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大國政治的悲劇──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興亡史

王柯,《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1930年代至1940年代》,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2。

「你的學問回中國,做得了嗎?」

本書作者王柯當年從東京大學畢業後,曾經想回中國工作,但指導教授山內昌之提出的這個問題,卻一語道破他的盲點。[1]因為他的博士論文《東突共和國研究》,研究的是 1944 至 1946 年第二次東突厥斯坦(新疆)獨立運動──這是疆獨組織懷念的輝煌歷史,也正是中國的政治禁區之一。

他的博論以《東トルキスタン共和国研究-中国のイスラームと民族問題》為名出版後,得到日本第十八屆三得利學藝獎。[2]本書《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1930 年代至 1940 年代》,就是在日文版的基礎上,大幅擴寫而成。

王柯分析這段期間新疆的民族、宗教、社會結構、政治體制、經濟,以及國際大國之間的政治角力。為什麼維吾爾人稱新疆為「東突厥斯坦」,以及為什麼疆獨組織要以此命名?透過本書我們得以認識清代以降新疆的歷史,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如何爆發,而這又對中國日後治理新疆造成了什麼影響。

雖然 1920 年代「維吾爾族」一詞才出現,然為行文方便,筆者將與本書一致,採用此名詞代稱新疆多數居民。

日文版(1995)、簡體中文版(2013)、英文版(2018)

清朝治理時期

18 世紀初,清朝消滅準噶爾汗國,將新疆併入版圖。作者指出,清朝作為實行「多元型天下」的非漢王朝,採取「少數民族牽制中國漢人」的統治策略,因此將新疆設為「藩部」,並且是特別的「滿洲軍事自治領」,意外地使新疆成為在「中華」王朝與「烏瑪」(伊斯蘭共同體)之間的特殊地帶。[3]

然而,清朝大臣與當地官員貪污腐敗,加上人民生活貧困,原本逃往中亞浩罕汗國的宗教領袖和卓家族與浩罕勾結,不斷潛回新疆,發動對抗異教徒清朝的「聖戰」,導致動亂不止。清朝派軍平叛,卻造成財政赤字而被迫改易國策,開始允許漢人屯田新疆,因而產生不同民族之間的衝突。

當西北回族於 1862 年叛亂,新疆回民與維吾爾族也發動聖戰反清,隨後浩罕將軍阿古柏更與和卓家族進入新疆,終結清朝在新疆的統治。然而阿古柏隨後將和卓家族盡數屠戮,且為了穩固政權,遂於外交上爭取英國支持,除了想藉此使清朝承認其政權,同時也讓英俄取代清朝在新疆的影響力。

當時清朝為了確保國家存續,需確立未來治國路線,因此出現李鴻章「海防論」與左宗棠「塞防論」之爭。最後,左宗棠勝出,並親自率兵進軍新疆消滅阿古柏政權。清朝面臨近代國家轉型壓力,必須明確劃分國家疆界,這就必須將「藩部」改造成「領土」。所以 1884 年清朝仿效中國內地建省,明確將新疆劃分成中國的領土。

1881 年伊犁條約簽訂,中俄邊境貿易的開啟後,出現了維吾爾族資本家,他們在與同屬突厥伊斯蘭民族的中亞各族往來時,深刻理解鉅變的世界局勢,以及相較之下自身民族的發展落後,理解到必須使民族現代化以應變世局。因此,維吾爾資本家贊助族內青年,前往俄國韃靼人的中心喀山,以及鄂圖曼帝國留學,接受了當地流行的「扎吉德運動」,從中誕生了維吾爾族的近代知識份子,而當他們回來後,在新疆推動「近代維吾爾啟蒙運動」,促進伊斯蘭教、「泛突厥主義」與現代化在新疆的傳播。

民族危機與第一次東突運動

到了民國時代,新疆省縣級以上的職位只在漢人間移轉,維吾爾族完全被排除在外。加上漢人大量湧入新疆形成自己的民族社會,在省政府均為漢人且支持漢化的情形下,新疆的漢族握有巨大優勢與權力,不僅不願與少數民族溝通往來,更歧視少數民族。

另一方面,新疆作為灌溉農業社會,水資源具有高度重要性。因此,高度壟斷水資源的阿克薩卡爾地主集團,則控制了縣級以下的權力,宗教領袖更與其合作,將農地託付給他們管理。在阿克薩卡爾治下,鄉村貧富分化懸殊,許多維吾爾農民成為佃農、雇傭者甚至是奴隸,文盲率高達 96%。

