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就是他心中的尺度:哈夫納,一個德國人的故事(下)

本文為《一個德國人的故事》周全譯序:〈良知即為其心中之尺度〉。 上篇由此去:良知就是他心中的尺度:哈夫納,一個德國人的故事(上)
作者:周全(《一個德國人的故事》譯者)

哈夫納抵達英倫三島之後開始撰寫《一個德國人的故事》。他才寫了一半,納粹德國就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入侵波蘭,英國乃對德宣戰。於是哈夫納把這本具有強烈個人色彩的著作永遠擱置下來,改弦更張以政治做為探討重點,寫出一本名為《論德國之雙重性格》的小冊子。英國在一九四〇年與德國交火,哈夫納是敵國公民,於是兩度遭到拘留,險些被船運至加拿大集中監禁──依照當時德國潛艇活躍的程度,哈夫納不無永遠消失之虞!幸好就在這個關鍵時刻,《論德國之雙重性格》被邱吉爾規定為內閣人手一本的讀物,哈夫納不但從此躲過牢獄之災,進而在英國新聞界打響名號,並於一九四八年正式成為英國公民。如此一來,哈夫納當初寫下《一個德國人的故事》這本回憶錄,似乎就意謂著自己與德國的永遠告別。

邱吉爾規定內閣成員都要閱讀哈夫納著《論德國之雙重性格》。

可是在一九五四年的時候,西柏林出現了一位英國《觀察家報》駐德特派員。他很快就成為廣播、電視訪談節目的常客。德國大眾起初覺得奇怪,為什麼那位記者的德語聽不出外國口音?後來人們才逐漸曉得,原來他從前是德國人。那位「英國記者」當然就是哈夫納。

到了一九六一年,哈夫納重新投效德國新聞界,先後為《世界報》和《明星雜誌》撰寫專欄,並從一九七〇年代開始著述歷史專論。過去他向英國人介紹德國,此後的職志改為向德國人解釋自己的國家,成為一位特立獨行、無法被歸類為「右派」或「左派」的媒體工作者。他寫出的政論,經常在德國政壇投下一顆炸彈;而他撰寫的歷史書籍,例如《希特勒》或《不含傳說的普魯士》,皆為經典名著。其中《希特勒》一書,更是國際間評價最高、銷路最廣的希特勒專論,曾經連續四十三週在德國暢銷書排行榜名列前茅,讓不少專業歷史學家覺得很不是滋味。

《一個德國人的故事》更是一本不同凡響的作品,集奇人、奇事、奇書於一身。德國《明鏡週刊》即曾表示:「我們彷彿聞到了一九三〇年代初期柏林的空氣,當時哈夫納已經預見了希特勒上台後即將成形的災難。」「中部德國廣播電視台」(MDR)表示:「這本青年時代的回憶錄,以難得一見的方式,精確而深刻地描繪出納粹主義崛起的時代氛圍。」英國《泰晤士報文學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的評論是:「哈夫納透過卓越的觀察力與想像力,以生動逼真和令人信服的方式,呈現出德國百姓的心理狀態……其深刻的見解說明了希特勒如何得以大權在握。」美國《密爾瓦基新聞衛報》(Milwaukee Journal Sentinel)稱讚道:「哈夫納就像是但丁的『地獄』嚮導,以詳盡細節描繪出德國逐漸落入納粹手中的經過……全書風格清新、立論直接,而且充滿奇妙的個人色彩,是一本引人入勝的著作。」美國《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譽之為:「第一流的傑出回憶錄。」德國《世界報》則稱之為最偉大的「流亡文學」作品之一。

《一個德國人的故事》在二十一世紀開始不久即已成為世紀經典名著。不過這種空前的盛況起先相當出人意料之外。哈夫納生前從未提及此書──其子奧利佛・普雷策於整理遺物時才意外發現早已泛黃的打字稿。尤其哈夫納自一九八七年以後即因年老體衰而無法繼續創作,逐漸自一般人的記憶中淡出。更何況全書撰寫於六十一年前,完成了一半就因為二戰爆發而束諸高閣,甚至部分文稿已經散失。無怪乎德國 DVA 出版社印刷三萬冊以後,即認為此數量應可綽綽有餘。

