重譯出版,對科幻界和原作的支持者來說,《攻殼機動隊》漫畫原著重新問世,影響將更為長遠。

臉譜版全集可說好事多磨,一是出版上市首日,就發現編版裝定錯誤;二來則是遭指刪除內頁(性愛)畫面,後已證實為作者個人的決定,在網路輿論衝擊下,出版社也對兩者提出負責而詳細的回應和方案。對於前者,我反而認為買到裝訂錯誤的版本,說不定是不錯的收藏,心/物、靈魂/軀殼的分離,本質上可視作內容和形式連繫的結構,排版錯誤的《攻殼》其實用更具象的方式,闡明了《攻殼》所欲討論的焦點。至於後者,既然只能透過對日本講談社編輯的訪問,間接地判斷作者的意圖,照樣的修改也值得讀者重新思考當年原著所呈現的內容為何?或者有我們忽略的部份?
誠如士郎正宗在原著中所提,《攻殼機動隊》只是對賽博叛客淺嘗輒止的嘗試,某些設定中可以視為 1985 年起連載的作品《蘋果核戰記》(Apple Seed)的延續,《攻殼機動隊》原著更貼近原石,也因為是貼近原石,所以能夠加入一些雜亂卻繞富趣味的片段和實驗,諸如攻殼車(塔奇克馬,タチコマ)的共享意識,以及許多章節反高潮式的嘲諷結局。從原著留下的龐雜片段甚至空白,打造賽博叛客的世界及其內部的對抗,便是押井守版本所重視的核心,反而不再是原作最主要的關懷:人的靈魂究竟是什麼?意即更深層的,究竟什麼是生命?士郎正宗也透過欄外說明文字指出的,他尋求的是更宗教意義的探索。這也說明了漫畫裡,將少校和人造意識傀儡師的結合作為原作終點的意圖,它同時象徵著生命的繁衍、終結和回歸,以及有限和無限共存的本質,呈現的是某種素樸的宗教涵意。
在日本漫畫史上溯源,士郎正宗在《攻殼》裡探求的,更接近手塚治虫在《火之鳥》等一系列漫畫的主題,這種宗教意味在《攻殼機動隊 2.0》中更為明顯,人們在討論《攻殼機動隊》往往跳過 2.0,因為它實在過於艱澀難懂,與其說是要延續《攻殼機動隊》1.0 的世界,倒不如說是要繼續闡釋對宗教的探索,最後更引用天邪鬼的傳說,無性別、如鏡像般倒影的意象作為總結。
士郎正宗絕非宗教狂熱者,他的編排,不如說是藉著網路性格,重新思索人和世界的關係。在這點上,他既能在賽博叛客的範疇內立足,也能思索的更深更遠,這與後續押井守所奠定的路向,有著本質上的歧義。也因此歷史學家亞當・羅伯茲(Adam Roberts)在《科幻小說史》中,評價押井守所詮釋的《攻殼機動隊》時提到:
如果有人想要僅僅基於《攻殼機動隊》(押井守,1995)的故事和對話去理解它對心身分裂的思考,這部片子就是含混不清的不成熟作品。但是由於它優美的多層次視覺文本,每一幀畫面都清晰表達了電影的主題,使得這一思考成功了。

這論斷,除了說明押井版本最精彩的關鍵「畫面」敘事外,也間接說明了《攻殼機動隊》在心身分裂之外,有更重要的關懷和思考,早在一開始就蘊藏在《攻殼機動隊》的基因中。
《攻殼機動隊》是一個龐大的文化現象或系統,我無意也無法進行太過深入的區分,這樣的研究系統自然是開放的,每個人都可以有各自不同的偏重和主張。全譯本的問世,以及各個不同版本的重映,甚至是在商業成功下,推動未來新的版本,都讓這些討論、對話有著更深入、更全面的可能。回過頭來說,這或許才是真人版電影最大的問題,一旦只有軀殼,沒有靈魂,那麼所有的對話都只能被嘆息聲中終結了。
本文轉錄自 The Lens News 關鍵評論之「攻殼文化的源頭:重讀新版漫畫《攻殼機動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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