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外的國度」就有「意外的國父」嗎?──讀《意外的國父》的疑問與商榷

在巴拿馬宣布斷交一事之後,對此事件,眾人議論紛紛,說法紛紜:有人指出,巴拿馬是「中華民國」建交最久的邦交國,斷交的象徵意義重大;另外一種說法是,與其凱子外交,不如建設國內;也有論者提出巴拿馬是與「中華民國」而非「臺灣」斷交,對臺灣絲毫無損;也有社評覺得,臺灣與中華民國有那麼容易截然二分嗎,這對臺灣同樣具有損失;還有見解指出,應該盡速公投,正名制憲,確保臺灣外交生存。

上述種種說法,不過是筆者在網路討論中看到的其中幾種,在天下人皆可議論國政、群龍無首的民主社會中,自然還有許許多多筆者沒有看到的宏論。然而,藏身在斷交事件背後的關鍵,其實是臺灣/中華民國的「國家定位問題」。究竟「中華民國」是什麼呢?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關係怎麼定位?「臺澎金馬」與上述兩者之間的關係,又怎麼判斷、衡量呢?

今年三月林孝庭教授《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出版,探討「中華民國如何在臺灣形塑的歷史轉折過程」,與此問題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遙相對談。彷彿是延續著討論,六月底汪浩《意外的國父:蔣介石、蔣經國、李登輝與現代臺灣》隨之出版。作為業餘的中國近現代史與戰後臺灣史愛好者,筆者隨即購買來看。

汪浩與其著作《意外的國父》。

作者自謙這本書的內容,本是「讀檔筆記」,然而修改後才發現戰後臺灣史的一條發展脈絡。[1]同時,他也受到《意外的國度》以及日本學者若林正丈《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兩本著作的啟發。在從國際關係角度檢視戰後臺灣史後,他認為「有『意外的國度』就有『意外的國父』」。汪浩筆下的「國度」,是在臺灣的中華民國,而「國父們」即是戰後臺灣的三個領導者:蔣介石、蔣經國與李登輝。

這三人何以成為國父?

汪浩認為,為了保護「意外的國度」,蔣介石在一九五零年代,成功利用當時韓戰、臺海危機等一系列局勢,以務實的外交手腕達到了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目標,使臺灣能夠受到美國的保護。但隨著中美關係改善,聯合國代表權與席位之爭的生死關頭時,為了確保未來在世界上的生存空間,蔣介石願意放棄「一個中國」的代表權,以行動表示若由自己推動臺灣獨立(以「中華臺灣共和國」為國名)是可接受的,但不能接受美國援助臺獨毀滅他們。然而這個想法由於為時已晚,功敗垂成。作者感慨,「若如果能早幾年與美國充分協商,推動這一方案就好了。」

蔣介石

在作者眼中,蔣介石務實運用外交手腕,保住了臺灣獨立自主的國際空間,晚年並在日記對臺灣清楚定位為「獨立自保而已」、「邁向獨立自強之心理」,明確放棄「反共復國」,這是「國家定位」深遠、根本的轉變,從反共基地轉為獨立自保,「才有了臺灣主體性」,這是蔣介石為了保護「臺灣的事實獨立」,「被迫啟動『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史進程」,「意外」促成「現代臺灣 」誕生。因此,作者嘆道:「蔣介石晚年處理外交和國防戰略是非常靈活和實用的,臺灣歷史學家們卻未給他這一表現應有的評價。」就此而言,作者認為蔣介石實是「現代臺灣」「意外的國父」之一。

蔣介石死後,這段期間面臨著尼克森與季辛吉為求聯中制蘇而「出賣」了「中華民國」、中美關係正常化、中美《上海公報》的簽訂與「上海公報體制」的建立、中國三段論「一個中國」原則向外的宣示、奠基於《上海公報》和《臺灣關係法》的美國「一中政策」出現、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中共宣示永不放棄武力收復臺灣等嚴峻的國際局勢,蔣經國持續推動「中華民國臺灣化」面對這些挑戰。[2]