宗教領袖與地主雖形成經濟上壓迫底層的特殊階級,但是種族衝突與信仰掩蓋了階級問題。在漢族與少數民族的衝突中,由宗教上層主導的伊斯蘭司法體系,往往偏袒信仰伊斯蘭的少數民族,依照伊斯蘭教法,做出有利於少數民族的判決。故伊斯蘭教成為少數民族用以對抗漢族的文化與自我認同象徵、對抗漢人掌握權力與優勢地位不滿情緒的載體,以及團結對外的號召,從而掩蓋了階級矛盾。

此時,位處社會下層的維吾爾民族,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上皆受到壓迫,陷入巨大的生存危機。最先感知到這個危機的,就是近代維吾爾啟蒙運動下產生的維吾爾知識份子。作者認為,1933 年第一次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所創立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正是由維吾爾知識份子與宗教領袖們試圖解決危機的產物,他們能有機會發起獨立運動,乃是因為新疆上層政治出現劇變。

1928 年,對少數民族一向採取懷柔手段的新疆軍閥楊增新,遭部下樊樹增及金樹仁刺殺。金樹仁握有大權後改採高壓統治少數民族的手段,更派軍隊強行徵稅,又推動改土歸流以鞏固政權。這引發少數民族上下層一致的憤怒。1931 年哈密爆發起義,當消息傳開後各地陷入烽火,1933 年第一次東突運動於南疆爆發。

作者指出,「東突厥斯坦」一詞也是此時才進入維吾爾族的想法中。這是由維吾爾知識份子帶回來的模糊概念,「突厥斯坦」即「突厥人的土地」之意。東突厥斯坦相對於蘇聯轄下中亞西突厥斯坦,指的是新疆省,或南疆,或包括哈密盆地。維吾爾知識份子更批判漢人的名稱「新疆」,喊出「東突厥斯坦是東突厥斯坦每個人的東突厥斯坦」,表現出反抗其他民族壓迫與統治的意志,以及維吾爾族萌生的民族和領土意識。

哈密起義的少數民族將漢人移民屠戮殆盡,顯示出民族之間的巨大仇恨。同時,宗教人士鼓勵發動伊斯蘭「聖戰」,1930 年代東突厥斯坦意識開始普及,成為團結人民的力量。這也是即使採用近代化制度,但國名卻取為「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實行政教不分的原因。

蘇聯的陰影

此時,新疆高層政治再度出現更迭,金樹仁遭到暗殺,爆發內戰。當時掌握新疆最強軍事部隊的盛世才,最後取得實權。然而,國民政府也想趁機奪取新疆,而且自哈密起義後,1933 年新疆省政府只能控制迪化及周遭地區,盛世才若想充分掌握權力,只能在向國府屈服或尋找外援鞏固統治之間擇一。他最後選擇的是後者,尋求的外援對象是蘇聯。

對於蘇聯而言,正擴大對中國侵略的日本儼然是在遠東的最大敵手,隨著中國反日情緒高漲,已受國府正式承認的盛世才其實對日本懷有敵意,蘇聯得以順此勢拉攏盛世才成為同盟。再者,支持盛世才既不得罪中國亦不破壞遠東局勢,還能擴大蘇聯在新疆的影響力,取得戰略資源阻擋日本進窺內亞。

對於盛世才來說,既不願受到國府控制,也要抵抗少數民族軍隊進逼,再加上恩人郭松齡死於日本之手,從地緣、私人利益和情感上考量,他唯能依靠蘇聯。雙方因此一拍即合。

盛世才(1895-1970)。(Source:via Wikipedia

蘇聯提供所有盛世才需要的援助,並協助他分化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的總統和加・尼亞孜(Hoja Niyaz),以及總理沙比提・大毛拉(Sawut Damulla)之間的合作。前者是哈密與吐魯番起義的領袖,後者則是近代維吾爾知識份子集團領袖、領導南疆獨立運動的主導者。當和加・尼亞孜拘捕沙比提・大毛拉交給盛世才,只存在 85 天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遂告覆亡。

