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日本的百年戰爭,到中共的悲壯使命——《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的預言

林房雄著,許哲睿譯,《大東亞戰爭肯定論》,臺北:八旗文化,2017。
《大東亞戰爭肯定論》書影。

你聽過「一億總懺悔」嗎?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政壇喊出「一億總懺悔」的口號,言下之意,日本全體國民都應為戰爭反省、道歉。當時甚至有政客認為,必須派使者到各國去道歉。日本在戰後沉溺於罪己的反省氛圍中,這或許是自己給自己的,也或許是戰勝國強加給日本的觀念。無論如何,在美國投下兩顆原子彈後,投降的日本開始唯唯諾諾的面對自己的歷史、垂首於戰勝國的史觀之下。

大東亞戰爭肯定論》一書是林房雄(1903-1975)在 1960 年代的著作。作者在早年時是著名的左派知識份子,宣揚共產主義,卻也因此入獄。並在獄中發表「轉向」聲明,放棄過去的共產思想。戰後美國代管日本時,占領教育與左翼史觀開始在日本流行,曾經的左派學者林房雄卻在此時挺身而出大力批判。

本書即是當時林房雄的論述集結,乍看之下標題極為聳動,讓人不免懷疑是否是再次歌頌「大東亞共榮圈」、「八紘一宇」、「聖戰」等戰爭理想的著作。但林房雄已明言,這樣的書寫策略肯定乏人問津。事實上,他也無意替下一場「無謀的戰爭」思想體系鋪陳。他真正想要論述的是,替終戰 20 年後的日本,找回一點自信與尊嚴。

當時日本國內對於二戰的主流解讀方式有三種,分別是(1)民主戰勝法西斯,即美國的「太平洋戰爭史觀」。(2)英美帝國主義與日德帝國主義相爭,即蘇聯的「帝國主義戰爭史觀」。(3)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抗日戰爭史觀」。

綜觀上述三種史觀,林房雄無法理解的是,為何親中的名嘴要宣揚「日本應感到羞愧」?只因為這些名嘴在北京時,地方的居民介紹市內的廢墟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破壞的痕跡,但那卻可能是圓明園的遺址(1860 年為英法聯軍所毀)。至於在原子彈的受災地廣島,刻著「不再重蹈覆轍」的紀念碑。在邏輯上若是美國人所立也是合情合理,但弔詭的是,立碑者卻是受難的日本人。

林房雄認為,這些反映日本人的「罪人意識」跟戰敗後的癡呆症狀。在罪人意識下產生的顛倒邏輯,孕育出的這種「懺悔錄」是無法稱為歷史的。雖然戰爭不論哪國用什麼名義進行,都是犯罪。可是林房雄強調,只由日本人來背十字架,戰爭恐怕永無根絕之日。

當然,這並非集體負責、集體卸責的推託之詞。畢竟戰爭就是犯罪,所以本書欲講述的,是從日本自身出發的歷史,即「東亞百年戰爭」的史觀的建立。「百年」是林房雄的核心概念──無論讀者將這場東亞戰爭,定位為太平洋戰爭、八年抗戰還是十四年對日戰爭,都忽略了日本自身的歷史脈絡。這些都是日本百年戰爭的一部分而已。林房雄希望國民能放棄那些由外國強加在日本人身上的史觀,重新肯定自己的國家與自身的歷史。

「東亞百年戰爭」是日本長達百年抵抗「西力東漸」的歷史,但他的起點既非薩英戰爭(1863)或馬關戰爭(1863-1864)也非黑船事件(1853年),而是從弘化年間(1844-1848)外國的船艦頻繁的出沒在日本海開始。當時的幕府與諸侯為提防外國船隻,在沿海興築砲台,且在「攘夷論」的流行下,政府標榜「富國強兵」進行一連串的政策。從這個角度思考,黑船事件不過是東西衝突的起點。

本書將戰爭的起點,上追黑船事件之前的弘化年間,是因為戰爭不單單發生在戰場上,更主張萌發於人民的思想中。承繼這個脈絡,明治時代 50 年間的軍國主義教育更是直接造就了一整個世代的孩童,隨時等待著戰爭的到來,只要戰爭一開始,全體國民就能合作。換句話說,日本在戰爭上的「思想準備」早在戰爭前開始。

薩英戰爭與馬關(下關)戰爭雖然是由日本戰敗作結,但日本於弘化年間培養起來的戰爭意識與戰備技術,並沒有讓敵國佔到多少便宜。這徹底地讓列強明白,日本無法擊潰、亦不投降。不過日本戰敗的事實,也讓開國派取代攘夷派成為主流。而攘夷派與開國派的鷹派鬥爭,不斷拉扯著兩方人馬的敏感神經,即便他們有著共同的目標──抵禦西力。

在傳統論述中,總認為攘夷派與開國派勢不兩立。然而林房雄確認為恰巧相反,開國正是儲備攘夷人才,也是攘夷派曲線救國的實踐。可惜,開國即攘夷這份僅存於「心中的計畫書」卻漸漸遭到遺忘。開國與攘夷的紛爭還進一步成為政府內鬥的導火線。

只是,曾幾何時抵抗「西力東漸」的日本,同西方國家成為侵略鄰國的惡鄰呢?