結果這本來自一甲子以前、中道而止的遺作,在二〇〇〇年夏末付梓以後立即造成轟動,不但連續數月在德國銷暢書排行榜名列前茅,更成為聖誕節的熱門禮物。一年內僅僅在德國就售出了三十二萬冊。中譯本所採用的最新增訂版於二〇〇二年中面世時,《一個德國人的故事》已經再刷了十幾次!德國更出現迄今未衰的「哈夫納熱」,其一九三〇、四〇年代為德、英報刊撰寫的論述也紛紛被集結成冊發行。

國際間的反應也頗為類似。本書英文版發行人魏登菲德勳爵(Lord Weidenfeld)曾向「倫敦猶太文化中心」發表演說表示:「《挑戰希特勒》(Defying Hitler)是一本最出色和最富於想像力的書籍,是我們所出版過的最重要書籍之一。」(《挑戰希特勒》為《破解希特勒》英文版書名)。連遠在天涯海角的紐西蘭「旺阿努伊」(Wanganui)圖書館也傳來佳評:「哈夫納撰寫偉大歷史論述,並將讀者身歷其境地帶入當時日常生活的能力令人嘆為觀止。這是一本非凡的著作,值得一再咀嚼玩味,並將書中所述牢記在心。這是每個人都必須一讀的著作──不論是否曾經閱讀過有關納粹德國的書籍。」

二〇〇一年下半年,情況一度有所改變,德國報刊突然出現攻詰《一個德國人的故事》的文字。哈夫納一生充滿爭議,為右派眼中的「左派」和左派眼中的「右派」,幾十年來得罪了不少人。其身後所獲得的熱烈讚揚,更令那些人由妒生恨,想利用他無法還手的機會,一舉將之徹底擊垮。率先發難者是一位退休的藝術史教授──保羅(Jürgen Paul)。他在八月十日公開表示,《一個德國人的故事》只可能完成於二戰結束後,理由是書中出現一些此前沒有的用語,例如「最後勝利」(Endsieg)是二戰末期的用語,而柏林地鐵站在三〇年代還沒有「電動手扶梯」……。他的說法很快即遭駁斥:一戰時德國已在談論「最後勝利」,柏林地鐵站於一九二七年即已使用電動手扶梯。

1944 年攝於羅馬尼亞。看板上有向希特勒致敬與迎向最後勝利(Endsieg)字樣

但「柏林自由大學」歷史系教授科勒(Henning Köhler)六天後向保羅提出聲援,發洩鬱結已久的悶氣。他表示:許多事情是哈夫納當時根本不可能曉得的,所以文稿偽造於六〇年代或更晚,然後放置於身後可被人「意外發現」之處,藉以展現自己的「過人才智」並「製造賣點」。「專家」言之鑿鑿如此表示之後,德國新聞界對本書的評價暫時變得比較保守,甚至有些不知所措。

哈夫納之子於是寫下出書的來龍去脈,將之收入二〇〇一年增訂版(〈後記〉的部分)。同時他主動將原稿交付「德國聯邦刑事局」鑑定。「聯邦刑事局」依據紙張的同質性(特殊英國規格:19.8 × 25.2公分)、紙張的水印及年代(一九三六年開始出現)、所使用的打字機(分別為德國一九二九及一九二八年的機型)……,在兩個月後提出鑑定結果:「原稿完成的時間絕不晚於一九三九年。」新聞界並發現,許多哈夫納「當時不可能出現的觀點」,在一九四〇年出版的《論德國之雙重性格》早已白紙黑字表達出來。整場鬧劇自此落幕,哈夫納的聲譽更是如日中天。接著二〇〇二年三月又發現兩份遺稿,於是《一個德國人的故事》出現了最終的版本──最新增訂版。