蘇聯雖以共產國際名義指派大量中國籍成員協助盛世才,但在盛世才—蘇聯的雙重政治結構中,蘇聯駐迪化領事與省政府各部的蘇聯顧問才是事務的主導者,盛世才名義上雖為首長,但實則形同空殼。

盛世才雖然表現出與蘇聯充分合作,也任命少數民族領袖擔任要職,但蘇聯與少數民族領袖的往來十分密切,使盛世才恐懼蘇聯扶植少數民族領袖取代自己。因此,雙方暗地裡權力爭鬥不斷,導致盛世才 1937 年和 1940 年發動兩次政治清洗,並在 1942 年蘇聯於蘇德戰爭中失利時,與蘇聯徹底決裂,倒向國民政府。

蘇聯隨後中斷經濟援助,但盛世才遭遇的困境不僅如此,新疆的經濟在與中國連結後隨之崩潰。引狼入室的結果,就是 1944 年底國民政府在邊界集結軍隊,逼迫盛世才交出實權。最後,孤立無援的盛世才被迫離開新疆。

攝自本書 99 頁。

第二次東突運動

與此同時,第二次東突運動開始了。

1943 年,在北疆伊犁區、阿勒泰區和塔城區,已有由親蘇維吾爾知識份子、逃亡到蘇聯的少數民族領袖領導的「民族解放組織」活動,他們吸收各階層的少數民族,有許多人希望像蘇聯的民族加盟共和國一樣,建立自己的國家。然而,作者指出,這些組織背後的支援者皆是蘇聯。蘇聯提供武器、資金、人員等協助,在 1943 年扭轉對德戰爭劣勢後,更增強支援幅度。各組織起初雖是獨自行動,蘇聯後來將之整合,形成第二次東突運動。

伊犁區的成員是第二次東突運動的核心,主事者是親蘇維吾爾知識份子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Abdukarim Abbasow)。他說服後來成為「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主席的宗教領袖伊力汗・吐烈(Ilhan Tora)一起舉事。因為伊斯蘭教在新疆最具動員力量,伊力汗・吐烈是動員維吾爾社會參加「伊斯蘭聖戰」的要角。

1944 年 11 月 7 日伊寧爆發起義,蘇聯軍隊、解放組織成員與中國軍隊展開激戰。到了 12 日,「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在伊寧宣布成立,這正與第一次東突運動中,宣布「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成立的日子,是同一天。

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國旗。(Source:via Wikipedia

在蘇聯的協助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建立完善體制,更統合伊犁、塔城與哈薩克族佔多數的阿勒泰區,成為其領土。

東突政府內部也形成雙重權力結構:一派是伊力汗・吐烈為首的宗教人士和少數民族領袖等傳統勢力;一派為親蘇維吾爾知識份子、蘇聯顧問與蘇聯軍人,蘇聯領事是他們的幕後指導者,握有實權,控制著不受東突政府約束、最重要的軍隊與內務部。

因此,政府委員會與主席伊力汗・吐烈實為空殼。東突共和國無法獨力與國府對抗,為擊敗國府軍不得不向蘇聯妥協,但雙方的鬥爭,直到東突共和國滅亡前皆未停止。在伊力汗・吐烈運用宗教與民族仇恨動員對抗中國人的「聖戰」,加上蘇聯軍隊直接參戰下,1945 年 7 月東突共和國向各地發動「三線作戰」[4],大有席捲新疆全省的氣勢。在蘇聯以重砲、裝甲車甚至是轟炸機的兇猛攻勢下,中國軍隊全力抵抗仍無力回天。

此時的東突擁有一統新疆的氣勢。但在 9 月上旬東突軍隊進逼迪化之際,軍事行動卻嗄然而止。

大國政治的悲劇

停止作戰命令是蘇聯直接下達的。1945 年下旬世界大戰行將結束,英美在雅爾達會議上以中國權益作為蘇聯出兵的交換品,中蘇雙方經折衝樽俎後,中國最後同意外蒙古以公投決定是否獨立,換取蘇聯不提供東突、中共支援,在東北對國共雙方均保持中立,確定蘇聯不干涉新疆事務。

蘇聯決定犧牲東突換取外蒙獨立。1946 年,蘇聯不僅停止軍事行動,也迫使東突從戰爭轉向談判。蘇聯領事與中國代表張治中合作協助談判進行,東突代表團更被迫自動從國家代表降為「地區代表」前往談判。至此,東突共和國的主體性與能動性已然不存,伊力汗・吐烈等人的權力已被架空。