對美國方面,「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後,蔣經國除了堅持「中華民國」是「有效控制臺澎金馬」、在國際法理上不容否認存在的主權獨立國家外,更領導朝野如辜濂松、宋美齡、陳唐山等人,運用對美國會的影響力,成功推動《臺灣關係法》立法。同時進一步「臺灣化」:放棄「唯一中國」正統,提出「中華民國」在《臺灣關係法》被稱為「臺灣政府」的建議。可惜此不為美國所採納。

同時,蔣經國推行「反共、親美、保臺」的「經國路線」,力抗鄧小平「一國兩制」統一攻勢,堅持「中華民國」主權獨立,將兩岸定調為「地位對等」,並將外交政策中心定為「確保美國忠實執行《臺灣關係法》」,對內則推動「中華民國認同」與「臺灣認同」合而為一。作者認為,蔣經國說「我來了臺灣四十年,我也是臺灣人」這句話具有「深遠政治意義」,在於促進「中華民國 = 臺灣」的認同。

蔣經國

簡而言之,作者指出,蔣經國的行為不僅是應對一九七二年中美簽署上海公報後,箝制「中華民國」的國際現實(若林正丈稱為「七二年體制」,汪浩則命名為「上海公報體制」),他更想當「現代臺灣(即領有臺澎金馬的中華民國)」的國父,因此積極推動「法理臺獨」,但又因為平生謹慎,所以最終沒有走出最後一步,轉而「有意圖地」挑選李登輝作為繼承人,因為他認為李登輝與他理念一致,他相信李登輝會加速「中華民國臺灣化」,完成其未竟的事業。就這點角度來說,蔣經國也是「現代臺灣」「意外的國父」。

李登輝作為蔣經國後下一任總統,延續著兩蔣「臺灣化」、「中華民國 = 臺灣」的路線,面對中美兩國建交後的蜜月期,為了確保國際生存空間,除了持續著推動非官方關係的實質外交路線外,也不斷透過各種曝光的機會製造兩岸是不同政治體的形象。

同時,雖然逐步與對岸建立交流管道,李登輝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只願意堅持自己的三段論「一個中國」原則,絲毫不理會「中華民國」的意願。因此他在「一個中國」原則上並不讓步,堅持著蔣經國「一個中國,兩個對等政治實體」的概念,抗拒中國矮化兩方為「中央—地方關係」和「臺灣是中國叛亂一省」的宣稱,繼續推動對等的兩岸定位論述以為抗衡,最終版本就是俗稱「兩國論」的「特殊國與國關係」。然而面對中美關係的蜜月期,「兩國論」受到壓制。作者認為李登輝「有意識地去衝撞『上海公報體制』對臺灣國際關係和國際法地位的框限,希望為未來的總統開路,擔當起現代臺灣國父的角色,可惜,由於中國和美國聯手激烈反對『兩國論』,李登輝最終功虧一簣,沒能將『兩國論』入憲。」

李登輝

總結上述,我們可以看到,整體而言,因應著國際/兩岸關係的劇烈變動,為了確保「中華民國」在國際的生存空間,汪浩認為,以蔣介石為開端,做出了劇烈的「政策」調整:「臺灣化」。這個政策調整以蔣介石遇到的「中」美關係改善、聯合國代表權之爭為開端,作者認為,蔣介石願意接受改名、雙重代表權等舉動,已經是「臺灣化」的開端,「中華民國」開始向現實控制領域「臺澎金馬」收縮;而蔣經國面對著外部壓力的挑戰,除外交上也採取更務實的態度外,更進一步完成「中華民國」收縮至「臺澎金馬」的政治態度,並在「認同層面」將「中華民國認同」與「臺灣認同」揉合,並堅拒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攻勢,堅持「一個中國,兩個對等政治實體」的態度,並親自挑選一定會繼承他們臺灣化事業的李登輝作為後繼者;李登輝不負所託,為了對抗日益強大、美國與之親善的中國,他採取務實、製造曝光度的外交路線,並延續「臺灣化」,製造與之抗衡的兩岸/國際論述:「兩國論」,儘管受到美中的打壓而無法成功入憲,但也為未來鋪墊基礎。

