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十四個筆名,書寫一個時代的香港──談煙斗文豪丘世文

作者:黃力

丘世文,香港作者,一生愛讀書,1951 年香港出生,1998 年 10 月 21 日因腦癌壯年去世。他三十歲不到,與陳冠中等合辦《號外》雜誌,曾以超過十個筆名在《號外》發表文章,其中包括以筆名顧世蒙發表的小說〈周日牀上〉、以筆名胡冠文發表的成長回憶〈在香港長大〉和城市生活觀察〈愛恨香港〉,並於 1980 年代中期結集,由當時知名,2008 年結業的博益出版集團分別出版單行本。1997 至 1998 年,現亦休業的青文書屋將這三書再版,《在香港長大》和《愛恨香港》併成《看眼難忘──在香港長大》出版,另出版他 1996 和 1997 年的《明報》專欄結集《一人觀眾》。

及至 2016 年,成立兩年的一人出版社美藝畫報社,將《周日牀上》第三次出版;及至今年,就是《在香港長大》。當時我見到另一版本的《周日牀上》,心中暗喜,將之購下。對台灣讀者而言,丘世文似較其他香港作者陌生──瘂弦邀他把其中一篇〈周日牀上〉轉載至《聯合報》副刊,已是 1982 年的事;中文版《讀者文摘》則於數年後轉載《在香港長大》裡的〈邂逅中環──難忘第一次印象〉和〈我背叛了尤敏〉,之後不論在香港或其他華文社會,網上討論他的文字亦不算太多。記得丘世文的讀者不算太少,但似未及為人廣知,如果如此,為何要重出丘世文的書?我邀美藝畫報社的梁譽齡(Benedict),為我也為讀者解疑。

有關丘世文

Q:我小學時經《讀者文摘》讀到胡冠文其中兩篇成長回憶,慢慢的得知有丘世文其人。大學最後一年從同學買到三本青文版的丘世文著作;然後就是青文出版的《顧西蒙的信》,以及突破出版,還沒有讀的《同行四分一世紀》。你甚麼時候開始認識丘世文,經過是怎樣的?

A:我十六歲開始讀《號外》雜誌,《號外》不時會刊登丘世文的文章,有時候其他作者在字裏行間會提起這個人,又例如週年紀念的專輯就會有雜誌成員的介紹,知道他是雜誌的元老之一。現在刊登在書裏和書腰上的作者照片,就是當年為《號外》某次週年紀念而拍攝的。那是我對他的第一個印象:一個吸煙斗的文豪。後來讀青文出版的幾本著作,才較集中和全面的認識他和他的作品。不過那時候他已因病離世。

Benedict:「那是我對他的第一個印象:一個吸煙斗的文豪。」(美藝畫報社提供)

Q:我對丘世文記憶和描寫的精細印象很深,也喜歡他常常自省,寫得坦白,文字易明也溫和,儘管他用典不會比學人少。你記得的,和你喜歡的丘世文寫作特色又是甚麼?

A:文學只是一個人的某一部份。但一字一句的優劣皆源自這個人的半生如何做人;源自個性、態度、人格、修養、一個人的本質等等。這些比文學風格更重要、更有決定性。字句只是一時一刻的表達。對我來說,丘世文是一個罕見的優秀的人,人的本質比文章更有價值。

丘世文生前雖然出版過幾本小書,但沒有被當成作家。《號外》亦是小眾讀物。丘世文是早期《號外》的編輯之一,由於當時雜誌欠缺資源招聘作者,所以他用了很多個筆名去寫不同題材和風格的文章,以顯示雜誌的作者陣容鼎盛。例如筆名顧西蒙寫職場生活、筆名胡冠文寫年少舊事、筆名尤明寫時事趣聞,筆名趙思宏寫社會現狀,等等。他共有十四個筆名,這些全部加起來,才是丘世文。不過大部分的文章,在他生前都未有結集成書。

一個人同時間撰寫大量不同類型的文章,本身是一種香港特色,像五六十年代的劉以鬯之類的專業作家,不過丘世文並非以寫作為生,他白天上班,下班後回家才讀書寫作。他瘋狂地寫是為了興趣和一份知識份子的自覺性和責任感。

若說文字特色,簡單地說,丘世文的寫作特色是他的學識淵博,思維複雜,情感深切,行文融合了古今中外的文學修養和語言,例如一段文字可能夾集了文言、白話、俗語、口語、英語。這種風格繼承了二十世紀初廣州一帶的三及第通俗文學的特色,同時反映著戰後香港的文化混雜和多樣性、隨意性和創造性。這種風格在華文世界似乎頗為獨特。丘世文的文字風格就是一種香港風格。

Q:如果你要給讀者解釋為何值得讀丘世文的書,你會怎樣說?