作者指出,在談判過程中,以具有長期留蘇經驗、與蘇聯關係密切的阿合買提江・哈斯木(Ehmetjan Qasimi)為代表團主導者,顯然是為了在交涉過程中展現蘇聯的意志。最後,1946 年 1 月 2 號,阿合買提江・哈斯木與張治中簽定的《中央政府代表與新疆暴動區域民眾代表之間以和平方式解決武裝衝突之條款》(《十一條和平條款》)。在簽署後三天的 1 月 5 日,蒙古人民共和國宣布獨立。[5]

簽署和平條款使東突政府內部與民眾之間產生巨大混亂。親蘇維吾爾知識份子皆轉為支持蘇聯路線,伊力汗・吐烈雖極力反對和平條款,但在蘇聯援助全面撤離、親蘇維吾爾知識份子與之敵對,以及東突經濟全面崩潰的情況下,大勢已去的他被蘇聯押回阿拉木圖。隨後,東突政府發出最後一個決議,改造自身為中國地方政府,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正式滅亡。

1949 年國共內戰結果趨於明顯後,新疆北部的伊犁、塔城、阿山三區向中共輸誠。但是令人費思的事出現了:這三區的領導人在搭機經蘇聯前往北京參與新政治協商會議時,卻在蘇聯「意外」墜機集體身亡。最後,由一向聽話的賽福鼎・艾則孜(Saypindi Azizi)前往北京表達服從。12 月,中國人民解放軍隊進入三區,新疆再度回歸中國。

徘徊於生與死的夾縫間

作者認為宗教因素、地理位置和蘇聯的支持,無疑是第二次東突運動得以成功的關鍵,而大國自身的利益與現實外交,則是東突滅亡的重要原因。

兩次東突運動中,伊斯蘭教一直是凝聚所有少數民族,甚至動員跨國界突厥伊斯蘭民族的關鍵。但因為第二次東突運動中親蘇維吾爾知識份子的介入,使得伊斯蘭並沒有被納入國名。同時,也因為第二次東突運動完全仰賴蘇聯支持,而毀滅了自己。這突顯弱小的少數民族獨立時,仰賴大國雖是必要,然而容易喪失自身主體性,最終只會成為大國政治的棋子與犧牲品。

作者提醒,東突雖然反對漢族壓迫,內部卻出現「大維吾爾主義」。在《消失的「國民」》一書中,作者提出「民族鏈」的概念,指出在新疆少數民族中,存在「烏茲別克(塔塔爾)—維吾爾—哈薩克」的民族階層觀,烏茲別克、維吾爾等族認為自己在文明與信仰上是傳播者,比哈薩克族更高等。

因此,政府主席伊力汗・吐烈是烏茲別克人,許多佔有重要部會位子者均為親蘇的維吾爾人或塔塔爾人,但人口最多的哈薩克族,卻只擔任一個無足輕重的部長。哈薩克族在政府內毫無發言權,人口比例與影響力不成正比,導致哈薩克對東突、蘇聯毫無向心力,旋即反叛。

最後,作者指出,第二次東突運動之所以具有意義,乃是因為當時東突獨立並非不可能,這給了後世維吾爾人緬懷的光輝過去,以及努力的未來與理想。也因為東突運動,所以中共在民族政策下了許多功夫,希望藉由「自治」表達民族合作,消弭「獨立」情緒以及保持國家「統一」。

然而,東突運動深根於維吾爾族心中,加上中共因民族政策失敗,是東突運動死灰復燃的原因。在無法消弭獨立運動的情況下,為了持續控制新疆,中共統治政策日益激烈,不惜強制以漢族之姿同化維吾爾族。[6]

作者認為維吾爾族面對的困境是:1991 年蘇聯解體,中亞突厥伊斯蘭民族諸國「被獨立」;無法參與以國家為單位的「突厥語國家」串聯;哈薩克的發展與壯大。這讓自認居於上位卻沒有國家的維吾爾族,有著巨大孤立感與心理衝擊,使得維吾爾族追求建立獨立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心態更強烈。