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

作者在結論認為,後來的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事實上仍然延續著蔣介石開啟的這條「臺灣化」路線。馬習會事實上代表了兩岸彼此承認是「兩個對等政治實體」的主張。現今蔡英文必須持續加深這條路線,說服外邦「中華民國 = 臺灣」是事實獨立,並給予臺灣人民未來的決定權後,看臺灣人是否有勇氣在歷史關頭上勇敢取得法理獨立。

質疑與商榷

讀完本書,我對於作者書寫的意圖感到敬佩,梳理戰後臺灣史需要閱讀大量各界檔案,也需要同時理解冷戰局勢下的各種國內外歷史及其變化。然而卻也同時感到好奇,作者接受林孝庭教授「意外的國度」的看法,卻因此推導出「『意外的國度』就有『意外的國父』」,令我感到相當不解,難道有國,就一定要有國父嗎?國父的定義又是什麼?而且,需要「國父」嗎?再者,真的是「意外」嗎?

影響本書誕生的兩本重要著作:《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左)與林孝庭《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右)

一、他們是「意外的國父」嗎?

林孝庭「意外的國度」指的是「中華民國在臺灣」,在一九五零年代因《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形成。而若林正丈所指的「中華民國臺灣化」,則於「七二年體制」的內外困境下啟動。這些都是起因於國際關係變動的「外部壓力」,作者精確地抓到了這個緊要的切入角度。然而應當商榷的是,做出決定的人是在「具有多樣的選擇性空間」、「非強迫的壓力下」做出決定,還是框架已經架好,只能做「無奈的選擇」?

或許汪浩先生會以「意外」有「accidental(偶然的)」和「unintended(非故意,不自覺的)」兩種意思為自己下的判斷辯駁,因此儘管兩蔣不情願,為了保住權力才做,也仍然意外地成為了國父。那麼我們更應該回到切入角度「國際關係變動」來看,或許製造兩個中國的毛澤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構出「上海公報體制」的尼克森與季辛吉等人,甚至是自 1949 年以後,在東亞採取行動,鞏固住兩個中國現狀的行動者們,才應該是「意外的國父」,因為他們的舉動已經決定了臺灣當時能走的路,兩蔣與李登輝只是按著規畫好的模糊路徑走,在統治基礎來源的外部正當性瓦解時,強化內部正當性來穩固統治權力而已。比起戰後詭譎多變的情勢而言,中美兩方的行動已經是確定的,所以「並不意外」,兩蔣只是在這個確定的模糊地帶中遊走,「有意圖」的採取「權宜之計」。不禁好奇,為何作者要說意外呢?就這點而言, 我嘗試使用汪浩先生事後回溯歷史的方式,發現若硬要為這三位送上「意外的國父」頭銜,或許過於牽強,回到當時的歷史情境中,他們或許也不會同意。

尼克森訪華

二、作者的「台灣化」定義為何?

另外,我們必須商榷汪浩先生的「臺灣化」定義究竟為何?我翻閱若林正丈教授「中華民國臺灣化」的定義乃是:

即所謂中華民國臺灣化,或許可以被定義如下,即 1949 以後出現的所謂「正統中國國家之政治結構(國家體制、政治體制、國民統合意識形態)只統治著臺灣」的事實發生變化的過程。換言之,就是構成正統中國國家之實體的各項制度、意識形態、以及維持這些制度與意識形態存續的各項政策,也就是那些被「量身訂做」的政策與戰後國家在現實上所統治的領域、人民和歷史逐漸相符的一種政治變動過程。………扼要說明其概念,則有如下四種內容:(a)政權菁英的臺灣化;(b)政治權力正統性的臺灣化;(c)國民統合意識形態的臺灣化;(d)國家體制的臺灣化。[3]

也就是說,「中華民國臺灣化」具有多重意涵。然而汪浩先生的意涵是什麼呢?是否僅限於政策面上的「疆域收縮」與「名號變動」?