19 世紀末日本躁動一時的「征韓論」提供了一個合適的觀察角度。在攘夷派尚未被開國派壓下前,江戶幕府的海軍負責人勝海舟(1823-1899),在其對韓政策中即明確的提到,未來的日本軍事發展應:

擴充海軍,設置軍營在兵庫、對馬,其中之一設於朝鮮,最終延伸至支那,三國合縱連橫,對抗西方諸國。(頁118)

然而礙於清朝對韓國的影響力,以及考量到清朝對日本的猜忌,該政策最終沒能成功,還因韓國拒絕日使節,導致日韓關係惡化。不論如何,我們都可以看到,日本初期本欲藉韓國與中國組成東亞聯盟共抗西方。

明治維新後,新政權並不穩固,政府重臣木戶孝允(1833-1877)主張政府應派遣使者赴韓再試水溫,假若韓國態度惡劣則出征韓國凝聚國內向心力。該策略引起激烈的爭辯,政府隨分裂成「武力出擊派」與「內政優先論」,還爆發了「明治六年政變」(1873),最終以「內政優先」派獲勝,「武力出擊派」等政要辭職引退。

即便如此,後世的左派史學家還是批評征韓論是「藉口在俄國侵佔韓國前先由日本佔領並做為侵略中國的橋頭堡,並且由對外爭戰轉移內亂的危機」。誠然,征韓論在明治初年是沒能成行的,但往後在甲午戰爭後,日本兼併朝鮮還是成為事實。

在本書中,日本侵略韓國的史實並沒有被掩蓋,只是林房雄再次強調兼併朝鮮是作為「日本的反擊」的「東亞百年戰爭」中的一環。因此「征韓論」真正要處理的目標,實是存在於朝鮮背後的「大國」,即大清帝國與俄羅斯帝國。尤其是後者露骨的南下政策。日本最終要抵抗的敵人仍是「西力東漸」、是歐美列強。

然而,日本深信在與俄羅斯作戰之前,必須先與清朝作戰。因此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兩場戰爭的根本是「阻止俄羅斯侵略亞洲」,是明治維新的國內體制改革在階段性完成後,與「富國強兵」思維下的日本民族主義反擊才對。

在民族主義的膨脹下,原本期盼著組成東亞聯盟共抗西方列強的日本,也漸漸由盼著東亞共榮的「王道精神」質變為稱霸東亞的「霸道精神」。當國家利益互有衝突的情況下,民族主義便會長出尖牙,當那顆尖牙更加茁壯,即被稱為侵略主義、激進民族主義、帝國主義等名稱。

新興國家的民族主義,大都因為抵抗外國壓力而產生,國內改革與自我解放達到某種程度,就會轉為擴張政策,一如日本對韓政策從「合邦」到「兼併」轉換之速。這是民族主義與生俱來的尖牙與利爪。

這樣的轉變,還可以從中日關係中窺見。脫離歐美的殖民,重建新中國一直以來都是中國革命黨人的希望。明治維新之初,日本對中國革命黨人的支援也從未少過。只是眼見滿洲國與盧溝橋事件相繼而起,中日互信也逐步瓦解。

追求獨立自主的中國,也在戰後內戰成為美蘇勢力角逐的戰場,這是歷史的無常也是無情。相信不論是毛澤東還是蔣介石都深刻明白,亞洲的終極敵人應是西方列強的殖民主義,只是當日本強行的武力侵占時,中國也只能尋求蘇聯、美國等列強的協助。至此,日本集結亞洲之力共抗西方列強的算盤,整個被打亂。日本反倒成為亞洲孤軍,持續著這場必敗的戰役。

日本的「東亞百年戰爭」在 1945 年結束,或許基於韓國、中國的民族主義而言,日本戰敗是正義的展現,是其應有的報應。但在林房雄的眼裡,這樣的心態是建立在自身國家利益受損的「民族主義」仇視之上,他撰寫此書也不為「合理化日本至今所走的腳步與日本的現狀」。只是在歐美列強未離開亞洲之前,逃過日本也逃不過俄國影響。不然,現在的中國和韓國的分裂是誰製造的呢?

