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蕭條、軍國主義高漲,日本如何一步步走向戰爭?

作者:加藤陽子 ▎譯者:徐曉純

滿州事變的四個特徵

1931 年(昭和 6 年)9 月 18 日晚上 10 點 20 分,在中國東北部(滿州)遼寧省瀋陽(奉天)附近的柳條湖,一部分南滿鐵路被炸毀。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1]等人終於實施了他們自 1929 年就開始精心策劃的作戰行動。

從歷史角度思考滿州事變時,人們總是會先思考這場事變為何會發生。從歷史因果關係的角度考察這場事變是很自然的,且是很重要的。

然而,例如 2001 年 9 月 11 日,美國發生系列恐怖襲擊時,我們把這次恐怖襲擊稱為「史無前例的戰爭(war like no other)」,首先關注到它新的戰爭形態上。因為在試圖了解那些瞬間改變世界情形的暴力真相時,我們會本能地認為從它的「形式」角度切入是最合適的。

柳條湖事件發生後被佔領的北大營的航空照片,1931年 9 月 19 日(每日新聞社)

再回到我們剛才的話題,其實主導滿州事變的石原本人,就是在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際,對於戰爭形態的變化和特徵有著最為縝密研究的人物。

因此,本章將闡明滿州事變所具有的形體上的特徵,來作為本書整體的導入部分。滿州事變有著以下四個顯著的特徵。

  1. 看準對方國領導人不在而發動的;
  2. 由原本不允許干涉政治的軍方主導的;
  3. 明知觸犯國際法,卻設法躲避因違反國際法而受到指責 ;
  4. 不斷擴展滿蒙作為一個地域概念的範圍。

那麼,為何會選擇此種「形式」呢?另外,選擇了此種「形式」,滿州事變又會給日本社會帶來怎樣的變化呢?為了弄明白這些問題,我們首先從第一點來看。

離開根據地的兩個人

當時,蔣介石不在首都南京。蔣作為國民政府主席、海陸空軍總司令,無論在政治上還是軍事上都處於中國的最高位置。張學良也離開了他的根據地瀋陽。張是被稱為東三省(遼寧省、吉林省、黑龍江省)的東北地區實質上的領導人,身居東北邊防司令長官要職。

離開原本應該駐守陣地的這兩個人,當時究竟在做甚麼呢?

事變發生之前,從 1931 年 7 月至 9 月,蔣介石率領了約三十萬國民黨軍,正對以江西省為根據地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發動第三次剿共戰爭。自上一年 12 月的第一次剿共戰起,蔣介石率領的國民黨軍隊就陷入了苦戰。

蔣直面的軍事威脅不止於此。以國民黨內部反蔣勢力的汪精衛為中心,於 1931 年 5 月 28 日成立了「廣州國民政府」,其中又加入了廣東派和廣西派的反蔣聯合部隊。事變的五天前,即 9 月 13 日,蔣介石率領的國民黨軍隊在湖南省與這些反蔣聯合部隊展開了激戰。

當時的蔣介石在江西省和湖南省這兩個不同的地方,分別與兩支不同的隊伍陷入內戰。忙於應付內戰的蔣介石不是在南京,卻是在江西省省會南昌獲悉了事變的消息。

1930 年代的中國各省與省會城市。

另一方面, 張學良此時又在做什麼?

事變前的張為了應對華北的石友三部隊挑起的戰亂,正帶領其麾下的東北邊防軍(以下簡稱為東北軍)的十一萬五千名精銳位於被稱作關內的長城以南的華北地區。

1931 年 8 月 4 日被鎮壓的這場戰亂實際上是由日方特務機關買通了石軍挑起的。關東軍為了準備這場事變,特意事先安排將東北主力軍牽制在華北地區。(黃自進《滿州事變與中國國民黨》)

張學良由於在 1930 年 5 月的中原大戰中沒有加入反蔣聯合部隊而得到了國民政府的感謝。因此,北平(北京)天津的衛戍司令、河北省政府主席等重要職位都由其黨派的人佔據,到了 1931 年,他開始著手將勢力從東三省擴大到華北的政治經濟領域。即便沒有石軍的叛亂,張學良留在東北的可能性也不大。

而事實上,他並非在瀋陽,而是在北平聽到事變的消息的。

謀略的深度

從以上過程來看,事變是趁著蔣和張離開根據地的時間點發動的。那麼為何必須要採取這樣的形式呢?