作者或許會以蔣經國「我也是臺灣人」言論說明「中華民國認同」與「臺灣認同」合而為一,就是一種臺灣化,進行一種補充。恰巧在看本書前,我讀完師大陳佳宏教授《臺灣獨立運動史》一書,對「臺灣人」的定義提出了四種看法:

「臺灣人」一辭至少有「福佬人」、「本省人」、「臺灣島上的住民」、「臺灣民族」四種意義。首先,將福佬人視為臺灣人的同義辭,這是最狹義的用法;次之,政治菁英往往將臺灣人與「本省人」交互使用,指的是一般所謂的「本地人」或「土生土長的臺灣人」(native Taiwanese),用來與外省人(或大陸人)對照用;另外,近來對臺灣人有了更寬鬆的定義:「凡認同臺灣,自認為是臺灣人的人,都是臺灣人。」這種主觀的自我定義,帶著鄉土的認同(territorial identity)之涵義,也就是「臺灣的人」(people of Taiwan)或「臺灣的住民」(resident Taiwanese)的意思;最後,由於臺獨之發展與演變,臺獨者試圖以現代國家觀,進一步嚴謹且具體地將臺灣人想像為「凡是認同臺灣為自己的祖國,願意為她來打拼的人,就是臺灣人」。也就是政治學上所謂的「臺灣民族」(Taiwanese Nation),用來與中國人相區隔。其中第四種意義的臺灣人認同,便是最直接的臺獨認同。[4]

那陳佳宏怎麼看待蔣經國這番話呢?

蔣經國總統晚年於某次談話中嘗自謂「我也是臺灣人」,被許多人解讀是蔣經國對臺灣的一種認同。當時蔣經國已經來臺近四十年,對長年相伴的土地心生認同感,這是極為自然的道理,但蔣對臺灣的認同到底是何種層次,則有待推敲。依據蔣經國之子蔣孝勇的看法,這句話的意思,其實是「除了認同臺灣之外,更希望在臺灣的人民,了解自己也是中國人。」蔣孝勇認為,後來的人沒有強調蔣經國對中國的認同,是一種「斷章取義」的解讀。

蔣經國時期堅持「中國統一」的政策,將臺灣視為中國的一部份,不可能將「臺灣認同」置於其認同的最高層次,頂多是其中國認同框架裡的「次認同」,與中國認同下的「江浙認同」或「廣東認同」相類。所以,蔣經國所謂「臺灣人」之語,並無法掩蓋其最終認同──「中國人」。此臺灣人云云,頂多屬於前述所析的第三種意義即是「臺灣的人」(people of Taiwan)或「臺灣的住民」(resident Taiwanese)。[5]

陳佳宏的說法,或許可以給予本書作者「中華民國臺灣化」的說法一點補充,但同時也指出了是在「中國認同」框架下的次認同而已,這樣的「臺灣化」與若林正丈教授所指的臺灣化,或許仍有不小的差距。

陳佳宏《臺灣獨立運動史》

而正如我在前面指出的,本書強調的「臺灣化」,只能是「政策」上的變動,事實上並沒有「理念」乃至於「建制」、「法理」的改變,他們並沒有轉而認同「臺灣」作為一個法理、事實上都不屬於中國,與中國斷絕關係的現代獨立國家觀,這些措舉頂多只能是「有意圖」的「權宜之計」,這從他們仍然不願意變動中華民國法理仍是「領土治權轄於全中國的合法政府」框架一舉可見,李登輝的修憲雖然有向前一步,但仍然並沒有動搖這個憲法法理上的歸屬,後面的扁、馬、蔡三位總統,也沒有變動李登輝的路線,也就仍是「法理一中,事實上是獨立於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若我多有誤解,或許再請汪浩先生就「臺灣化」多給予補充說明。

三、本書的「國家定位」?