從歷史、近因與現況來看,維吾爾族至今仍在獨立(生)與中共的鎮壓、同化政策(死)之間徘徊,苦苦尋求自身的出路。

省思

閱讀本書,我想到中國往往抨擊英美等西方國家亡華之心不死。然而,歷史上吞噬或分裂中國疆土最多的,是俄國與蘇聯,對此卻很少看見中國針對俄國作出抨擊,其中的原因著實耐人尋味。

反觀臺灣,過往仰賴國際灰色地帶維持獨立運作,在現今日益險惡的國際情勢中,內部分歧卻日益加深。自身主體性尚未確立,在生存上則被逼得越來越只能倚靠美國。臺灣能夠在不完全依賴美國的情況下,於險惡的國際政治中維持能動性嗎?在大國政治下尋求出路,臺灣能否找到比過往東突更好的解決方式,是需要深思的課題。

讀畢此書將能領略作者的態度,是希望藉此呈現東突獨立在地緣政治及各方考量下,皆是不可能完成的現實。但作者與中共並非沆瀣一氣,他在其他著作亦多次表明,唯有廢除錯誤的民族政策與高壓統治,推行民主政治和不分民族的「國民」身分,使人民均認同「中國」這個政治共同體,才是化解曾是多民族國家的中國,因為「單一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錯誤的民族政策以及衝突所導致的不安與動盪,進而走向更好的未來。


[1] 於淵,〈專訪王柯:極端的民族主義,一定是與世界為敵〉,端傳媒,20171114。

[2] 參見維基百科「三得利學藝獎」詞條。

[3] 「多元型天下」的統治模式,參見拙文〈從天下王朝到民族國家,中國至今仍未完成的轉型之路〉

[4]三線作戰,指的是 1945 年 7 月後東突的武裝部隊「民族軍」在三條戰線上向新疆各地發動進攻的階段:北線是攻打東突根據地伊犁區北方的塔城、阿山兩區,鞏固、連結各地的武裝根據地;中線則是朝著新疆省府迪化進攻,接連奪取烏蘇鎮、精河等要地,直抵瑪納斯河西岸,與國府軍形成對峙;南線則是越過天山山山脈向南疆進攻,接連攻陷拜城、庫爾干、阿克蘇舊城等地,直逼阿克蘇區首府阿克蘇城下。

[5]由於本書未描寫到東突共和國與國府簽訂《和平條款》後的歷史,筆者在此補充後續發展。東突領導人此後在蘇聯與國府間左右逢源,利用外交情勢、國府的退讓、條款中規定的民主選舉,甚至運用群眾暴力破壞對己不利的選舉結果,進一步擴權和製造混亂,使張治中理解到不可能和平解決問題,從而灰心離職,東突此舉也在確保蘇聯在新疆的利益。而在張治中離職後,國府採取「以夷制夷」的策略,改用維族右派的知名人士麥斯伍德(Masud Sabiri)、伊敏(Mohamed Imin)、艾沙(Isa Yusup Alip Tekin)等人任省府主席與高官,制衡東突的種族號召力,因為這些人正是當年「近代維吾爾啟蒙運動」中的新式知識分子之一,不過他們主張泛突厥主義,仇視蘇聯與共產黨。但國府在內戰失利下,最後改派親蘇的包爾漢(Burhan Shehidi)任職,包爾漢最後也帶領新疆省府向中共投誠。

另一方面,東突內部也產生路線衝突。親蘇的阿合買提江・哈斯木壓制、取代了親中共的元老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以確保蘇聯利益。直到國共內戰情勢明朗後,才在史達林的允許下,調整態度迎向中共。

東突過去所控制之地,也在此後維持著省中之省的半獨立地位,保障了蘇聯在新疆的影響力。此一情況直到中蘇同盟破裂、中共反右、反地方民族主義、人民公社等政治運動後,逼使 6 萬以上人們逃往蘇屬突厥斯坦,隨後王震帶領「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進駐填補該地空缺,這才結束東突地區的半獨立地位,以及蘇聯對新疆的影響力。

[6] 可參看公視近來的相關報導〈中國高壓控制維吾爾 青年往西逃 20180106 公視全球現場深度週報〉,或者〈被遮蔽的南蒙古、東突和圖博〉粉絲頁也一直提供相關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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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冠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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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味雜陳的人生中掙扎,但有一個卑微的夢想,希望有一天可以用自己的文章和書評,組成一張世界地圖,成為人們導覽世界議題的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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