從戰後的局勢來看,日本在「大東亞戰爭」中成功的破壞了殖民帝國於 19 世紀在亞洲建立起的均勢和統治結構,且戰爭期間被日本占領的土地中,沒有一處在戰後被舊殖民者完整的拿回去。將日本當作片面加害亞洲的加害者真的是坦率面對歷史的表現嗎?

對林房雄而言,這場戰爭會被挑起,是由於中國帝國的衰敗與弱化,才由日本這個小國「代表」東亞各國,持續打了「能在戰鬥獲勝,卻贏不了戰爭的百年戰爭」。直到落敗而去,日本才有機會退居歷史舞台的幕後喘息。

儘管「東亞百年戰爭」已然結束,但東亞的問題卻仍存留著。林房雄認為諸多因日本戰敗而獨立的新興國家,多是「低度開發國家」,本身存在諸多的矛盾與難題。而這批新興國家中又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受矚目,而中共本身也自認為這些新興國家的「希望之星」,未來勢必更加強調反美,反蘇聯鬥爭也是可預見的未來。

因此林房雄稱呼這是「中共的悲壯使命」,因為中共無預期的繼承了日本的「東亞百年戰爭」。林房雄也預言,在可預見的未來,日本毫無作為戰爭核心的條件,如過在未來東亞要發生戰爭,主角不在會是日本帝國,而是「中共帝國」。

在 2018 年的今日,回頭審視林房雄在 1960 年代以「東亞百年戰爭」史觀,貫穿史實後所呈現的圖像,不禁讓人驚訝戰爭的威脅並沒有離開過亞洲。臺灣、日本、南韓與美國的結盟勢力,正持續著與中共、北韓等國家維持著緊張關係。而目前的和平恐怕不過是百年戰爭中的「思想戰」階段。不禁讓人捫心自問,我們是否在不知不覺中也已經接受了「戰爭即將發生」的意識。

近年中國崛起,讓人不禁擔憂中國是否會在「國內改革與自我解放達到某種程度,就會轉為擴張政策」。而臺、日、韓等國的處境也更加詭譎。作為東亞的一分子,其背後的美國勢力是亞洲的救贖,還是作為其勢力延伸的觸角呢?或許我們都可以試著戴上林房雄「東亞百年戰爭」的有色眼鏡,重新審視每段國家的歷史、乃至於國際局勢,想必會是另外一番風景。

最後,林房雄撰寫《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很大的成分可歸咎於戰敗後日本的「進步派」歷史學家們無止盡的醜化、扭曲日本歷史的詮釋。他立基於日本為主體的討論,對於非日本民族的亞洲人而言,恐怕很難理解文中的脈絡,乃至於信服他的論點。但撇開對日本的諸多主觀想法,林房雄在書中反駁「醜化歷史」的力量也是力道十足,雖然難以用隻字片語介紹完全。但他在書末引用西尾幹二〈我的「戰後」觀〉一章,或許可替他的思想下個結論:

就算我們一直以來打的戰爭是「帝國主義戰爭」,必須稱為是對中國或各個鄰國進行的侵略行為……即使假定我們必須稱自己的過去為「惡」,我們也必須肯定這個過去的「惡」。……第一,就算加以否定,也無助於改寫歷史。想要把過去當成「惡」清算的動機,其柔弱性質只不過是種盡其可能忽視過去的現在利己主義而已。制裁了「過去」,「過去」就會消逝了嗎?改正了「錯誤」,「錯誤」就會變成幻影嗎?(頁 614)

歷史是門有趣的學問,帶上有色眼鏡,同一份史料卻可能有上百種解讀。受日本侵略的亞洲國家,恐怕會將這樣的言論視為逃避責任的發言吧。但林房雄強調的就是勇敢的面對這些「惡」,就必須要承認自己的罪惡。一如前述,過去的愚蠢,只要反省就不愚蠢了嗎?唯唯諾諾的否定自己,罪惡自己過去的歷史,只會讓自己在未來某一天又輕易的被否定吧?!

暫且撇開枯燥的歷史論證,林房雄的歷史觀在台灣這塊身分認同撕裂的土地上,或許有值得借鑑之處。在「轉型正義」方興未艾之際,該如何面對威權時代的遺留和黑暗的歷史,林房雄「抵抗歷史偽造與全面否定、醜化民族精神」對於「惡」的肯定,或許有助於我們延伸思考的觸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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