正如我一開始指出的,這本書也在談論著「國家定位問題」。這個非臺灣本土誕生的國度「中華民國」,偶然與臺灣緊密結合(而臺灣則是被迫緊密結合)後,必然面臨著「國家定位問題」,因為「中華民國」與被迫結合的土地,兩者的定位本來即是不同的。因此,當我們商談這個國度,必須理解這國度所具有的數種國家定位傾向,可粗略將其呈現為以下光譜:

統一──獨立的臺灣(中華民國)──中華民國獨立建國──臺灣獨立

光譜中最兩端,為與中國統一(不論是否被迫),和毀棄中華民國憲法與國號、以臺灣為國號獨立建國並取得國際法上的法理獨立資格,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員。光譜中間的「獨臺」與「華獨」,前者的意思為中華民國是獨立國家,法理上仍代表全中國,但目前是為在臺澎金馬上的獨立國家;後者則意指中華民國是獨立國家,但國土僅限於臺澎金馬,法理上僅代表臺澎金馬,不代表中國。[6]

本書主旨,簡言之為中華民國如何從「正統中國」走向「獨臺」,以及預測其後的變化。兩蔣時代或許可以歸類於「獨臺」,李登輝有滑向「華獨」的傾向,其後三任總統,又滑回「獨臺」的立場上。可以說,汪浩先生想要描述的那一條發展脈絡,事實上已經是許多人所認識到的「獨臺」路,這也是汪浩先生所欲描寫、定義與支持的「現狀」。

結論

本書內容所敘述的這段歷史,未曾讓其他研究者們給予兩蔣與李登輝「國父」的稱號。我想,給予這樣的殊榮,除卻對前人的溫情與敬意,也是作者的「史識」吧!

汪浩先生心繫兩岸和平,仍盼望中華人民共和國能夠認識到現有的狀況,在崛起的過程中,突破「一個中國」的迷思,放棄幾十年來武力犯臺的主張,承認中華民國的主權獨立,讓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之間走向正常的國與國關係,或許才是最好的方式。這也許是他寫本書的目的與期許之一。

雖然我心中雖有許多罣礙之處,例如汪浩先生對毛澤東的評價事實上適用於他溫情敬意筆下的蔣介石;退出聯合國的幕後實是兩蔣意圖不明,而使美國友邦無法採取動作,更別提美國早已提供兩蔣替代方案;汪浩先生在〈序言〉中說「臺灣人民」形塑現代臺灣,但書中卻毫無提及;海外臺獨在《臺灣關係法》成立上的影響力;黃克武先生推薦序中雖說:「本書中所徵引的材料都是有根有據,可以覆按,絕無虛構之處」,但也希望能夠將所運用的材料、研究附於書後說明,否則難免仍讓人覺得是否有過度推論或「腦補」的嫌疑等等。但若以一本書的篇幅,有些或許是過於要求。

還原當時的歷史,或許是一件好事,但是否有需要因此為前人安上意義未明、具有造神說法的「國父」,回到我所提問的「需要嗎?」我認為是不需要的,因為歷史情境中每個因素都互相牽扯著,又怎麼能決定性地下這樣的判斷,說他們是「國父」呢?不論是還原歷史或以史為鑑,或許這樣的說法,才是寫史者需要點出的問題,而不宜過度吹捧個人。另外,一個國家。其實未必需要國父、國母,需要的毋寧說是能夠反映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權益的領導者。


[1] 本書內容均可於風傳媒專欄找到未集結成書的版本:http://www.storm.mg/authors/63424

[2] 三段論一中原則即:「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全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神聖領土的一部分。」

[3] 若林正丈著,洪郁如等譯,《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頁15。

[4] 陳佳宏,《臺灣獨立運動史》,臺北縣:玉山社,2006,頁481。

[5] 陳佳宏,《臺灣獨立運動史》,臺北縣:玉山社,2006,頁482。

[6] 本文此方面受益於傅雲欽先生投書民報的此篇文章。〈「華獨」有三派,有好有壞〉,民報,20150817,網址:http://www.peoplenews.tw/news/3860d92b-cc9c-4beb-bb3d-ff09c167b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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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冠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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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味雜陳的人生中掙扎,但有一個卑微的夢想,希望有一天可以用自己的文章和書評,組成一張世界地圖,成為人們導覽世界議題的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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