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度混亂的年代,德國人為什麼接受了希特勒?——《一個德國人的故事》

賽巴斯提安・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著,周全譯,《一個德國人的故事:1914-1933回憶錄》,左岸文化,2017。

第二次世界大戰(World War II)結束後,許多德國人對於過往在戰爭期間的所做所為有所反省,尤其是德國人加入納粹、同意種族屠殺與淨化、猶太集中營建設和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等,仍是許多德國人心中無法抹滅的過去。戰後出生的德國後代更因長輩們過往行徑,彼此產生心理衝突與心結,無法對家人和親友產生信賴感。

「為什麼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能獲取德國人當時普遍的信賴?」、「為什麼德國人會接受納粹政權?」等與德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政黨選擇和定位問題,至今仍被廣泛討論,相關專書也不斷推陳出新。有關希特勒和納粹研究,是個永遠不會過時的研究主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甫結束之際,戰後德國人認為自己為何加入納粹黨(National 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 Partei),並沒有太多想法或頭緒;甚至許多人表明自己不清楚集中營和種族淨化的存在。然而,德國人在反省自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際的行為上,也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想法有所改變。許多人開始確信,德國人在納粹執政之際,並非「毫無選擇」或基於對「政治發展未知」而做出錯誤的決定。

換言之,即便當代德國人的選擇讓人無法置信,但德國人的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際「做出人生錯誤的決定」, 而這段歷史必須讓所有德國人共同承擔,戰後的德國人不僅需要吸收戰敗所帶來的重建和復原問題,也需要檢討德國人在納粹執政期間自身的所作所為,並肩負人道精神,避免歷史重演。

「為什麼德國人當年接受了希特勒?」成為一項很重要的德國社會議題。德國知名作者賽巴斯提安・哈夫納所撰寫《一個德國人的故事》,是解答上述問題的重要資料。特別的是,作者似乎原本不打算出版該書,是其子在整理遺物後,才發現這份書稿。經過專人鑑定後,確定此份書稿所產出的年份為 1939 年左右(頁388-389),顯示此書稿為作者於二戰發生前所寫成。

賽巴斯提安・哈夫納是國際重要的德國史研究者和記者,雖然他非歷史學研究者出身,但他是外界公認德國社會和政治發展的重要評論家,擅長用理性和成熟的筆觸書寫社會問題,透過其文筆展現出無與倫比的觀察洞見和政治自主性。 然而,《一個德國人的故事》呈現的卻是不同於「傳統哈夫納式」的寫作風格:《一個德國人的故事》中的哈夫納看起來很「平凡」,他不是撰寫多本暢銷書籍的哈夫納,不是備受推崇的記者哈夫納,而是為當代德國前景堪憂的哈夫納、一位徬徨的青年。

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在於它就如日記一般,詳實記錄著當代德國年輕人的焦慮感。據哈夫納在書中展現的,這份焦慮感從第一次世界大戰(World War I)後便成形,德國人在心情上甚至從一戰結束後便沒有真正放鬆過。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敗讓德國人的生活有了巨大改變,人們開始沒有快樂的心情、對於自由感到不安、對於政府和各政黨的行為感到無法融入理解。就連戰後所造成的通貨膨脹問題,也沒有太多德國人知道具體原因。

哈夫納回憶道,那時的德國人只知道有一天德國的財政又陷入穩定,大家都能用「和平時代」的物價購買商品,哈夫納很清楚地在書中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到納粹上臺前,德國社會極度混亂的問題。其闡述的混亂感不僅是德國政局更迭快速,連人心的轉變也是如此。一九二三年成為德國現代史上重要的分水嶺,也似乎預示著德國將走向集權之路。哈夫納表示:

…沒有任何民族像德國人那樣,在一九二三這一年之內,以五花八門、荒誕不經的誇張方式,把它們全部都經歷了一遍。

哈夫納認為,一戰後的社會問題是造就納粹被普遍接受的原因。他以見證者的身份,說明秩序混亂的年代,容易使投機者和冒險者充斥於社會之中。因此「納粹」的出現顯然是呼應「時事造政客」的必然邏輯而已。

然而,希特勒和納粹的真正能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是當代德國人知道他們的勢力日益壯大,卻無法預知兩者帶來的威脅。哈夫納在書中不只一次展現對「反猶太人思想」感到反感,可是他的所作所為,或是當時他能做的事,卻不是積極反抗。一如當時多數人多半只能自保,以逃離德國的方式解決問題;或自我催眠,假裝事情不會如所想的嚴重。哈夫納在回憶錄中坦言:

因為那整個東西再怎麼聞就是不對勁,我馬上可以確定納粹是敵人…。…不過在有一點上面,我犯下了絕對的錯誤:我沒有看出他們可以是多麼可怕的敵人。當時我還傾向於完全不把那些人放在心上(這也是納粹那些經驗不足的對手所普遍存有的態度)。那種態度在當時幫了納粹很大的忙,而且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在希特勒和納粹趁勢崛起時,德國社會普遍出現兩種態度:積極接受和被動接受。當社會出現一黨獨大和二元政治選擇時,國家的發展和社會氛圍便會開始變得危險,因為沒有相對制衡的力量。若社會中出現個人崇拜風氣、支持革命和寬容效忠政黨慶祝活動時,國家內部的情勢更加危險。

然而,哈夫納筆下一九三三年的德國社會,卻充斥著宣揚大肆民族主義(Nationalism)和愛國情操的氣氛。德國人一開始用選票反對納粹黨,卻到 1930 年代時,逐漸接受納粹黨存在的事實,甚至因為納粹黨祭出多項「生活優惠方案」,讓年輕人和德國人感受到身為「雅利安人」(Aryan)的優勢與好處,致使社會出現分化;而非雅利安人者則被視為「外來者」,被德國社會隔除在外。

普魯士長期宣揚順從軍隊與國家領導人的思想,似乎也是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人多會順服希特勒的原因之一。著名的德國傳記作家埃米爾・路德維希(Emil Ludwig, 1881-1948)便曾在著作中表示,德國人對於軍服十分迷戀,因此當希特勒重新恢復軍服和軍隊相關的制度時,讓當代許多德國人感到欣慰,有種回到過往光榮時代的感覺;德國人的傳統政治理念也是相對保守,人們(平民)多半被動的接受現狀。在德國的政治史上,也鮮有革命的案例,或是群起推翻國王的例子。

「病態的民族主義在德國進行的自我毀滅,其實有著相當久遠的歷史」哈夫納在《一個德國人的故事》中評述道,德國人已經在 1871 年建國以前,為求尋找、鞏固自身的定位,而被迫或自願參與許多國際戰爭,每每都是在參加戰爭,或是領土受到外敵入侵後,德國人才有辦法團結。因此希特勒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現身」、在動盪的 1923 年後崛起,在德國社會一片失敗陰鬱的氣氛中受到注目,也是符合「德國史的演進」。而這也是哈夫納在書中所強調的: 納粹能夠在戰間期期間統治德國,並不讓人驚訝。

哈夫納也坦承,當突擊隊向他詢問「血統是否為純正雅利安人」時,他為妥協於突擊隊的問話而感到恥辱;但若能因短暫的背叛良知而換取人身自由,背叛良心的道德問題顯然縮小很多。哈夫納在書稿中寫道:

誰要是拒絕當納粹,就必須準備面對淒苦的前景;他將山窮水盡,只能坐以待斃;他必須每天忍氣吞聲,承受各式各樣的奇恥大辱;他只能眼睜睜看著令人髮指的事物不斷上演;他將流離失所,受盡漫無邊際的折磨。

一個德國人的故事:1914-1933回憶錄》讀來最為可怖之處,是其描寫的情境與許多國家的社會問題類似。由於德國的戰敗,我們能以檢視納粹、批評希特勒、仇視種族主義的心態面對過往德國歷史,可是人們若生活在 1914 至 1933 年的德國,是否都很可能成為接受納粹黨的一份子呢? 而我們能做的,便是永遠記得教訓,並讓德國當年的選擇不會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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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hiet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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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於嘉義,生活於臺北,對城市與建築相關研究有極度熱忱的書蟲,重度德語癖好者,最熱愛 19 世紀新古典主義時期的建築。目前正住在德國,體會異鄉生活中。未來希望能在世界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書寫台灣和德國之間的林林總總。

生活於臺北,對城市與建築相關研究有極度熱忱的書蟲,重度德語癖好者。在歷史所中優游於城市藝術史間,最熱愛 19 世紀新古典主義時期的建築,研究領域主要為德國城市與建築藝術史。現於網站「說書Speaking of Books」、「漫遊藝術史」撰寫多篇書評與文章,並為 Facebook 網站「歐洲觀點europinions」德國新聞編譯人員。個人粉絲頁「德牆歐瓦Weg nach Deutschland& Europa」開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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