A:丘世文本身就是一個值得學習和欣賞的人。而在這個年代的香港,尤其是文化界,很少這樣的人。這是我再版他的著作的主要原因。他的作品記錄了很多 1950 年代至 1980 年代香港的趣事,就算對丘先生本人沒有甚麼認識或興趣,他的作品都是了解香港、硏究香港的上佳消閒讀物。

Q:我這端比較樂觀:像丘世文的人,像丘世文般寫的人,不同時空都可能有,未至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但在日後的香港,我不敢肯定。你又如何看?

A:像丘世文、以及他的同伴陳冠中和鄧小宇,他們是他們一代的精英,現時香港的文化界的確很少這種人,亦缺乏他們年少時候的英殖香港所能提供的成長空間和空閒──過去五年,稍為有學識的年青人整天都在關心或參與政治抗爭,都或多或少心在戰場上,再加上求生困難生活迫人,哪有餘閒和心情鑽硏文化和讀書做學問?

另一方面,擁有他們的性格亦未必有他們的品味、擁有他們的學識亦未必有他們的才華、擁有他們的理想亦未必有他們的品格。這是最大的問題。丘世文是從小到大一心一意忠誠地買書、讀書和著書的人,新一代的文青似乎普遍欠缺這種比自己生命更重要的理想,通常對喜愛的事物都是蜻蜒點水的、一知半解的。

不過香港仍有一些不可多得的公共知識份子,如林行止和陶傑,亦有臥虎藏龍的讀書人。樂觀地想,不同時代出產不同的人吧。

黃力有的丘世文著作。左起青文版《一人觀眾》、青文版《看眼難忘》、美藝版《在香港長大》、青文版《周日牀上》、美藝版《周日牀上》、《顧西蒙的信》及《同行四分一世紀》。

Q:丘世文寫了不少回憶文字,也留下不少當時實錄供人憶往,《一人觀眾》至少也有兩篇談記憶的文章──他是香港人,他記性很好,而我們常道「香港人很善忘」,哪怕善忘的較可能是說者想大家記住的「大事」。所謂的香港人善忘和丘世文的善記,是衝突還是互補?

A:香港人的善忘其實是貪新忘舊,原因是香港社會日新月異轉變急速。另一個原因是生活迫人,唯有得過且過,生活沒有滿足感,所以無心裝載「現在」,希望都在明天。

丘世文一來因為記憶力特強,二來因爲珍惜過去所以珍惜現在,又因爲珍惜現在所以珍惜過去──所有的現在都會成為過去;所有的過去都是曾經珍惜的現在。丘世文的記憶力特強是天生的、遺傳的(他的爸爸也是記憶力特強),亦因為他有心裝載。同時間,丘世文十分喜愛「記憶」這個學術題目,亦十分重視記憶的社會意義。

他寫過一個名為《在香港長大》的電影劇本(生前未有發表),這個劇本的主旨,我認為,就是一個人的成長經歷的個人意義,以及一代人的成長經歷的社會意義。一個人的生存意義都儲存在自己的過去。

有關重出丘世文

Q:為何想到要重出丘世文的書?經過是怎樣的?

A:十分簡單和單純:丘世文是我最喜歡的香港作家、他的著作已經絕版了一段日子、新一代並不知道香港曾經有這個人。經過就是:我委托一位號外的前資深主編黃源順做中間人,向丘世文遺孀周雅麗查詢重新出版丘先生全部著作的可能性。數月後丘太相約見面洽談。就是這樣。對我來說,是十分難以置信,因為我的出版社並沒有甚麼往績、沒有規模、沒有知名度、沒有市場地位。所以是十分感恩的。

Q:從兩個「一開始」(認識丘世文和決定要重出他的書)起,你的想法有沒有變化?

A:兩個答案:

一,沒有變化:十多年前我就想出版丘先生的著作,不過編輯的過程令我對他有更深層的認識,書中的每句話我都反覆地讀過很多次。

二,有變化:因為香港的社會形勢和文化土壤愈變愈壞,我覺得這是一個重讀和重新發現丘世文的適當時機。

美藝版《周日牀上》封面。(美藝畫報社提供)

Q:我第一次在《周日牀上》的書腰見到「丘世文逝世二十週年紀念」時,那時是 2016 年,他去世十八年。兩年兩書(《周日牀上》2016 年再版,2017 年就是《在香港長大》),也聽說你打算把丘世文的書全數再版,「丘世文逝世二十週年紀念」會否成了某個緊箍咒,或是你會順其自然?當明年(2018 年)他逝世二十週年時,你除了繼續重出他的書,會否有其他活動或打算?