攻訐哈夫納的理由雖然五花八門,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哈夫納打破了一個歷史神話。

希特勒雖然是被探討得最頻繁的二十世紀歷史人物,可是「希特勒現象」始終無法被完全解釋清楚。某些新聞界和史學界人士甚至在有意無意之間,將希特勒及納粹時代「淡化處理」,並把大多數德國人呈現為純粹的受害者。許多經歷了納粹時代的德國人,更可在後生晚輩質問的時候,堂而皇之表示:「當時的許多事情我們根本就不曉得。」哈夫納卻在《一個德國人的故事》裡面,從一九三〇年代一個平凡德國人的角度,點出了即將成形的災難。這只能表示,當時凡是還沒有閉上雙眼或者視若無睹的人,都不可能看不見納粹的暴行和集中營,以及即將出現的戰爭與大浩劫。

本書的價值不在於做出了預言,因為那些都是我們今天已經曉得的事情。其真正的意義就是,哈夫納入木三分地描繪出他那一代人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成長過程、心理狀態和社會變遷。同時他以最生活化、最直接的方式告訴我們,納粹的「世界觀」如何一步步滲入每個德國人的私人生活領域,最後演成千古悲劇。納粹在本書撰寫時仍為「現在進行式」,使人產生身歷其境的感覺,閱畢以後不覺驚呼:「難怪會變成那個樣子。」美國「亞馬遜網路書店」的書評即表達出各國讀者的普遍反應:「想知道希特勒為什麼有辦法上台嗎?答案就在這裡!」本書也聯帶使人對二十一世紀的時局進行省思。除了德國以外,許多歐美國家的讀者均表示:「同樣的事情今天也可能在我國重新發生。」德國《明星雜誌》甚至在二〇〇〇年非常露骨地表示:「哈夫納的作品提出一個很簡單的問題:當我們面對下一次考驗的時候,果真會有把握做出較佳的表現嗎?」

哈夫納在《一個德國人的故事》的序幕指出,書中有一個「密而不宣的道德寓意」(啞謎)。哈夫納戰後的作為,似乎就為這個道德寓意做出了最佳的解說:納粹其實並沒有那麼可怕,真正可怕的就是當時德國人的集體軟弱和集體精神錯亂──他本人也不例外。如果不在事發當時立即提出異議,日後將不再有置喙的餘地;他在希特勒上台的時候也曾採取「置身事外」、「事不關己」的做法,最後只得期待外國用武力來拯救德國。當他流亡英國撰寫本書的時候,還想「打自己一記耳光」。因此哈夫納在德國新聞界重新起步以後,採取了類似「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做法,對當政者的不當措施立即嚴辭批判。他思慮周密、直言無諱,成為令任何政治人物頭痛的對手。

例如一九六八年一年之內,就發生了兩個著名事件,充分展現了哈夫納敢做敢當的行事風格。當時西德政府準備查禁極右派的「國家民主黨」(NPD),他立刻提出反對意見:「黨禁意謂議會民主因為畏懼死亡而進行的自殺!」(雖然他反對該黨)。西德政府稍後也對左派學生的「議會外反對運動」(APO)進行鐵腕鎮壓行動,他這個六十一歲的老頭子於是和學生一起走上街頭!

2017年1月,德國憲法法庭基於「未實際威脅德國民主」之理由,裁決不予解散NPD。哈夫納想必贊同此舉。

時人對他的評語是:「哈夫納從不向威權低頭屈服。他經常以絆腳石的姿態出現,有時更完全棄自己的前程於不顧。」他去世的第二天,《柏林晨間郵報》(Berliner Morgenpost)更發表了一篇名為〈良知即為其心中之尺度〉(Sein Gewissen war sein Maßstab)的專論:「隨著哈夫納的去世,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不但失去了最嚴厲的批判者,同時也失去了最聰明的捍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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