關東軍是在日俄戰爭後,為了守衛關東州以及保護滿鐵線而設置的軍隊。1919 年 4 月,在廢除了武官制的關東都督府、設置了關東廳的同時,關東軍作為獨立駐紮在滿州的軍事機關成立了。除了守衛鐵路之外,還逐漸利用其軍事力量來強化對日本在滿州權益的維護、實行對蘇戰略等任務。(山室信一《怪獸 增補版》)

但是這支兵力在事變之前,只有從日本本土派來兩年輪換的一個駐紮師團,以及六個大隊的獨立守備隊,合計約一萬零四百名兵員。(江口圭一《十五年戰爭小史》)這個數量與東北軍的十九萬人相比,雙方兵力之懸殊可謂一目瞭然。

以當時關東軍的兵力想要在短期內壓制住整個滿州地區,就必須解決兵力懸殊的問題。而為了除去此心頭大患,就不得不考慮趁著張學良和東北精銳部隊離開老巢,蔣介石忙於剿共戰、對付反蔣聯合這一時期發動事變。

推動國防思想普及的演說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滿州事變的第二個特徵,上文提及第二點的部分,即由原本不允許干涉政治的軍人主導這一點。

有一名青年,出生於石川縣,畢業於金澤第四高等學校,後於 1924 年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在參加了東大新人會活動後,加入了日本共產黨,因 1928 年的三・一五事件(在同年舉行的第一屆普選中,當時的田中義一內閣以治安維持法為名,鎮壓了作為勞動農民黨候選人而公然活動的共產黨事件)被逮捕。

保釋後為了治療病弱的身體,那青年回到了故鄉石川縣。此時為 1930 年左右。青年的名字叫做石堂清倫。

1922 年左右的石堂清倫(石堂清倫《我國異端的昭和史》上,平凡社博物館,2001年)

一天,路過小松町公會堂前的石堂,看到平日在鎮上不太見到的、被太陽曬得黝黑的農民們把公會堂擠得滿滿當當。入口處掛著「時局大演講會」的牌子,陸軍省派來的少佐正在進行演說。(石堂清倫《20 世紀的意義》)講壇上的少佐見識到了貧困底層的農村後,勸說大家為了脫貧必須下狠心採取一定的手段,他接著這麼說:

所謂的「左翼公會」要求土地平等分配,這的確是正確的主張,但即便把日本所有的耕地平等地分配給所有的農民,所獲得的額度也只有五反步(一反相當於大約九百九十二平方米)。接下來他提出了以下值得注目的煽動性的內容:

大家拿著五反步的土地,能把兒子送去中學念書嗎?能讓女兒讀上女子學校嗎?不行吧。

(中略)日本土地狹小人口過剩。這個事實左翼沒有想到。因此,國內的土地所有制度就算徹底改革也改革不了。在這裡我們就必須把眼光從國內轉向外部了。

看看滿蒙的沃土吧。

(中略)侵佔他人土地雖然不是甚麼光榮的事情,但在生死關口也顧不上那麼多了,就讓我們去拿下那片滿蒙的沃土吧。

這樣算來,大家就不止五反步,而是一躍成為了十町步(一反的一百倍,大約相當於十公頃)的地主啦。大家都可以做東家了。

演說中的「左翼」是指勞動農民黨,「左翼公會」是指日本農民公會。之前只是由佃農發起以要求減免地租為中心的爭議,到了少佐發表演說的昭和經濟危機時期,變成了由地主要求發起的收回租地、統一償還所欠地租,爭議的理由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

由於經濟危機受到打擊的不僅是農村的佃農,地主也陷入窘境,圍繞土地引發了地主和佃農之間生死存亡的鬥爭。已經不只是地租的問題,而是上升到了土地問題。

日本農民合作社大會(1926 年 7 月,法政大學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藏)

在理解了這樣的背景後,再次細讀少佐的演說,就可以理解他話中的深刻意味了。在不斷舉出了五反步土地、中學、東家這些擊中聽眾心坎的詞語之後,少佐讓大家去拿下滿蒙的沃土。這次演講是陸軍在地方上推進國防思想普及運動的一個環節。


[1] 石原莞爾(1889-1949),日本軍人,先後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和陸軍大學,在關東軍任中佐參謀時,參與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且是偽滿洲國的炮製者之一。後升任參謀本部作戰部中將部長,1941 年因與首相東條英機政見不合,被革除現役軍職,後任立命館大學教授,有著作多種。

本書摘自香港中和出版之《從滿州事變到日中戰爭》

「讓我們拿下滿蒙的沃土吧!」
──在這煽動的背景下究竟隱藏著什麼?
關東軍策動的滿州事變(九一八事變),
最終帶來了日本政黨內閣制的垮台。

從充滿危機的三〇年代初,
一直到轉入日中戰爭的長期持久戰,
本書細緻地展現了作者眼中,日中雙方的「戰爭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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