A:時限上是有一點壓力,因為同時間我亦要兼顧其他工作,不過現在我不再打算在二十週年之前完成整個出版計劃,因為香港這個狹窄的市場無法容立一個作家在同一時間出版八本作品──以暫時已經出版的兩本書為例:一本 656 頁,一本 528 頁,暫時我仍未知道有讀者能夠完全讀完這 1184 頁。所以根據觀察,這個出版計劃是在不斷理性地放緩。我亦不希望二十週年代表句號,然後緊接遺忘。所以雖然這個出版計劃名為二十週年紀念,其實是二十週年的前後五年,大概是每兩年出版三本吧。畢竟我們每天都是看手機擦臉書的時間居多。

至於明年,暫時沒有太多計劃,一來,我們沒有資源和人手,二來,一個作者缺席的推廣活動是比較「虛」,難免會淪為一種賣花讚花香的「秀」。丘先生是一個謙遜的人,大鑼大鼓的事情並不恰當。當年他與文學界也沒有甚麼交往,他不會四出自我宣傳,也不會找人撰寫推薦文章。不過二十週年的時候是會舉辨一個座談會的。如果各大報章文化版和雜誌編輯沒責任性的興趣,我亦不會向他們勉強推銷,就好像當我聯絡本地書店要求寄賣書籍的時候說:這是丘世文的新書──然後我還需要多說甚麼呢?不過有些店員是很年輕的,那就另作別論。

美藝版《在香港長大》封面。(美藝畫報社提供)

Q:我留意到《周日牀上》和《在香港長大》有不少丘世文的照片和手稿,丘世文在世時的博益版和青文版都不見。把它們加在新版的原因是甚麼?你認為丘世文會介意把它們加進去嗎?

A:一般來說,這類照片和手稿的附錄是已故作家或七旬老作家的專利(自傳除外)。又一般來說,稍為自重的嚴肅作家當然會有點介意刊登照片甚至被拍照片的。但因為作家已不在人世,處理方式就不同了,而且這是「全集」,重點放在作家身上了;我們是透過編輯和出版去整理他的人生和文化貢獻。而丘世文這個例子,是「生命」比「作品」更高的。

說回「丘世文會介意把它們加進去嗎?」這個問題,在《在香港長大》,我放了一張照片,是年幼時候的丘太周雅麗與丘先生的同窗好友周立基的合照(他們是兄妹)。這張照片沒有丘世文,但這是兩位丘世文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可能有讀者會覺得奇怪,但我會一廂情願認為:丘先生是會喜歡看見這張照片的。而這張照片的對頁,我放了一張丘先生在同一地方拍攝的獨照(恰恰是一個客廳的兩面)──把書本合起來的時候,他們就在互相看著對方,共處一室。

Q:沒有連載的〈周日牀上〉,或者譚國基也不會給丘世文寫信,自然也就沒有《顧西蒙的信》──這回重出丘世文,又給你帶來怎樣的新知舊雨?他們怎樣知道你重出丘世文的書?他們聯絡你,你有甚麼感覺?

A:出版計劃剛開始時,我與丘先生的親友在咖啡店見面,開了一個簡單的創作會議,出席的有丘太、丘先生的二哥丘自強、丘先生的好友譚國基,看見他們坐在一起,我就想像得到丘先生多一點,想像得到他的日常。那時候我連他的聲音也未聽過。後來又有一次我被邀出席一個《號外》的活動,見到《號外》的元老陳冠中、鄧小宇、劉天蘭、岑建勳坐在一起,那刻我又想像得到丘先生多一點,想像得到他們一起辦雜誌的情景。十分奇妙。

創作《周日牀上》時期的丘世文,約1981年。(美藝畫報社提供)

有關美藝畫報社和其名字

Q:知道美藝畫報社因為 2014 年佔領運動時,你想記錄金鐘佔領區而開始,但為甚麼叫「美藝」「畫報社」?

A:因為約 2012 年的時候我計劃出版一本雜誌,名為《美藝畫報》,所以出版社就順理成章名為美藝畫報社。後來因為欠缺資金,所以一直未有出版。到後來爆發雨傘革命的時候,我想立刻出版一本免費派發的小雜誌去記錄這件事情,所以就順道把「美藝畫報社」註冊了,以這個名義出版。

Q:你是特意把美藝畫報社為你的一人出版社嗎?一人出版,事事得親力親為,聽說你亦有正職,會否令你覺得做一本書花時間花得更久?對於做書時間的長短,你有話想說嗎?

A:所謂一人出版社,是資源所限,並非意願。我希望公司能夠有一百位員工,一星期出版一本書。但每事親力親為是必須的──有些書是需要慢慢「浸」出來的,例如丘世文的書,因為作者已故,我與他亦並不認識,你需要整個人浸在𥚃面一段長時間才能夠把它理解透徹、疏理妥當、反覆編輯、才能夠作出每一個很小的決定──因為大部分的小決定其實都是代作者而作的,所以有時候亦會在心裡向作者「諮詢」一下,希望一切決定合適妥當。

後記

經 Benedict 通信的中途,我沒頭沒腦的把他誤稱為 Dominic,Benedict 給我更正了。Benedict 和 Dominic,都是羅馬天主教裡有名的名字。誠然訪問誤稱對方名字實是大忌,但若此事給熟黯天主教的丘世文得知,他又會如何的寫來呢──畢竟,他寫人家的錯處確有一手,《周日牀上》和《在香港長大》裡邊已讀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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